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 | 纪念唐纳德·卡根
唐纳德·卡根（1932年5月1日～2021年8月6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斯特林教席荣誉退休教授，1958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2002年获颁美国国家人文奖章，2005年当选为该年度杰弗逊人文大师，著有《雅典帝国的灭亡》《沉睡中的美国》《西方的遗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等。本文是为了纪念于2021年8月6日去世的卡根教授。
唐纳德·卡根被认为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最重要的美国学者之一。在最近一次公开讲座中，他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应该研究古希腊人。他提出，希腊人值得我们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巨大成就和贡献（如在科学、法律和政治领域），还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对希腊人来说，人既能做出最伟大的成就，也能犯下最恶劣的罪行；人既伟大又重要，但也会死亡，也会犯错；人是悲剧性的，强大却有限。因此，通过研究希腊人，人们可以洞察到一种张力，这种张力通过它的影响抓住并塑造了西方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简而言之，研究希腊人就是研究人类经验的本质。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书中，唐纳德·卡根提出，爆发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人类悲剧，讲述了一个伟大帝国的兴衰沉浮、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人类历史中智慧与机遇的交互作用、卓越的个人和广大的群众（他们受到自然与命运的局限，也互相约束）在决定历史走向时扮演的角色。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能够给予我们智慧，教导我们去理解人类在战争、瘟疫、内乱的巨大压力之下会做出何种行为，以及领导人的潜力和他们必然受到的局限。
伯罗奔尼撒战争
[美]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 著
陆大鹏 译
2016年4月出版
为什么要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
唐纳德·卡根 | 文 陆大鹏 | 译
节选自《伯罗奔尼撒战争》
前5世纪的后30年中，雅典帝国与斯巴达联盟进行了一场可怕而残酷的战争，永远地改变了希腊世界及其文明。就在这场战争爆发的仅仅50年前，希腊人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打退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进攻，将波斯的陆海军逐出欧洲，并从波斯手中收复小亚细亚沿海的一些希腊城邦，从而保全了自己的独立。
这场令世人震惊的胜利在希腊开启了一个发展、繁荣和自信的骄傲年代。雅典强盛起来，人口增多，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获得了财富和荣耀。雅典年轻的民主制逐渐成熟，哪怕是最低微的公民也能参与政治，获取机遇和政治权力。雅典新颖的民主政体继续在其他希腊城邦生根发芽。同时，这也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其独创性和丰富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无与伦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这样的戏剧诗人将悲剧与喜剧提升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平。建筑和雕塑大师们设计建造了雅典卫城上的帕提农神庙和其他建筑，以及位于奥林匹亚和整个希腊世界各地的诸多精美建筑，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轨迹，其影响至今仍然清晰可辨。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等自然哲学家借助纯粹的理性去探索和理解物质世界，而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等伦理与政治哲学的先驱则在人类事务领域做了相同的探索。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在医学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希罗多德则创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编纂学。
伯罗奔尼撒战争令这个辉煌时期戛然而止，而且亲身参与战争的人们也认为它是一个关键的大转折。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在战争爆发后便开始记录其历史，因为他相信：
这场战争的规模和重要性将远远超过此前的所有战争。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雅典和斯巴达双方当时都处于最佳战备状态，方方面面都已经蓄势待发，并且其他希腊人也加入了两大阵营中的一方，有的立即参加，有的正在打算加入。因为这是曾经震撼了希腊人的最宏大的动荡，还影响到了一些蛮族，或者我们可以说，影响了人类的很大一部分。
从前5世纪希腊人的视角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是一场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激化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使希腊各城邦内部四分五裂，各城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极不稳定，最终削弱了它们抵御外敌的能力。战争还逆转了希腊政治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雅典如日中天、春风得意的时候，它的民主政体对其他城邦有着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但雅典的失败对希腊的政治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将希腊推向了寡头统治的方向。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残暴也是史无前例的，一度管束着希腊战争行为的粗糙法则遭到悍然违背，文明与野蛮之间脆弱的分界线被突破了。随着战事延续，愤怒、挫折和对复仇的渴望变得愈加强烈，导致残忍暴行一再升级：战俘遭到摧残和屠戮，或被扔进深坑里饥渴至死，或因日晒雨淋、严寒酷暑而死，或被投入大海溺死。成群结队的袭掠者杀害无辜婴孩，整座城市被踏平，男人遭到杀戮，妇女和儿童被变卖为奴。在克基拉岛（今称科孚岛）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发了内战，胜利者屠杀其同胞竟达一周之久：“儿子被父亲杀死。苦苦哀求饶命的人被从祭坛拖走或者被杀死在祭坛上。”
随着暴力冲突的扩散，作为文明生活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都土崩瓦解。人们变得凶残好斗，词语的含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鲁莽的蛮勇现在被认为是忠诚盟友的勇敢；审慎的犹豫被当作似是而非的怯懦；克制被看作缺乏男性气概。”宗教丧失了约束人的力量，“但用冠冕堂皇的花言巧语来达成罪恶目标的做法，却得到颂扬”。真理和荣誉灰飞烟灭，“社会分裂成若干阵营，任何人都不敢信任自己的伙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让修昔底德尖刻地评论道，战争“是一个凶暴的教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在2400年前就宣告结束，但它仍然令后世每一个时代的读者心醉神迷。曾有作家用伯罗奔尼撒战争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常见的做法是用它来解释一战的起因。但在冷战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冷战主宰了20世纪的下半叶，并且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将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强大领袖。将帅、外交官、政治家和学者都曾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与北约和华约之间的竞争做比照。
但是，250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是很难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最主要资料是生活在那个时期并亲身参加战争的修昔底德所撰写的史书。他的作品被非常公正地评为史书编撰的杰作，并且阐发了很多关于战争性质、国际关系和大众心理的睿智观点，因而受到仰慕。它还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和政治哲学的基石。但说到底，它不是一部令人完全满意的战争史，它能够给予我们的教训也有所欠缺。它最明显的缺点是不完整，写到战争结束的七年前就戛然而止。要想了解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必须依赖那些才华远远比不上修昔底德、对战争没有多少第一手知识（或根本没有第一手知识）的作家。至少，为了理解战争的结局，我们需要现代史学家进行规模合适的分析叙述。
但即便是对于修昔底德写到的时期，现代读者若想全面理解其复杂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意义，也需要对修昔底德的文本做一番解释。近两个世纪里人们发现并研究了其他古代作家的著作和当时的碑铭文献，这已经填补了一些空白，而且有时还对修昔底德讲的故事提出了质疑。最后，若要撰写一部令人满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还需要对修昔底德本人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他的头脑超乎寻常、极具独创性，比古典时期的任何其他史学家都更注重史实和客观性。但我们不能忘记，他毕竟是肉体凡胎，有着人类的情感和弱点。他的希腊文原著常常高度精练和佶屈聱牙，所以任何翻译都必然是一种阐释。他本人也是战争的参与者，这对他的判断产生了影响，我们必须审慎地评估这种影响。若是简单接受他的诠释而不做批判，就会很有局限性，就像全盘接受温斯顿·丘吉尔的历史著作以及他对两次世界大战（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理解一样。
本书是一部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的意图是满足21世纪读者的需求。它以我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以学术界为受众）为基础，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创作一部可读性强的单卷本叙述史，能够让大众读者从中获得乐趣和智慧，毕竟有很多人研究这场战争是为了获得一些教益。我尽量避免将这场战争中的事件与后世事件做比较（尽管很多这样的比较常跃入我的脑海），因为我希望给出的是流畅连贯的叙述，让读者们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四卷本付梓多年之后，我之所以创作了本书，是因为我比以往更加坚信，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着强大的张力。它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人类悲剧，讲述了一个伟大帝国的兴衰沉浮、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人类历史中智慧与机遇的交互作用、卓越的个人和广大的群众（他们受到自然与命运的局限，也互相约束）在决定历史走向时扮演的角色。我也希望展示这一点：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能够给予我们智慧，教导我们去理解人类在战争、瘟疫、内乱的巨大压力之下会做出何种行为，以及领导人的潜力和他们必然受到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