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中路899弄来德坊 / 四六文摘

来德坊位于著名的淮海坊北侧，红瓦坡顶，红砖立面，钢窗小木门，南面铁制护栏阳台，三层仿西式洋房。

地址里弄式样建造年份结构房屋建筑面积淮海中路899弄来德坊新式里弄 1934年砖木四层 51幢 12653平方米

20世纪30年代，由于地价上扬，建筑向高发展，2层高的石库门住宅开始向3层发展，室内卫生设备也开始出现。在新式石库门弄堂大量建造的同时，演变出一种新的弄堂住宅形式———新式里弄。石库门这一住宅形式被淘汰了，封闭的天井变成半开敞或开敞的绿化庭院。形式上更多地模仿西方建筑式样，各种建筑设备也较为齐全了。区境重庆南路以西的部分弄堂，如霞飞坊、来德坊、花园坊等属于此类。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对于直接投资房地产一直持谨慎态度，可是在职工安居问题上却慷慨大方，他在淮海中路南侧的来德坊买下了一排十幢房子作为职工宿舍，房子楼上设有客室、书房，楼下备有厨房、保姆间、卫生间，另有汽车间，可谓一应俱全，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上海皮革物产公司，霞飞路899弄37号，业主莫什金等。

林森中路来德坊39号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副部长戴愧生（1892～1979）福建南安，40年代在此寓所。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创建菲律宾普智阅书报社及同盟会支部等革命机关。1912年与许卓然等在厦门创办《声应报》，宣传三民主义。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菲律宾支部党务科长兼评议会议长。1916年护国战争起，奉命回国，策划在厦门起义，未果。1917年护法运动时期，在菲律宾为革命党人创办的航空学校购运飞机、枪械及延聘美籍教师。1922年陈炯明叛变，遂佐东路讨贼军策划军需。1926年在菲律宾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筹募巨款。1931年归国，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改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甘（肃）宁（夏）青（海）监察使。连续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初期，奉使南洋劝募救国公债。1940年春再赴南洋开展航空救国运动。同年底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副部长。不久又兼负责策动南洋华侨抗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海外部副部长身分，主持南洋办事处工作，创办《中兴报》，重修海外革命圣地"晚晴园"。1948年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1949年去台，任华侨协会理事长等职。1979年去世。1938年的秋天，杨绛和钱钟书带着女儿回国，钱钟书在香港上岸赴昆明，杨绛与女儿继续北上到上海，那时她暂住拉斐德路钱家，而她自己的娘家在当时的霞飞路来德坊。当钱钟书回到上海后，两人就在这两个寓所之间穿梭往来，一起走了八年。

杨绛和钱钟书带着女儿我跟着爸爸住在霞飞路来德坊，和钱家住的辣斐德路很近。我常常带着圆圆，到钱家去“做媳妇”。 —— 杨绛《我们仨》外滩记者李杨/报道小武/摄影 “来德坊的弄堂很安静。”七十五岁的陈慰慈对《外滩画报》记者说。修建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来德坊位于淮海中路（原霞飞路）南侧，这里曾经属于法租界，当年主要住户多是铁路、邮局、银行的职员，可以说是八十年前上海的“白领小区”。陈家住进来德坊，是因为陈慰慈的父亲陈国良。当时他在中国旅行社工作，老板陈光甫在这里买了一排十幢房子作为职工宿舍。陈国良是苏州人，他十八岁考进铁路当练习生，抗日战争爆发前做到上海火车站站长，在职员中级别很高，家境也比较优裕。 “原来我们住在南市天灯弄，自己买地皮造的两层房子，两上两下。 ”陈慰慈记忆犹新的是： “我们的石库门房子相当考究。除了黑的大门，外头还有花格子门。晚上关大门之前，先把花格子门关上。对过一家现在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家女人出来都穿长裙，单穿长裤是不能出门的。”逃入租界来德坊的小区面积不大，里外一共四排，四十幢房子。一层进正门是厨房，旁边是保姆间，楼梯下有个厕所，边上是汽车间；二楼是会客室和书房；三层是正式的两间，有一个厕所；四楼是斜顶的，给保姆用。这样的一幢楼本来是设计给一家用的,后来大都装进了五六户。抗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轨迹。1937年8月12日晚，闸北已经传来隆隆的炮声。陈的一家人从南市的私宅逃进了租界。13日，淞沪抗战爆发，陈国良和同事们将机车开到一个偏远场地，自动解散。刚到租界，父亲失了业，一家人借住在亲戚家中，过了一段颠沛的日子。后来，陈国良在当时私人开办的中国旅行社谋得一个职位， 1941 年一家人搬进来德坊，算是安定下来。一家人住了三楼两间、四楼一间。油漆了一下，顶是白的，墙壁漆了苹果绿，地板是高级广漆地板，多少年都不弯的。“几十年了，铁窗没有关不上的。 ” 来德坊是法式房子。有烧柴的壁炉，暖和得很。霞飞路上聚集了不少这样的新式里弄，与来德坊相邻的是规模更大的淮海坊，一共有 199 幢房子。在 1930 年代，这里一幢楼的月租合银元六七十元，而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不过三十银元。陈家刚搬进来时，来德坊“半条弄堂都是外国人”，慢慢地中国人多起来。上交私房抗战胜利了，可是从汪精卫时代就开始的通货膨胀没能止住。“有很多人炒房子做生意， '顶’来'顶’去。 ” 当时钞票不值钱，房子买进卖出都用十两一根的“大条子”(金条)，老百姓进进出出用银元，袁世凯的“大头”、孙中山的“小头”，拿块银元换成钞票买菜，马上买光。上海解放后，中国旅行社老板陈光甫去了香港，公司房子没人管，房管处就来收房租了。 “解放前很多人是逃走的。有的托给管家，有的给亲戚朋友看一看，后来亲戚朋友也把房子吃下来了。有的人锁锁门走了，别人敲敲门见没人就进去住下了。都是这样的。 ” “解放后，有些新的房客办了房产证。现在有些人拿着过去的地契回来，讲不清楚。 ”而陈家南市的老房子开始是给亲戚住。“文革”一来，父亲挨了批斗。父亲天天睡不着觉，思前想后，就把房子主动上交给国家了，从此再也不许我们提房子的事情。新的日子刚刚好起来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了。家里人口越来越多，床都快摆不下了。十几年前，陈家姐妹换房搬出了来德坊。旧的故事结束，新的故事又开始了。几年前她的外甥女把房子买在同一条街上，去年升值近一倍。 “南市天灯弄的老房子我们没想过去收回，那叫'反攻倒算’。 ”老太太讲起这些生僻词异常流利： “听说要拆了，但还没有拆。 ”她想找个时间最后去看上一眼。国庆节后的一天下午，记者走进来德坊。小区干干净净，几个孩子在街上玩耍，从窗外隐约可见居室的局促，而老房子红墙灰瓦，在二百永新高大华美的楼房映衬下更显得幽静和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