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献身反叛：来自叙利亚的证据 | 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Vera Mironova，哈佛大学经济学系；Loubna Mrie，纽约大学近东研究中心；Sam Whitt，海波特大学政治学系。
【编译】朱文菡（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校对】李雯珲 兰星辰
【审读】丁伟航
【排版】马璐
【来源】Mironova, Vera, et al(2019). “Commitment to Rebellion:Evidence from Syri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OnlineFirst,DOI:10.1177/0022002719867472.
期刊介绍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是美国和平科学学会（国际）出版的一部关于人类冲突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的跨学科期刊。该期刊主要关注国际冲突，但也探讨了各种国家，群体间和人际冲突。根据期刊引用报告，该期刊的2018年影响因子为2.471，在“国际关系”类别的91种期刊中排名第14位。
献身反叛：来自叙利亚的证据
Commitment to Rebellion: Evidence from Syria
Vera Mironova
Loubna Mrie
Sam Whitt
编者按
三是占叙利亚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这一群体内部差异较大，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他们一部分支持政府军，一部分属极端伊斯兰分子，一部分即受土耳其方面支持的FSA叛军即叙利亚自由军。最后，作者研究成果包括本文和一份实证研究报告，报告可点击阅读全文获取。
一、文献综述
本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内战期间微观社会层面的战斗承诺。现有文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冲突中的个人究竟是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战斗社群，在其中他们对反叛有着共同的稳定的承诺，还是一群具有潜在对立、冲突和善变偏好的不同行为体？一方面，一些学者对内战研究中过于简单的“战斗-非战斗”二分法提出了质疑。一些微观研究注意到武装冲突期间平民和战斗人员之间的身份界限模糊、反复动摇。Peterson（2001）和Wood（2003）断定冲突中的叛军和平民之间有着复杂的内部联系，打破了传统的战斗人员和平民之间的鸿沟。Blattman 和Annan（2016）根据机会成本和物质激励证明了个人如何在战斗人员和平民身份间转变。Lyall，Blair和Imai（2013年），Condra 和Shapiro（2012年）以及Shapiro和Weidman（2015年）记录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叛乱运动中平民是如何摇摆倒戈、举棋不定的。帕金森（2013）也强调了女性在黎巴嫩内战期间为叛军所起的重要支持作用，挑战了战争期间成为战斗人员意味着什么的传统观念。战斗人员通常依靠其活跃的后方民间机构来支撑前线。献身反叛的承诺可能更广泛地由战斗人员和非战斗支持人员共享。
本研究在内战参与中对各群体战斗承诺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超越了传统的不满、选择性激励和社会制裁理论。特别地，作者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精神支持和与风险承受力、乐观偏差和身份融合有关的叛乱间的关系。
二、理论和假设
在持续内战的背景下，作者认为叛军为了坚持战斗，必须要维系为战斗献身的承诺。
一种可能性是战斗社群内的承诺偏好趋同，使得在冲突中具有不同角色和身份以及战斗能力的个人最终共同致力于反叛事业。冲突中的个人成为广泛的相互联结的战斗社群的一部分。该模型意味着叛军内部强烈的承诺偏好对于取得长期反叛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反之，当其缺乏战斗意愿时，反叛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就会受限。战斗社群内部反对暴力的人自愿逃离或被清洗。也可能是是由于战时叛军和政府军对他们控制的社群施加一定秩序，使大多数人由于担心报复，根本不愿意透露他们真正的战斗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公开承诺支持暴力。
无论出于何种可能性，本研究结果限制在战斗社群内个人偏好的可观察变化。作者将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1（整体偏好）：反叛承诺在战斗社群中的个人之间通常是共享且共同的，无论他们在内部冲突中扮演什么角色。
另一种可能性是对于不同的行为者和群体来说，承诺偏好是不同的，一些人采取集体暴力行动，另一些则反对它，还有一些则可能无动于衷。如果承诺偏好实际上是多样化且可以自由表达的，叛军是否是其中最支持暴力的那一支？而在光谱的另一端，作者假定难民和平民没有参与反叛是因为他们不一定反对政府或他们并不明确支持反叛的理由。作者还预计，前战斗人员可能对战斗的承诺更为有限，特别是那些主动退出作战的，而不是由于受伤等原因被迫退出的。尤其，难民可能最不愿意支持暴力，特别是从冲突地区自愿逃出来的，而不是被叛军和政府军不分青红皂白的对战驱逐的。作者将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2（异质偏好）：现役叛军的反叛承诺强于前叛军、平民和难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究竟何种机制可能有助于维持战斗承诺？Humphreys和Weinstein（2008）认为，研究应该超越传统的基于不满、选择性激励和社会压力而选择暴力革命的解释，以发现使暴力对个人产生吸引力的新的理论机制。因此，本研究探讨了基于乐观偏差、风险承受力和身份融合的心理学研究的可能途径。
对乐观偏差的研究表明，当高估获胜机会并低估失败可能性时，人们更容易冒险。从事攻击行为时，年轻男性似乎特别容易过度自信和冒险。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还说明个体为了预防未来的损失而冒险，特别是当他们感到自身对结果有掌控力时。作者假定在叛乱背景下，个人支持暴力革命可能出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也可能出于一种能够影响结果的赋权感。作者将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3（乐观偏差）：乐观偏差促进了反叛承诺。
假设4（风险容忍度）：风险承受力促进了反叛承诺。
此外，作者还考虑了身份融合在维持战斗承诺上可能发挥的作用。文献表明，群体内的相互联结和凝聚力往往是维持合作的关键因素。针对军事的研究强调了作战单位凝聚力对士兵的战斗意愿至关重要。作者推定，尤其当平民支持者认为叛军会获胜而感到自身有权冒险支持反叛事业时，与叛军的联结将有助于维持其与平民支持者之间的战斗承诺。作者预计，凝聚力对于整体战斗社群内激励作战是至关重要的，而缺乏团结可能是分裂社群中异质承诺偏好的重要驱动因素。作者将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5（身份融合）：身份融合促进了反叛承诺。
三、调查说明
作者的研究始于2013年8月。在作者2013年的研究期间，叙利亚是评估叛军战斗承诺的有用案例。FSA叛军（编者注：叙利亚自由军，下同）对阿勒颇和伊德利卜周围的北部地区保持相对稳定的控制，仍有大量平民居住在叛军控制的领土内，这为作者提供了一系列可供取样的地点。
大多数关于叛乱暴力的研究主要依靠回顾性访谈和调查来了解参与内战或难民逃亡的决定因素。然而，在较长时间内进行的回顾性研究可能使受访者倾向于“道德理性化”（moral rationalization），冲突结果改变了人们对先前动机的看法。集体记忆，即“历史证据和纪念象征中所体现的过去的表现”也可能使人们对关键决策和事件的回忆产生偏见。此外，当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之后进行回顾性研究时，幸存者本身就经历过筛选。作者相信，本项研究的时间和地点设定有助于了解人们在结果尚不清楚时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为何做出这些决策。但作者也坦诚其研究面临的问题，一是由于研究始于内战期间而非在此之前或内战刚开始，因此仍具有部分回顾性；二是由于战争期间人口是不稳定的，因此难以得到代表性样本。实地研究的条件远非理想，作者无法从数据中得出明确的因果推论。作者的研究是高度探索性的。
作者的研究采用观察调查法（observational survey method）。为符合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作者在多个地点和各种子群体（subpopulation）中进行研究。该研究通常需要45分钟才能完成，为激励大家参与，受访者可获得大约5美元报酬。所有访谈均由本文的其中一位作者面对面地使用阿拉伯语在双方都认为安全的地方进行。
在战斗区访谈叛军和平民可能会使访问员和受访者面临风险，尽量减少对参与者的风险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由于研究对象是在潜在危险环境中、人口参数未知且难以接触的子群体，作者采用了整群抽样法（cluster sampling method），并获得了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批准。该抽样程序总结如下：首先，作者在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及其周围进行抽样调查，该城市经历了叛军与阿萨德政权之间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作为比较，作者也在伊德利卜市及其周围进行采样。作者还将样本限制在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是抽样区域内的主要族群。为保护受访者，作者将公共场所设置为初始抽样点。三位作者在访谈时有权决定在哪里进行访谈。为了评估内战中难民的逃亡动机，作者还调查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在土耳其基利斯难民营的难民样本。该难民营就在叙利亚边境，是来自阿勒颇和伊德利卜地区的难民逃往的主要目的地。对于叛军的访谈，作者从两个主要群体中抽样——FSA叛军与和伊斯兰叛军（包括“伊斯兰阵线”和“努斯拉阵线”）。FSA叛军的访谈在阿勒颇和伊德利卜地区进行，而对伊斯兰教徒的访谈仅限于伊德利卜地区。作者还访谈了现居住在土耳其的前FSA叛军，以了解那些加入并因各种原因退出冲突的人的行为。出于安全考量，从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期间，作者以一系列为期一个月的步伐逐步地收集数据。共有305名参与者完成了研究。在接受访谈的人员中，每个地点的回复率都超过80％。
四、分析
为了理解献身反叛的承诺，作者首先概述了各群体及其选择的理由——叛军为什么要战斗，前叛军为什么要离开，平民为什么留在冲突地区，以及难民为什么离开。作者还探讨了为什么平民没有加入反叛组织。在每种情况下，作者都向受访者提供了一系列程度选项，询问是否有其他原因作者没有考虑过，然后促使他们选出已选项中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全部答复见附录（表S1A-E），在此简要总结如下。
（一）自述的战斗承诺
作者通过战斗、离开和留在叙利亚的动机来观察各种程度的战斗承诺。离开叙利亚的大多数难民理由是强烈反对暴力（SI表1A，编者注：见附件，下同）。大部分人（57％）表示他们离开是因为叙利亚太危险了。
在叙利亚境内，平民对暴力的支持似乎存在分歧（SI表1B和C）。大约有一半人声称他们留下来是支持叛军的。虽然不会使用武器，但是他们说他们在那里以其他方式帮助叛军。然而，其他人在那里是为了保护家庭和财产，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离开。他们留在那里不是为了帮助叛军，也可能不会分享他们的目标。
相比之下，大多数叛军声称强烈反对阿萨德政权是他们作战的主要原因（SI表1D和E）。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声称他们正在为保卫他们的社群而反对阿萨德政权。虽然伊斯兰叛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但与击败阿萨德政府相比，这似乎是次要的动机（至少在作者进行调查的时候）。
总的来说，这些自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与假设2一致，叛军在战斗上的献身精神与平民和难民有明显区别。为了更加精确地理解个人的承诺偏好，作者后面使用回归分析来比较各群体态度和行为上的区别。
（二）战斗承诺的显著变化
作者首先检查关键因变量即“战斗直到胜利”（Fight Until Victory）和“立即停火”（Immediate Ceasefire）的相应变化。在“战斗直到胜利”上高分支持的个人在“立即停火”上也相应的选择低分，二者互为镜像，由此可作为稳健性检查（robustness check）。图1显示了样本群组对每个变量的均值，括号中的置信区间为95％。这两个变量都表明，伊斯兰和FSA叛军比前叛军、平民和难民更有献身精神，支持了假设2。伊斯兰叛军一致同意他们应该战斗直到胜利，并且最强烈地反对立即停火。FSA叛军在支持暴力的强度方面略有落后，而前叛军、平民和难民更多地支持立即停火，而不是继续战斗。
为了更好地理解群组偏好的差异，作者转向线性回归分析。图2中展示了自变量对两个因变量的预测影响（the predicted effects）。图2显示，伊斯兰叛军和FSA叛军比作为常数对照组的前叛军、平民和难民更加致力于战斗。为了评估假设3，作者通过询问受访者“明年叙利亚自由军（编者注：即FSA叛军，下同）将击败阿萨德军队的可能性有多大？”来衡量乐观偏差。回应选择范围从“根本不可能”到“非常可能”。图2表明对FSA获胜的乐观态度转化为越来越多地支持暴力和反对停火。为了检验假设4，作者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或不同意他们“不害怕冒险”来衡量风险承受力。作者发现，风险承受力也与战斗承诺和反对停火呈正相关。最后，为了检验假设5，作者通过向受访者询问社交距离问题“你感觉和叙利亚自由军有多亲近？”来测量身份融合，其选项范围从“不接近”到“非常接近”。图2表明与FSA叛军感到亲近的受访者更多支持暴力并反对停火。
此外，作者还发现，女性的战斗承诺与男性一样强烈，这与新出现的性别和战时暴力文献一致。在战前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可能不太愿意参与战斗，这可能表明在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进行战斗的机会成本更高。
最后，作者还包含了可能代表不满和社会制裁的控制变量。为了衡量不满，作者根据对宗教重要性问题的回答以及关于逊尼派穆斯林、阿拉维派和阿萨德支持者的亲密关系的三个社会距离问题，制出了宗派主义指数（见图A1）。作者再次注意到样本中的所有受访者都是逊尼派穆斯林，并发现高度宗派的个人对暴力的支持程度稍高，反对停火。失去家庭成员而引起的创伤并不是支持战斗或偏好停火的重要预测因素。
总之，回归分析结果支持假设2，即现役叛军比前叛军、平民和难民更有献身精神。在战斗承诺方面，作者没有看到有关叛军和平民构成整体战斗社群的有力证据。作者还发现乐观偏差、风险承受力和与叛军的身份融合意味着更积极地投入战斗（假设3到5）。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些变量的潜在中介效应，作者使用logit回归对每个变量的概率进行回归。图3所示，相较于前叛军、平民和难民，叛军更有可能表达乐观偏差、更大的风险承受力，并且感觉更接近反叛集体，这表明了个人不仅选择战斗而且保持继续战斗的强烈偏好的合理原因。他们感到与反叛团体的密切团结，他们认为叛军最终会获胜，他们愿意冒险支持暴力事业。虽然作者无法从观察数据中建立因果机制，但作者在附件中表明，那些致力于战斗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变得更乐观、更具有风险容忍度或发展出更强大的集体凝聚力。这表明，战斗承诺是对乐观偏差、风险承受力和身份融合的事前选择，而不是对冲突环境的事后适应。
五、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在内战中可能的群体分类机制的初步探索，观察了在不同的内战参与者群体（现役叛军、前叛军、平民和难民）中的混合动机和承诺偏好。人们为了无数复杂的原因而战斗、离开和留下，但在调查样本中，对战斗承诺在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研究结果与Wood（2003），Weinstein（2006），Humphreys和Weinstein（2008），Lyall（2009），Condra 和Shapiro（2012），以及Lyall，Blair和Imai（2013）的文献中关于叛军在平民中的发展相一致。作者发现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在献身承诺上具有明显差异，而非构成统一的整体。作者还观察到了一种可能的心理机制，即具有强烈风险承受力、对未来充满乐观、与叛军融合的人更愿意鼓动暴力并维持战斗承诺。因此，作者超越了一些关于“贪婪与不满”的人为争论，以探索新的暴力途径。
最后，本研究探讨了持续冲突中的个人决策、态度和偏好。在回顾性研究中，目前尚不清楚人们通过战后社会冲突结果的视角重新构想其经历的程度。作者也知道，一些积极参与冲突的人可能没有机会回顾他们的经历。在时间对创伤的愈合作业和幸存者偏差的影响下，那些主要因政治原因而战斗和死亡的人的战斗承诺的原始强度会逐渐被削弱。作者发现，在持续的内战中，在反叛动员和反叛过程中，心理倾向可以在维持战斗承诺和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刊速递】第01期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5, No.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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