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冯至

杜甫的死年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一七五年。在这长久的时间内，中国经过许多变化，我们眼前的世界自然不是杜甫所看过的世界了，但是杜甫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却一天比一天更为亲切起来。尤其是近几年，杂志上常常见到关于杜甫的文章，书局里有关于杜甫的书籍出版，学术界也常有关于杜甫的讲演，使人感到，拨开那些诗话与笔记之类在他周围散布的云雾，而露出他的本来面貌与真精神的时日好像快要到了。

一个过去的诗人在百年后，甚至千年后，又重新被人认识，又能发生作用，在文学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人们把这现象称作“某某的再生”。所谓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于“同”，有的由于“异”；前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在过去某某诗人的身上发现相同点，起了共鸣，后者是一个时代正缺乏某某诗人的精神，需要他来补充。以近三十年而论，在民国十年左右，青年人的情感经过“五四”运动得到解放，但是无论在政治上或社会上以及两性的关系上都不易寻得出路，于是陷入感伤的或彷徨的状态，所以后主词，《漱玉词》，甚至《饮水词》和《两当轩集》都成为当时一般青年心爱的读物。这是由于'同'。至于同时兴起的对于屈原的不断的研究与推崇，可以说是由于“异”，因为《楚辞》里那样丰富的想象，强力的表现，浓挚的深情，正是当时所缺乏的。再以介绍西洋文学而论，在为自由而战斗的高潮中，谁不会神往于拜伦的英姿呢，等到情感泛滥得不可收拾时，歌德也有人感到需要了。——这“同”与“异”的两个因素，我们不愿意估计它们价值的高下，但如果我们给它们下一个比喻，那应由于“同”者，有若寻友，由于“异”者，有若求师。寻到了朋友，可以哀乐共享；可是得到了良师，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自己还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获得。

现在我们虚心和杜甫接近，因为无论由于同，或是由于异，我们两方面都需要他。在“同”的方面，我们早已片断地认识杜甫了；当国内频年苦于军阀的内战，非战思想最普遍时，《兵车行》一类的诗成为学校中流行的读物；在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初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则一再被人引用，引用者甚至有的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出处。可是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写赋敛之繁，《枯棕》、《客从南溟来》诸诗最为沉痛；“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贫富过分的悬殊而产生的不平在“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这两句里写得多么有力；“丧乱死多门”，是一个缺乏组织力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的命运。这还不够，命运还使杜甫有一次陷入贼中，因此而产生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诸诗，这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同时他又替我们想象出，一旦胜利了，那些被敌人摧残过的人民必定快乐得“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可惜我们现在很使那些只待献香醪的人们失望!)

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同时我们却也惊心地看到，中国的文化在这一千多年内实在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这中间尽管有过两宋的理学、清初的汉学、晚明(一个黑暗时代)的所谓性灵文学，而这些与一般的人民是不相干的，一遇变乱，人民所蒙受的痛苦与杜甫的时代并没有多少不同。由于这些“同”，我们需要杜甫，有如需要一个朋友替我们陈述痛苦一般。但是如果我们不止于此，再往下想一想，为什么与杜甫同时而又与杜甫同享盛名的李白与王维就不能这样替我们说话，他们不是同样经过天宝之乱吗?这样一问，杜甫就不只限于是我们的朋友了，他对于我们已经取得了师的地位。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更需要他。

杜甫在秦州，囊空如洗，只'留得一钱看'时，写过这样两句：“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诚然，在当时，无知恶少都可以“谈笑觅封侯”，“乡里狐白裘”更不是难事，杜甫舍此不求，而自趋于'艰难'，这是他认定的道路。另一方面，他“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他在他的诗里也屡屡提到“庞德公”，对于隐逸生活不但称赞，有时还羡慕，但是他不能这样生活。他四十四岁时“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五十五岁经过十多年流离的痛苦，仍然是“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他之所以这样，正因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是他的性格。他坚持他的性格，坚持他的道路，在他深深地意识到“吾道竞何之”，“处处是穷途”时，则宁愿自甘贱役，宁愿把自己看成零，看成无，——但是从这个零、这个无里边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创造出惊人的伟大。这样的生活态度，在中国的诗人中是少有的，怕只有屈原能与之相比。这里边没有超然，没有洒脱，只有执著：执著于自然，执著于人生。

中国的自然诗很多，但是有谁写过像杜甫从秦州经同谷到成都一路上那样的纪行诗，使人“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的呢？这是一段艰险的路程，这些诗不仅是用眼看出来的，也不是用心神会出来的，而是用他饥饿的身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在中国诗人中更有谁把一个时代整个的图像融汇在像杜甫在天宝之乱前后与夔州以后所写的那样的长篇巨制里的呢?只有做人执著，做诗也执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才会有如此惊人的成绩。杜甫不但毫无躲避地承受这些“艰难”，他还专心一意地寻找“艰难”。“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掣鲸鱼于碧海，是艰难的工作，他却执著地要这样做。因此动物界里的马与鹰，自然界里的大江与落日，在他的诗里都得到适当的地位；人间的悲壮感与崇高感在他的诗里也得到充实的表现。另一方面，他并不缺乏翡翠兰苕的优美感，他写过“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他写过“鹅儿黄似酒，对酒爱鹅儿”，但这只是他暂时的休息，正如他走入某寺院，游某山庄，精神上感到一时的舒快一般，走出来他面前仍然是艰难的现实。这类的诗，以他在长安任左拾遗与初至成都时写得最多，（这两个短期也诚然是他生命里两段暂时的休息）——就是这一部分诗也足足抵得住一个整个的王维!

杜甫由于这种执著的精神才能那样有力地写出他所经历过的山川，那样广泛地描绘出他时代的图像，使我们读了他的诗，觉得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都亲切。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

作者简介：

冯至（1905年9月17日—1993年2月22日），原名冯承植，直隶涿州人，现代诗人、学者，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曾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作《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杜甫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