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是如何互怼的——福山与阿西莫格鲁的对话

五年前，一本基于学术研究的通俗读物一经出版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那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现已转入芝加哥大学）合作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下文对两位作者简称AR，两人还有一位重要的合作者Simon Johnson，故三人形成了大名鼎鼎的AJR组合）。阿西莫格鲁可谓智慧与勤奋并存的学者，研究兴趣涉及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与分配不平等、国际业贸易等多个领域，所发顶级期刊论文的数量、质量以及速度让同辈学者望洋兴叹，其影响从经济学蔓延到政治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多个领域。2005年，38岁的阿西莫格鲁荣获克拉克奖，此奖项主要表彰40岁以下在美国任教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其得主有40%在平均22年后获得诺贝尔奖；2006年入选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士；2012年荣获欧文-普莱恩经济学奖（The Erwin Plein Nemmers Prize in Economics），获奖者中也有半数在日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思想基础在作者十余年前的研究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对“殖民遗产”（2001）以及“财富逆转”（2002）的讨论。从那时起，阿西莫格鲁等人就近乎偏执地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谷歌学术搜索来看，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一文的单篇引用量已经过万，这是绝大多数学者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而阿西莫格鲁的文献被引量已经有十万有余，正在朝着其前辈道格拉斯·诺斯的十二万奋进。

当然，对阿西莫格鲁诸多研究的批评也一直不绝于耳——从理论框架到历史资料再到分析工具。而作为一本通俗读物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更是难免商榷与质疑的声音，其中包括同样是畅销书作者的弗朗西斯·福山。

在中国，人们对福山并不陌生，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至今时常拿出来被批判。福山是十分“能写”的作者，而且写的都是“大书”，其中许多书已经被国内翻译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译丛”一口气翻译了福山为人熟知的《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以及“不那么熟悉”的《大裂断：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重建》、《国家建构： 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等等。实事求是的讲，福山的著作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乃师亨廷顿的风格，视野宏阔、文笔激昂，加之时而有“惊人之语”，因此一经出版便圈粉无数。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良心译者也为福山的思想传递到汉语世界助力了一把，因此上述著作在豆瓣评分均在7分以上（最为人知的那几本更是获得了8.5+的好评）。将福山列为“畅销书”作者一点也不为过。

福山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书评发表于美国时评杂志The American Interest。文章开头福山同样将这本著作列为“大书”（big book）的行列。同时不忘吐槽：相较于作者之前研究论文，这本书没有搞的回归分析或博弈模型满天飞——这让普通读者还是能够看懂的。

福山首先简明扼要的总结了作者的观点：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好的政治制度则尤其重要，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好政策的副产品的话，那么糟糕的政府可能使得一些有益的政策措施（如国际援助）变的无用。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新颖，自诺斯以降的制度经济学家均秉持这样的论断。福山觉得阿西莫格鲁所谓“攫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与“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ion）与诺斯等人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到的“权利限制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和“权利开放秩序”（open access order）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福山认为，AR并没有确切的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未能未能很好的在其宏大理论的框架下完整的铺垫历史事实。

福山认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所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概念界定：到底什么是包容性/多元主义制度和攫取性/绝对主义制度？作者在概念使用上过于宽泛，导致整本书直至结束也没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故而极大的削弱的本书的解释力度。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并非简单的民主制度，而是集民主、权威、法治等诸多要素的混合体。但福山（以及其他许多学者）觉得，AR的这种颇具“取巧”的做法（将所有好概念糅合成一个好制度）可能面临概念内部诸因素互不“兼容”的情况：例如亨廷顿（膜老师——福山习惯于此）在多年前就指出政治制度的发展可能是不协调的，扩大政治参与可能会破坏政治稳定。

单单对本书的批评远不能让福山过足瘾，接着，他把尖峰指向了整个经济学界：和许多经济学者书写的历史一样，AR的解释与事实之间有极大的出入。例如，AR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败源于从包容性共和国向绝对主义帝国的转变，但在福山看来，这简直是南辕北辙。抛却罗马帝国的权力与财富在奥古斯都之后两个世纪里的持续增长与繁荣，即便是东罗马帝国其在15世纪之前也一直保持了领先地位——从共和国时期寡头政治想帝国时期高度发达的法律体制的转变，反而增加罗马的活力并解决了共和国末期所存在的政治动荡等严重问题。

作为对中国颇有关注的学者，福山认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分析框架最难解释中国发生的经济奇迹。虽然当前中国与几十年前已经更具包容性，但是按照AR的标准与欧美等国的差距依旧十分巨大。福山说，在包容性制度的匣子了中国既没有这又没有那，但为什么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呢？虽然作者认为这套体系不能持久，但一个无法解释现如今如此庞大经济体的理论终究是存在极大的缺憾。当然，在黑中国方面，福山和阿西莫格鲁达难得的达成一致：I actually agree that China will eventually crash.

最后，福山语重心长的说，研究者还是好好的利用既有的社会科学词语——如国家、法治、民主、世袭主义、庇护主义——来解释国家兴衰吧，而不是造一些新词来糊弄人。

福山的批评是相当很犀利的，而且很大程度上直击要害。针对此，发文狂魔阿西莫格鲁自然也做出了一些回应（甚至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以回应各种有关这本书的评论）。

文章的开篇不免客套一番：“虽然有褒有贬，但我们很乐意收到各方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提出的宝贵意见。”接着作者马上话锋一转：“福山的辛辣的批评却颇为不同。我们本着‘誉之不喜,毁之不怒’的原则欲将其自动忽略，但由于别人多次询问我们对于这篇批评的看法，因此我们勉为其难，简单的对福山的批评做一下回应。”

首先在继承性的问题上，AR承认他们的确沿袭了诺斯的开创性事业，但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即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首要作用。相较于诺斯等人更加强调商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制度形态所发挥的作用，AR认为作为冲突结果的政治制度是型塑经济制度的关键，进而形成了特定的创新和投资环境。总体而言，作者的研究的确建立在《暴力与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却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在概念界定上，AR认为包容-攫取的区分的确是二元对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包容性/攫取性制度，以及世界政治的制度光谱仅由这两种制度组成。在书中作者已经说明，作为两端的制度形态存在很长的“灰色地带”，大部分国家处于灰色地带之中，而本书所展示的是许多攫取型制度走向包容型制度的故事。以中国为例，中国虽然没有建立充分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却在通往包容性经济制度的道路上迈出了虽有限却关键的步伐。

而在理论框架之于中国发展的解释力上，AR觉得福山的批评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在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十五章专门就此有过专门讨论。正如人们不会因为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就认为计划经济在创新、分配和保持增长方面优于市场经济，事实上今天中美经济的差距依旧大于70年代美苏之间的差距。如果中国凭借现行制度在人均财富上达到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水平，那时才能证明分析框架是错误的。同时AR强调，攫取型制度同样会取得经济增长，只不过这种增长无法持续。

文中同样有来自技术层面的反击，以暗嘲福山在方法论尤其是量化研究上的无知。最后，阿西莫格鲁等很大度的说道，他们的理论并没有国富国穷的争论画上句号，日后工作的推进，还请各位指摘。

Dan Slater（他的文章，参见Dan Slater: 强国家的民主化之路；Dan Slater：改变威权主义——对苏哈托“新秩序”的案例研究）曾幽默的说，现在书架上99%的书都是无用的。而在那1%的经典中，又可以分为“伟大”（greatness）与“完美”（perfectness）两类，并拿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与马洪尼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参见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当代比较政治的扛鼎之作）做对比：前者提出了具有洞见与冲击力的论断，开辟了新领域，开启了持续的争论，这类“伟大”的作品往往会获得更多的关注；而后者通过严谨的设计、精致的推论和丰富的资料，极具说服力地回答了该领域的核心问题进而结束了相关争论，但这类“完美的作品”反而无法获得那么大的影响力。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正是产生争论的“伟大”作品，他与他的合作者将制度经济学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招致了各方面的批评，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他的意义与价值。

但在另一方面，阿西莫格鲁虽然囊括了包括克拉克奖在内的诸多荣誉，但是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还缺少关键一步。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旨在表彰那些在原创性理论与开拓性工作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诚然阿西莫格鲁影响巨大，但在思想的原创性上依旧遵循着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即便方法技艺上日臻成熟，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超越诺斯在上世纪所形成的分析框架。阿西莫格鲁能否获得诺奖，关键不在于能否超越诺斯，而在于能否超越自己。

反而在政治学领域，阿西莫格鲁为民主与专制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中（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中译本将原版的主标题降为副标题，并自行加了主标题《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作者区别于传统的如经济发展、阶级关系、文化传统等假说，提出了政治博弈在政体发展中的作用。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 （The Johan Skytte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素有政治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2017年的得主便是经济学出身的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鉴于经济学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以及量化研究、博弈论在政治科学中的滚滚洪流，阿西莫格鲁是否可以凭借自己的研究在政治学界再获桂冠，其结果真的未尝可知。

而另一位对话者福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他开启的争论其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一点不亚于阿西莫格鲁。但是在美国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福山似乎并不为科班出身的研究者所推崇。虽然福山在2015年斩获约翰·斯凯特政治科学奖（也是其中唯一一位“高级研究员”而非“教授”），但他貌似没有一本著作在美国政治学会或社会学会下设的分会（如“比较政治学”、“政治与历史”、“发展社会学”、“比较与历史社会学”等）获得过最佳著作奖——即便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两本“巨著”亦是如此。福山没有也不可能习得亨廷顿那般的睿智，反而将亨廷顿的一些缺点扩大了。例如，很多学者批评亨廷顿不够严谨，在实证材料和因果推导上存在许多偏颇——然而如《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样的著作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果，不能以现代的眼光苛求。然而作为活跃在21世纪的学者，如果依旧拿着预言或者开处方的手法指摘江山，那么其研究纵容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也难免如“大多数螺丝都没有拧紧的巨轮，航行在海上摇摇欲坠”。福山或许和他恩师一样，并不愿意将自己看作是political scientist，而更喜欢“战略家”的定位（可能有些拔高），或者干脆是“政论家”——撇开那些自娱自乐的学者而干些有社会效益的事情。当然，即便是在学术意义上福山的研究也有很大的的价值，尤其是一些反思性观点值得学者们加以关注。

一位兼具“学者、作家、诗人”多重身份的国内政治学者以《如何到达丹麦》为题对《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序，认为“如何走向丹麦”——即如何形成一个既有法治、又有民主、且政府高效廉洁的国家——是此书希望回答的问题。作者总结了福山的观点，一是国情，二是发展顺序。在全文的最后作者提到了福山书中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周边国家充满血腥战乱、政变、高度贫富悬殊，而这个国家却有“中美洲的瑞士”之称。历史上哥斯达黎加不是没有过内战与政变，但是1940年代保守派与左派“各让一步”的妥协使政治发展得以可能。作者认为，“无论什么政治配方、以什么发展顺序出现，政治家的妥协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因此“到达‘丹麦’之前，还是要先到‘哥斯达黎加’去”。

诗人与作家可以将世界描绘成田园诗歌的美好境界，但社会科学所需揭示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虽然哥斯达黎加相较于拉美绝大部分国家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就，但是该国并没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贫富悬殊的社会分化严重制约着国家进一步发展。同样被西方编织的“神话”还有毛里求斯、博兹瓦纳、智利等等。事实上，“通往丹麦之路”其实不过是童话版的“历史终结”而已。中国的巨轮何去何从我们尚未可知，但对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希望通过路经哥斯达黎加而到达丹麦，或许只是美好的幻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