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陈嘉庚(图)

　　人物：陈共存，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时间：2005年5月1日

　　地点：新加坡那森花园16056

　　田炳信

　　民间对老人有句评价———“贪财怕死打瞌睡”，这是一个从生理到心理的浓缩概括，大多数老人逃不脱这个规律，但我认识的几位老人却走出了这种困局。

　　今年5月，我在新加坡见到了陈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87岁的陈共存老人。老人一生走南闯北阅人无数，对经济、政治、人情世故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与他聊天是一种享受，无拘无束，海阔天高。

　　我常想，这些摆脱了晚年困局的老人，不管是从政的、经商的，还是为文的、弄艺的，他们在晚年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看淡了许多人，看透了许多事。他们待人平和，遇事平静；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有一种远离俗世的豁达，宁静，自在，通透。

　　一生强国梦寄予三个人

　　田炳信：我听说最近在洪永宏教授的帮助下，由您口授出了一本《陈嘉庚新传》，您已经87岁了，什么原因促使您在晚年出这本书？

　　陈共存：我从小对历史有特别的兴趣，大学时专修历史。几十年来，国内写过陈嘉庚历史和事迹的多是表面化的东西，并未能深入理解陈嘉庚思想的深奥，主要原因是作者对陈嘉庚在南洋的活动一知半解，对他在国内的处境虽有了解，却不敢实话实说。其实，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令陈嘉庚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不是有海外3000万华侨的背景，他的下场可能跟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相差无几。陈嘉庚晚年内心的痛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简言之，极左派认为他是资本家，国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极左派的同路人。

　　田炳信：我看资料介绍，陈嘉庚一生追随过三个人，一是孙中山，二是蒋介石，三是毛泽东，这三个人最终都让他很失望。

　　陈共存：是这样的，伯父毕竟只是个侨商，他既没掌握政权，更没掌握军队，而且长年生活在海外，因此他在自己竭尽全力的同时，将国家独立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上。当年在新加坡拜识孙中山、研读三民主义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一名革命党人。辛亥革命的胜利令他欢欣鼓舞，亲自回国创办学校和实业，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很快被袁世凯窃夺，接着又是袁氏称帝，又是张勋复辟，继而列强大卖军火给中国各派系军阀，促使连年混战，孙中山因此含恨而终。陈嘉庚对孙中山的热望，终于未能实现。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亟需一位强有力的领袖，领导人民打败军阀统一中国，进而谋求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强盛。这时，孙中山军事上的助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应运而出。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北伐取得成功，勉强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陈嘉庚于是又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岂料蒋介石上台后与帝国主义列强合作，走反共路线，又任用孔祥熙、宋子文等内戚和一班贪官污吏，实行独裁统治，民怨沸腾。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时了解到实情，愤怨交加，要求当局撤换陈仪等恶官，蒋介石不但断然拒绝，还派吴铁城到南洋阴谋攻倒陈嘉庚。陈嘉庚对蒋介石的寄望至此全然破灭。

　　失望之余，陈嘉庚将希望托寄给共产党和毛泽东。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不及国民党的1/4，陈嘉庚却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当新政协全会通过《共同纲领》并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陈嘉庚内心的欣喜和激动，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胜利之时。

　　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稳定社会，曾使他倍受鼓舞。到后来最高当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制造了形形式式的政治运动，他虽然失望但仍未完全失去信心。到彭德怀事件发生，荒诞的公社化、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破坏，并造成大饥荒，此时已八九十岁的陈嘉庚更加失望了。满怀矛盾的他心灵和肉体都备受折磨，最终郁郁而终，只能把“博爱、诚毅、革新、奉献”的精神留给后人，自己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悲剧人物。

　　洞察朝鲜战争的背后

　　田炳信：您说陈嘉庚先生是个悲剧人物，关键是他对许多事情有远见，有洞察力，却无力阻止其发生。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陈嘉庚准备启程去北京时，海外给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会上送给陈先生一副对联———“合公谊私情，送先生归舟万里；论勋劳物望，实中外在野一人。”中外在野第一人，他可谓当之无愧。

　　陈共存：伯父是一个个性独特的人，判断一切事物的出发点都以是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合大众要求为准衡。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上至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他都支持；反之他都反对。

　　田炳信：建国后那十年他多有特立独行的言论和行为，在当时可不是件易事。

　　陈共存：是不容易。回国后，他一直关注着世界局势。他认为美国对中国主要是有经济野心，而北邻大国苏联自沙俄时代侵占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到抗战胜利后攫取外蒙领土和东北多项特权，都充分暴露了其对华的野心。

　　田炳信：1989年5月邓小平在接见首次来华访问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过一段话：从鸦片战争起……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有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是“二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的秘密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的事。

　　陈共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陈嘉庚也认为这场战争显然是斯大林的一个政治计谋。因为北朝鲜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北朝鲜想用武力统一朝鲜，非经斯大林同意不可。战争爆发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完全可以运用否决权，制止美国借联合国名义出兵朝鲜，但它却在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时故意缺席，让美国为所欲为，使朝鲜内战变成一场国际性战争。这表明斯大林对这场战争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如果贸然参战，可能就中了他的计。

　　田炳信：为什么？

　　陈共存：陈嘉庚认为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极需休养生息，卷入战争对中国极为不利。当时，在美军迅速北进的严峻情势下，中国最高当局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还进行了几十次的电报磋商。斯大林极力鼓励中国出兵朝鲜，并一再承诺提供空军支援和大量军火，催促尚无空军的中国军队放心迎战。他却坐山观虎斗，避免了美、苏间的直接冲突。

　　田炳信：老人的视野很开阔，思路很缜密。这恐怕与他交友广、信息灵和以民族利益为重有关。

　　陈共存：到战争后期，陈嘉庚对中国士兵在战争中的惨重伤亡感到痛心。特别是停战后，当他获悉苏联供应给中国的大量军火全部是以借款方式提供的，期满后不但要还本，还要付息，更是愤愤不已。他从朝鲜战争前后苏联的一系列表现得出自己的结论，认定斯大林策动这场战争是在借刀杀人，使朝鲜、美国和中国牺牲无数的生命和资财，这样既缓解了西方集团在欧洲对他的压力，又进一步控制了朝鲜和中国，而且还发了一大笔战争财。

　　因此，陈嘉庚感到中国是受斯大林欺骗和利用，是被人出卖了。在当年中国大陆掀起的近乎狂热的亲苏热潮中，陈嘉庚却接连在集美公开斥责苏联说：“这算什么'老大哥’！”

　　一张特别的中国地图

　　田炳信：陈嘉庚不仅在朝鲜战争上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在外蒙古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尽管此事已成定论。

　　陈共存：早在1946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割弃外蒙时，陈嘉庚就坚决反对，除发出《南侨总会战后第八号通告》予以声讨外，又接连发表多次谈话加以谴责。1949年5月，他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邀请回国，途经香港时在各侨团举行的盛大茶会上发表演说时，郑重要求取消该条约，收回外蒙领土。他说：“国父孙中山首次革命，系推倒满清帝制，酝酿取消不平等条约。此次中共革命，为消灭专制独裁，并取消蒋政府一切卖国条约，不但美国而已。如中苏友好条约，亦必取消。以昭公允。”

　　当他抵达北京后，获悉新中国已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极感愤怒。他接连写了十几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表示坚决反对，但稿件均被报社退回。他再把稿件投往《厦门日报》，《厦门日报》更不敢刊登。陈嘉庚只好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抗议。周恩来以事关新中国国际关系的大局，好言劝说，但仍无法改变其立场。

　　为了表明外蒙是中国的领土，陈嘉庚在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雕制中国地图时，将外蒙也包括在内，并在地图雕版下刻字说明外蒙问题的由来。此事被反映到北京，周恩来当即派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庄明理到厦门反复劝说。陈嘉庚仍据理力争，最后只将说明文字去掉。至今，这幅包括外蒙古的石雕中国地图，仍嵌挂在集美解放纪念碑前的显著位置上。

　　对“土改”“镇反”敢抱异见

　　田炳信：陈嘉庚在国际问题上敢于直言，在国内问题上是否也如此呢？

　　陈共存：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但他的头脑一直保持着清醒。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被吹得神乎其神，不但被称为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而且被誉为“拯救人类的唯一方策”。按这一理论，资金、土地、矿山、厂房、农场、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些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必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步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这些生产资料仍保持私有制，则是资本主义，不但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各种罪恶的根源。

　　田炳信：陈嘉庚当年回国路经东北时，看到大街上到处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他觉得很反感，认为这是奴颜婢膝，丧失民族自尊。这既有历史根源，也有民族感情的问题。

　　陈共存：当时国内的领导人受苏联影响很深，认定中国必须尽快通过合作化运动，将农民、手工业者个体所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制；通过公私合营运动，将工商业者个人所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陈嘉庚当时很反感，也深感失望，但他仍寄望于将来，相信终有一天会醒悟过来，摒弃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

　　田炳信：在建国初的“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陈嘉庚先生也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共存：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清除旧社会的遗毒，接连不断地发动了一系列运动，其动机是为了国家的快速进步。

　　首先是1950年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土改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其目的是废除旧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具体做法是依靠无地和少地的“雇农”、“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团结自耕自收的“中农”；斗争拥有大片土地、用地租剥削农民的“地主”；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超过标准的土地，以及他们的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无偿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通过“土改”，当年中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苛重地租，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运动中也出现了对地主的斗争过于残酷等偏差。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包括蒋政府败退台湾时遗留或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和反动党、政、军骨干分子，以及各地的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目，这些人中不少还拥有武器。这些反革命分子敌视新政权和翻身的工人、农民，到处进行破坏、抢劫，甚至杀人放火，气焰极其嚣张。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人民政府自1950年冬起，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扫除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各地的黑恶势力，肃清了解放初期猖獗一时的匪祸。但在运动中，有些投机分子公报私仇，有些基层干部草菅人命，出现不少错捕、错判、错杀的现象，造成不少冤案。

　　陈嘉庚拥护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但认为地主阶级是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对他们应以教育改造为主，不应在土改、镇反运动中随意关押、枪毙地主和“反革命”。

　　田炳信：这恐怕是老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中外在野第一人”的身份，他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所以对许多事情他的看法会更客观、更冷静些。

　　陈共存：195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的副标题是“祝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陈嘉庚对此无比气愤。在7月2日的大会发言时，他率先为响应“号召”大鸣大放而受到攻击的人士打抱不平，又集中抨击官僚主义。洋洋5000言讲话，半句没提反右派。

　　田炳信：他重点谈了什么？

　　陈共存：陈嘉庚认为，“官僚主义是中国数千年的积习，病国蠹民莫不由此……要认真革除，应从治标治本两方面办法入手。治标办法，除宣传告诫外，各省应设查访机关，犯此风者即应免职，送往特设训练所或学校学习改造，结训后方得试用。至治本办法，须从正规学校教育做起。”

　　田炳信：他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早有先见之明。

　　陈共存：他说得更透彻，明白。“官僚主义弊端，为懈怠傲慢，任职而有此弊，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国病民。例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绝不自己动手；又如坐在办公室内，足不出户，外间实际情形，属下工作状况，毫无所知。这样则下情不能上达，凡所措施脱离群众，加以缺乏虚怀，主观自满，动作寡少，体力薄弱，执笔尤怠，何能领导部属搞好业务。”

　　不信鬼神半信风水命运

　　田炳信：像陈嘉庚先生的言论在当时很容易被打成“大右派”，他为什么能躲过这一劫？

　　陈共存：他要是被打成“右派”，一定会伤害海外3000万华侨的感情。客观地说，是海外3000万华侨助他逃过了这一劫。

　　田炳信：许多资料说，建国初期陈嘉庚先生极端节俭，限定自己每月的伙食费为15元，平均每日5角，又将每月节省下来的500余元全数投入集美学校的建设。在集美，他住在早年的旧居，穿的是旧衣服，用的是旧家具；粗茶淡饭，无烟无酒；一袭旧蚊帐补了再补；一件棉背心已多处绽露棉絮；身边没有妻妾，没有亲眷，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他不像现在有些暴发户，要是没有个天拦着，早窜到别的星球上去了。

　　陈共存：他本是个富家子弟，独立创业后成为闻名世界的大企业家，1925年实有家财高达1200余万元，超过当年一般的“百万富翁”十几倍。当年的百万富翁谁不住豪华别墅、乘高级汽车、吃山珍海味、奴婢满堂？又有谁不把产业留给子孙？唯独陈嘉庚是个例外。

　　他勇敢地打破流传千古的世俗观念，坚毅地抵挡着享乐享受的百般诱惑，把千万家财全数投入兴办教育。直到八九十岁耄耋之年，虽然每月都有一笔丰厚的收入，但仍蜗居旧屋，粗茶淡饭，将节省下来的一分一厘全部用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早日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

　　田炳信：陈嘉庚先生有很高的理想，在道德上和生活上已经接近半个圣人。我看资料介绍说，他晚年也信青衣相士？

　　陈共存：不是晚年，他是在避难爪哇期间认识了一位青衣相士。这位相士上通天机，下知冥府，出签算命，百验不爽，南洋许多富翁、名人都请他算过命者，所说无一不准。相士在给陈嘉庚算过命后，断言其寿终之时为乙未年正月廿九辰初三刻，即1955年2月21日上午8点半。陈嘉庚崇尚科学，不信鬼神，但却半信风水和命运。

　　1955年2月20日夜，陈嘉庚亲笔写好两份遗嘱，指明一份留交集美校董会秘书处主任，一份留交族亲，嘱咐将其遗下产业的收入全数划归集美学校作为经费和基金。遗嘱书写完毕，陈嘉庚用温水洗净全身，换上干净的内衣裤，上床就寝。21日清晨5点醒来，他照样先做床上体操，再下床洗脸、刷牙，接着便穿起那套接待贵宾才穿的西装，结上领带，穿上皮鞋，打点得整整齐齐。早餐过后，陈嘉庚破例不出门了，端坐在旧沙发上，等待着“最终时刻”的来临。8点钟敲过，族侄孙陈朱明到寝室探视，看他尚未出门，而且身穿西装，神态有异，便问是否中央首长要来，或是要出差赴北京、上海？陈嘉庚均答不是，并挥手将他打发出去。

　　在寝室里，陈嘉庚面对壁钟，安详端坐。到壁钟敲响9下，他认真地核对了一下自己的怀表和壁钟。乙未年正月廿九辰初三刻已经过去，死亡并未降临。但他不敢大意，茶饭虽然照吃，却时刻在等待着，直至这一天亥时终了，第二天子时来临，他才上床安寝。2月22日清晨醒来，陈嘉庚依然健在。早餐后他欣喜万状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有福气，我真有福气！”

　　一出“针灸麻醉”的闹剧

　　田炳信：老人、小孩，大人物、小人物，其实都有他很天真的一面。您能否谈谈你自己？陈嘉庚是个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他对你影响大吗？

　　陈共存：伯父的人生观是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并且以身作则作为子侄的楷模。他不遗留产业给后辈，是要使自己的子侄不做社会的寄生虫。我非常感激伯父，因为他曾向他的知交说：“侄儿共存颇有前途，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继承家族的传统，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我也要感激先父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使我今天能够问心无愧。如果先父遗留很多家产给我，我今天也不知道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那只有天晓得。

　　田炳信：你是怎么到的新加坡？

　　陈共存：我20岁时“七七事变”爆发，抗战时厦门大学搬到内陆去了，我就去了昆明。1939年我又去上海读书，读了一年就做生意去了。

　　田炳信：当年您觉悟比较早，没有从政、没有当兵，而是经商去了。

　　陈共存：对。我1940年做生意，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我就逃难到了新加坡，因为当时日本人要抓陈嘉庚，我也姓陈啊，给抓到了不好办。我这辈子只见过伯父三次，第二次见到他是在1942年1月底，当时新加坡沦陷在即，我去劝他早日离开。

　　田炳信：你当时是怎么个逃法？

　　陈共存：你知道我跑到什么地方？我躲到汪精卫一个好朋友的孙子家里去了。再后来我从马来西亚的槟城到泰国，从泰国到柬埔寨，从柬埔寨再到越南，在越南呆到战争结束。在越南时我和一批人被日本人抓过，说我们是间谍，坐了六十多天的牢。幸亏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田炳信：要是真有一个是间谍就麻烦了。

　　陈共存：是啊。1945年日本人投降，1946年我就做中国和新加坡间的橡胶生意。1948年时内战还很激烈，生意不好做，我在上海的店也关门了，就回到新加坡。1950年国内又找我买橡胶，请我去北京，哗，那时候的北京刚刚解放，空气非常好，“延安精神”也真是令人感动，真的是为人民服务，没有一个人讲自私，那真是不可想像的。这趟生意做成了，我回到新加坡后，发现后面老是有人“保护”我。

　　田炳信：是保护还是盯梢？

　　陈共存：是监视，是英国人，那时正是抗美援朝，英美站在一条线上，所以英国人就问我“你从中国回来，有什么任务？”哈哈，这以后20年我都不敢回中国。直到1970年还是1971年，中华总商会要跟中国大陆进行经贸合作发展，我才去了一趟。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次红卫兵带着我们去看“针灸开刀”，这在当时还是“了不起”的事情。

　　田炳信：那叫针灸麻醉。

　　陈共存：对。当时安排了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女孩。医生先把“红宝书”拿出来，面对毛泽东像念语录，然后就开刀。那个老太太疼得哇哇大叫。

　　田炳信：不是麻醉了吗？

　　陈共存：针灸麻醉有的有效，有的没效。那个医生就在旁边说：“你相信毛主席就不会疼！”

　　田炳信：这么一说她还叫吗？

　　陈共存：我没往下看就跑掉了，回来后写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后来我每年都去中国，因为我要尽全力打破英国和许多国家对新加坡的行业垄断，就要跟中国合作。当时中远公司、外运公司都和我们有非常真诚的合作。

　　田炳信：您喜欢字画？陈共存：我喜欢艺术，不喜欢古董。田炳信：您客厅里这幅字画是谁写的？

　　陈共存：我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颐和园看过一次书法展，也不晓得是谁的，只记得是个16岁的孩子写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有的人，生前是一面旗帜，死后是一种精神，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位卑说真话，位高依然说真话，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有的人，失意时有理想，得意时也有理想，陈嘉庚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种精神是一锅百年老汤，味正，绵长，常喝常鲜。有一种品格是一副百年老药，色正，料足，常备常用。有一种口碑是一座百年老店，斑斓，大气，百进不厌。

　　浮躁的社会里总有清亮的人生，闪客般的时代总有凝重的叹息。时间是一湖好山水，洗去尘，洗去假，洗去伪。真人是一面好镜子，照见你，照见他，照见我。

　　复活新闻

　　陈嘉庚晚年内心的痛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如果不是有3000万华侨的背景，他的下场跟刘少奇彭德怀差不多陈嘉庚认为：朝鲜战争显然是斯大林的一个政治计谋在近乎狂热的亲苏热潮中，陈嘉庚公开斥责说：“这算什么老大哥！”那幅包括外蒙古的石雕中国地图至今仍嵌挂在集美解放纪念碑前陈嘉庚崇尚科学，不信鬼神，但却半信风水和命运

　　图：以海外3000万华侨为背景，“中外在野第一人”的称谓，陈嘉庚先生当之无愧。合理、合义、合大众要求是他判断一切事物的准衡。合则上至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他都支持，反之他都反对。

　　（穗风／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