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作家•年集备选•散文】士人的悲哀‖红尘过客(山西)

作者简介】

红尘过客  原名侯兆玉,山西广灵人。高中教师,喜爱文史哲,生活经历丰富,阅尽人间沧桑,漂泊半生,仍然坚持孤独的追寻。

《中国百佳传世经典诗歌(散文、散文诗、小小说)年鉴(2018卷第一部)》作品入编工作已经启动。

《中国百佳传世经典散文年鉴(2018卷第一部)》备选作品

士人的悲哀

----红尘过客侃历史之一

作者:红尘过客(山西)

深夜初秋,花香月明,蛩鸣天籁,翻阅史籍,忽然发现,五千年华夏文明,两千年专制社会,竟掩盖着一个惊人的道理,那就是:流氓得天下,士人治国家。

那个喊出“彼可取而代也”的恰恰是“学书学剑两不成”的项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史记·项羽本纪》)。创立了400年汉家天下的也不是文人儒士,而汉高祖刘邦在仅仅是个小小的亭长(乡派出所所长兼巡逻队队长)时就口吐狂言“大丈夫当如此也”,对于儒生,动不动就把人家帽子解下来,往里边尿(“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至于读书人,充其量就是给人帮闲忙,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乾纲独断雄霸天下,他们从来就没想过,也不敢想。一部《三国演义》寄托了多少读书人的理想,那个被罗氏描写的近乎完人的诸葛丞相,其实只是千千万万读书人的意淫而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刘备在夷陵之战后在白帝城托孤,“丞相啊,我快不行了,但是汉家的江山得传承下去啊。我知道,刘禅没有什么才能,但是你的才能可是一等一的,至少是曹丕的十倍,太子呢,如果能辅佐就辅佐,不能辅佐呢,你就把他取代了吧。”(“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如可辅则辅之,如不可辅,汝可取而代之。”——《三国志·先主传》)(本节548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许刘备说的是真话,也许刘备是在试探孔明,但是就这么一句话,诸葛亮吓得要死,赶紧叩头,直到血流满面(“亮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瞧瞧,这就是读书人的德性,最终累死在五丈原中,才获得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荣誉称号。而那个他奋斗终生辅助的刘禅却在诸葛死后的26年后,面缚與榇降了魏国(“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馀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艾执节解缚焚榇”——《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做起了悠闲自在的安乐公,并且“此间乐,不思蜀”。

“流氓”一词源于何时,遍阅《词源》《词海》及百度词条,可谓五花八门,见仁见智。但最核心的意思只有两个,流者,动也,氓者,外来民也。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土地与劳动力密不可分,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农业生产,就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是为本,而把那些流动人口通通称作游民,是为末,把手工制作叫做奇技淫巧(“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先事农“——《管子·牧民》)。后来流氓的词意发生了变化,特指不务正业通过无赖手段获取收入的人,也指品行不端。

研究古代历史,也包括近代,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流氓的程度与成就的事业正好成正比。刘邦与项羽,两个人都是无赖,都不误正业,但是流氓手段一对比,孰优孰劣便见分晓。(本节547字)

项羽的祖父是楚国名将项燕,有贵族血统;刘邦的的父亲叫刘太公,用现在的话就叫刘老汉或刘老头,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是典型的贫二代加农二代,因此刘邦就流氓得更入骨更彻底。估计那个没有公务员编制,只是城管性质的巡逻队队长也是因为刘邦本人能吹会侃才找的临时工作。

鸿门宴,这是堪称中国第一宴会的盛宴。项羽本可以把刘邦集团一网打尽,面对杀机四伏的场面,刘邦可谓极尽讨好之能事,最终使项羽动了恻隐之心,史家叫“妇人之仁”,最后纵虎归山,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再看刘邦,被楚军追得急急如丧家之犬时,三次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女儿跺下车去。对不起,没有了老爸,就不会有你们,老爸得先活着,老爸活着才是硬道理。对待儿女如此,对待父亲太公也是有过之无不及。

当太公被项羽放在煮滚的油锅准备烹之来威胁刘邦时,刘邦微微一笑(微微一笑很倾城嘛),兄弟啊,咱俩共同在怀王手下工作,那咱就是哥们嘛,既然咱俩是哥们,那我的老爸就是你的老爸嘛,你现在要煮咱爸,我也没办法,不过,你不要忘了,一定得给我分一碗汤啊(“吾与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高祖本纪》)。

面对如此的流氓哥哥,项羽想不败都难。威胁不成,还认了个干爹,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我们看好了,正是因为刘的流氓手段高项一大截,才使得处于劣势的汉军集团以弱胜强,最终成就了400年的汉家事业。(本节577字)

儒释法道文化构成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基本格局,而在这四种文化中,最为知识分子钟情并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无疑是儒家思想。从研究基本物理开始,到自我修身最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就是所谓的“修齐治平”。

儒家思想为知识分子开出了一副通往光明坦途康庄大道的药方,多少读书人为之皓首穷经趋之若鹜。统治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硬是通过政府行为,把儒家文化定格为主流价值观,把那些士人套进了名利圈里、富贵场中。

也难怪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矣”。到了宋真宗时,干脆毫不掩饰地说,同学们啊,要好好读书嘛,想要美女吗?书里有;想要钞票吗?书里有;想发大财吗?书里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贤相,而且最好能够碰见一位圣君,圣君贤相就成了治理国家的最佳楷模。武王与周公,刘备与诸葛,苻坚与王猛,至于问鼎最高权力,读书人既无魄力,也无志向。承平时代做宰相,乱世之秋当谋士,是读书人的唯一选择。

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是儒家指出的一条既艰难困苦又极具诱惑的路子。正是这条路子让读书人形成了固有的思维模式,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好好为人民服务。(本节506字)

佛教是外来宗教,虽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尚难定论,但是,一般认为是两汉之际从西域传入的。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有适合自身生存的社会生态;二,统治者与民众的态度;三,本土宗教的接纳与融合。否则就会水土不服中途夭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佛教传播的际遇实在是太好了,这三个条件,它无一例外的全赶上了。

先看第一个条件,佛教传入中国时,儒学的独尊地位已经保持了一个多世纪。早在武帝时,西汉政权就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儒学为一尊。再加上西汉政府的推行与提倡,儒学在汉族政权统治的区域内已经根深蒂固,深入人心。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是为读书人开出的药方,虽然路漫漫,但至少还能看到一丝希望。可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儒学就未必那么实用了,甚至连精神上的慰藉都无法做到。这又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让佛教钻了空子。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是宗教产生和传播的最佳时间。其中道教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后面我们将进一步提到。到了魏晋时期,五胡乱华汉祚南迁,我国继春秋战国之后又迎来了大分裂时期,儒学的独尊地位彻底被打破,为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社会生态。(本节534字)

再看第二个条件。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宗教情结是很淡漠的。中国人的原始崇拜是从始祖开始的,从炎黄到汤武,从尧舜到周孔,虽然这些人物有的仅仅是传说中的,但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从一个侧面说明祖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尊宗故敬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但是,民众也是人,他们同样需要精神安慰。而现实的社会环境是政权走马灯似的变换,从西晋到十六国,从东晋到南北朝,漫说普通民众,就是统治阶级,也感到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这样,佛教所宣扬的,脱离现实世界,把人引到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这种说法正好成了他们的精神鸦片。

而统治者除了也需要精神安慰外,他们还意外地发现佛教跟儒学一样可以为自己服务。它的教义,叫人逆来顺受,正好可以麻痹人民。这样一来,统治者不但不灭佛,而且还进一步提倡,这和民间一拍即合,完成了官方与民间的精神沟通。佛教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所以才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观场面了。

第三,佛教传入中国,实际上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佛教的中国化,二,中国的佛教化。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佛教必须入乡随俗,适应中国的气候土壤。也就是说,不进行自我改造,佛教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本节502字)

这一点,经过佛学大师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努力,终于在唐朝时期完成了。本来是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最终与儒道分庭抗礼,三分天下。极具戏剧意味的是,佛教产生的故乡,却在十三世纪把它彻底赶了出来,让中国成了它的第二故乡。

我们现在天天讲国际化全球化,其实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只不过内容是宗教。看来阿三觊觎中国不是一天两天了,要知道,宗教侵略可比军事侵略厉害多了。

第二个问题,前文讲过,中国是没有宗教的,道教的产生要比佛教的传入晚的多。但是中国有比宗教还厉害的儒学,它的顽强抵抗,任何一种宗教都无法与其平分秋色。佛教要想传入,就必须跟儒学妥协,这一点佛教做到了。

你儒学不是讲仁吗,那我就不杀生嘛,你不是讲义嘛,那我就不偷盗,总之,你说的仁义礼智信,我换一种方式与你榫接,这你应该接受吧。但是你儒家就没有硬伤吗?你不就是规范了一些社会道德嘛,宇宙的起源呢,人类的生死呢,“未知生,焉知死”,你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我解决了。

看,儒学没办法,也只好接受佛教的一部分。这样,儒佛的交流与融合,最终完成了佛教与儒学的自我改造,二者和平共处水乳交融,走过千山万水,走过春夏秋冬,一直走了现代与今天。

儒学也好,佛教也罢,无非是道德和精神的两把剪刀。这两把剪刀,剪去的是人的精神自由,套上去的是人的道德桎梏,而手持剪刀的正是历代的统治者。(本节579字)

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你不是要拿那斗斛量粮食吗?那我就把斗斛偷走好了;你不是要拿权衡称东西吗?那我就把权衡偷走算了;你不是要拿仁义拯救这个社会吗?那我就把仁义偷走算了(“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庄子·胠箧》)。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知识分子是最早被套上这种道德枷锁的一个群体,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似乎在这个社会里,自己早就被定义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本来就缺乏刚性的儒学,又融入了佛教的内容,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给你伸过去,这样一来就把这些知识分子奴化得更彻底了。

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才逐渐固化,所以精明的统治者看出来这一点,极力的推崇知识分子,让他们把这种奴性进一步发扬光大,最后实现全民奴化,好好的做个顺民。就像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就是做奴隶做稳了的时代,或做奴隶做不下去的时代。

但是,偏偏有些统治者,就是奴隶也不让人民往下做。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小,在民间就会涌现出一批市井无赖来(我把他们通通叫做流氓),揭竿而起,推翻了暴虐的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权。(本节529字)

于是流氓不再流氓,但毕竟是无赖出身,自身素质有限。于是,他们立马花大价钱收购天下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粉饰与妆点,手中的剪刀又开始悬在民众的上空,一代又一代地剪下去。

我们可以拿水浒来证明上述理论的正确性。梁山集团的两任CEO,一个晁盖,一个宋江,晁天王是里正出身,来自社会的基层,而且是农村,文化程度不会太高,就懂得哥们义气。所以在梁山草创阶段,打出的旗号是替天行道,没有核心竞争力。

而宋江是小吏出身,又经常干一些写写画画的工作,文化要比晁天王高一些,在个人理想方面,也曾经写出“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豪迈诗篇,并因此引来杀身之祸。但他毕竟是小知识分子,最高的战略目标就是受朝廷招安,并和自己因为没有科考成功而无法实现的人生价值紧紧结合起来,核心竞争力就是忠义堂。

再看李逵,不但来自基层,而且绝对文盲一个,除了在男女关系方面没有污点外,其他的坏事如吃喝嫖赌、杀人越货,他都做得出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正因为如此,他就敢说,“那鸟皇帝我哥哥也做得”,“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啥时候到东京去,砍了那鸟皇帝”。

李逵文化最低,所以有杀皇帝的想法;晁盖比李逵强些,打出来替天行道的旗号;至于宋江,文化最高,理想也就最低,那就是做个循吏顺民,文人的德性在宋江身上体现无遗。(本节536字)

“儒表法里”的文化格局维护了古代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表面上温文尔雅的统治者们,提倡的是“以孝治天下”,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让广大的臣民誓死效忠自己。但是,撕掉这层神秘的面纱,统治者就会露出原本狰狞的面目,杀伐就成了他们另一种重要的统治手段。

但是,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民众的意识迟早也要觉醒。到了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时,陈李等人终于向儒教发出挑战了,打出了“打倒孔家店”旗帜,把孔子的牌坊掀反了。

实事求是地说,儒家确实一度被统治者利用,它提倡的“礼治”,实质是把人的生活等级区别开来,实现社会面前人人不平等,这些都是糟粕。但是,儒家也有精华,它的积极入世思想,它的民族精神,它的民族气节,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相对于法家,儒家是继承的多,批判的应该少,真正值得批判的是法家,它才是统治者致命的武器。但是很遗憾,陈李等人没有看出来,结果是,儒家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法家却完好无损。到了文革时期,把儒家的一点点精华扫荡得荡然无存,迄今为止,儒家也只能剩下糟粕了。

穿越时空的隧道,打开尘封的历史,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一幕幕重复的历史悲剧,让我们往往掩卷沉思,慨叹不已。也许,我们今天还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本节507字)

明史专家孟森指出,在历代专制王朝中,只有汉与明得国最正。想那无赖起家的江湖大佬刘邦,高举“兴义兵,诛暴秦”的伟大旗帜,仗剑斩蛇,率先入关,与关中父老可谓好话说尽,好事做完(“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

然而当他一统天下乾纲独断时,流氓本性就露出来了。当那首著名的摇滚歌曲“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蒙士兮守四方”响彻汉家天空时,他还会想起那些父老乡亲吗?当末代皇帝刘协被迫把汉家江山禅让给妹夫曹丕时,他能否回过头来眺望一下他的老祖宗,发出这样一声哀叹“高祖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翻阅史书,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轻轻转了一个弯。清初重臣张廷玉在评价明朝灭亡的原因时,也不得不承认,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于朝廷自身,怨不得流贼。(“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明史·流贼列传》)。

如果不是扣掉那60万两的驿卒工资,如果李自成不是下岗职工,如果李自成能够勉强脱贫,那个把崇祯帝逼到煤山当吊死鬼的李闯王就不复存在。要知道,20年前,那个在陕北夜以继日地跑在黄土高原上为朝廷传递邮件的小职员,生命卑微得像蚂蚁一样。但是就是这只卑微的蚂蚁,最终让大明帝国寿终正寝。(本节508字)

近几年网络有句热词,叫什么不作死,就不会死。其实早在3600多年前这句话就有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尚书·太甲》)。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如果真的有,历史的悲剧就不会重演了,留给那些后来者的也只能是据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了。

世事变幻,苍狗白云,历史不会倒退,往事并非如烟。30年前,我们华山论剑,指点江山,畅谈人生与未来,理想与爱情;30年后,我们坐在时光的角落里,静静的享受边缘人的滋味。人过六十都边缘,不是我们看这个社会不顺眼,而是这个社会看我们不顺眼了。士人与流氓也好,皇帝与庶民也罢,回头看看,最终都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仔细想想,我们这些不大不小的中年人最终也是复归于自然,这不是我们的悲哀,而是物性的使然。我们犯不着伤春悲秋,也没必要垂头丧气,万物皆然,从容地面对暮年人生,尽管我们并非英雄。

明天,地球照转,太阳照升,只是感受转动和观看日出的人变了。今天是我们,明天是他们,后天是他们的他们,这个宇宙就是这样,生物繁衍,生生不息,哪怕到了花落满地夕阳衔山的时候,我们也要感受最后一点人生的美丽。(本节472字)

2017年8月12日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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