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中国对日索赔第一人，连续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对日民间索赔这条路，童增走了31年，被众多受害者称为恩人和民族英雄。
除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称号外，他还有许多头衔：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等。
童增
童增1956年出生于重庆，1978年，童增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北京一所高校当了老师，4年后又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童增不会想到，正是在这里，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990年，童增无意间看到一篇名为《欧洲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的文章，专业的敏感性让他精神一震：中国人民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一样可以重新向日本要求赔偿啊！
他认真阅读相关史料，完成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一文，第一次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赔偿”。
在童增看来，虽然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但并不代表无数的中国受害者不再有进行民间索赔的权利。
民间索赔由战胜国民间受害者发起，既代表了普通受害者的情感和意愿，又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是完全有必要进行下去的。
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也一时成为热点。
童增在处理受害者来信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高度评价童增说：“他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把索赔的火种播向了全国。”
这评价恰如其分。
几十年来，面对日本官员否认南京大屠杀，粉饰侵华暴行，我们只能表示反对；面对日本政府首脑无视道义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只能进行谴责。
除了愤慨和谩骂，我们还能做什么？战争留给我们的创伤，几代人也无法抚平。我们眼里流着泪，心里流着血，而日本人却坦然享受着我们发自善心放弃索赔所带来的发展成果。
面对一个不讲原则、没有对错之分的民族，在不能战争的前提下，唯有索赔才能让其警醒。
童增的出现让沉默了半个世纪的受害者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给他写信，控诉侵略者暴行。
浙江吴秀江老人写信给童增说，当年日本兵屠村，他亲眼看到父亲先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他爷爷中枪倒地前，把5岁的吴秀江压到身下倒了下去，才让吴秀江逃过一劫。
1932年9月16日，日本关东军在辽宁抚顺附近平顶山枪杀中国百姓3000余人
日本兵走后，村民从死人堆里扒出奄奄一息的吴秀江，救活了他。有人把他抱到他母亲面前，还剩下一口气的母亲浑身是血，肠子也露在了外面。看到儿子还活着，吴母长出一口气，死了。
山东肥城李瑞文老人在信中说，他爷爷被鬼子打死，父亲被扔进万人坑时还没死。十多岁的李瑞文没办法救出父亲，只好找来麻袋片为父亲遮阳挡雨。几天后，父亲痛苦地死去，李瑞文看着早已爬满蛆虫的父亲的尸身，放声大哭，痛苦不已。
河北廊坊李树清老人曾被抓到日本当劳工。他在日本被强迫劳动4年，吃的是猪食、糠团，就这还吃不饱，有人饿到吃别人的呕吐物或者拔野草吃。很多工友病了得不到治疗，仍被强迫干活，直到死去。
…………
1942年，河北定南县“北疃惨案”中被日军用毒气杀害的中国儿童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每一封都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让童增看了异常难过。他向社会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受害者能站出来指证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不少人不知道童增具体联系方式，只在信封上写着“北京童增收”，邮局工作人员心里有数，一看就知道往哪里送。
还有人干脆直接到北京见童增，当面向他诉说在抗战中的不幸遭遇。
每一位来访者的痛苦回忆，每一封信里的血泪故事，都像针一样扎进童增的心里。他震惊于日本侵略者反人类的暴行，更感受到了自己沉甸甸的责任。
后来面临工作的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老龄委，正是那个时候，他决定把对日索赔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童增的名气越来越大，更多的抗战受害者来找童增，有人为了索赔，有人只是为了倾诉……
童增与来访的老人们
有那么一段时间，童增每天一睁眼面对的就是抗战受害者。最多时，他一天接待过5批人：
早上在单位见一批，中午赶到和平里医院电车站见一批，然后再到市长家门外见一批。下午刚一上班，就已有人等在那里；晚上还要与人约好在对外经贸大学门口见面……
曾经有9名来自河北的老人抗战时期被日军抓去日本做苦役，死里逃生回到中国，就想找童增向当年抓他们的日本公司讨个公道。
他们来到童增工作的老龄委院内，见不到童增就坐地上等，饿了吃自带的干粮，渴了喝院里的自来水。老人们对工作人员说：“见不到童增就不走了。”
发起民间索赔后的头3年，童增共接待了800多位来访者，收到上万封控诉信。
童增专门用一间屋子存放信件，并找人将信件内容和自己记录下来的受害者经历做成电子版，永久保存。
童增展示受害者来信
联系童增的这些人，有少数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退休官员，其他大多数人则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
他们满面风霜，衣衫褴褛，几十年来将苦难深藏心底，无处可诉。对于他们来说，童增仿佛是“救世主”一般的存在。
可他们未必知道，困难与压力伴随着名气接踵而来，正排山倒海般地压向童增。
对于民间索赔，国家不可能从官方层面给予明确回应与支持，童增只能寻求民间帮助。
为提高影响力，他托人找到张学良先生，希望他能在“万言书”上签名，毕竟“九·一八”事变影响和改变了他的一生。
不想张学良却拒绝了。
张学良平静地对来访者说：“转给我的信我知道了，但不会签名。”
晚年张学良
为何不能签名？童增不理解，或许先生有自己无法言说的理由，或许他年岁已高又久离大陆，对世事变得淡泊了。
但童增认为，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刻进骨子里的东西是无法忘记的，起码对于他来说是这样。
得不到名人支持，坏消息却接踵而至。
除了对日索赔困难重重，童增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也亮起了红灯。
因为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对日索赔上，众多来访、来信对单位造成很大的影响，童增被迫辞去老龄委的工作。妻子也无法继续忍受童增偏离轨道，不顾家庭的“疯狂”状态，向童增提出了离婚。
失去了工作和家庭，童增面临着“一无所有”的境地。他索性开始经商，通过公司的运转来维持索赔所需要的各种支出。
童增展示受害者来信
好在公司经营状况不错。此后很多年，童增的公司多次出资扶助抗战受害者，并收留多名因参加保钓活动被单位除名的志愿者。
当有人质疑童增，认为他别有所图时，童增平静地说，多年来一直尽最大努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可能没有为索赔花过很多钱，但凭良心讲，我没有通过索赔赚过一分钱。
童增不傻，他知道索赔注定是一场无名无利甚至可能无结果的马拉松，也是他一个人的马拉松，他在图什么？
虽然有众多受害者和支持者，但真正能让他坚持三十年不改初衷的，难道只是那一腔热情吗？
20多年间，他不知多少次去日本大使馆抗议，也记不清找过多少社会名流签名支持，却屡屡遭拒。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提起三十多起索赔诉讼，但无一胜诉。
心灰意冷时他想过放弃，甚至有受害者都会怀疑：我们真的能成功吗？
童增与他整理的《童增书简》
每当这个时候，童增就会想起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一个个被战争摧毁的人生。他觉得放弃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否定，于他的良知来说，简直是犯罪！
因为在他看来，不向日本诉讼索赔，就是纵容其篡改历史。
这是决不容许的！
童增给大家打气，希望都不要放弃。毕竟历史是真实的，不容侵略者改写，索赔之路何其漫长，唯有坚持才能看到希望，才能等到正义来到的那一天。
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同样的，索赔之路也会越走越宽，越走越有希望。
虽然索赔无果，案件没有胜诉，但至少让日本政府在法庭上承认了对中国被掳劳工和慰安妇的虐待，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在他的支持下，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船王”陈顺通的后人起诉日本商船三井船舶株式会社的“中威船案”胜诉，三井公司向船王后人赔偿人民币约2.4亿元。
2016年，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同意向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劳工谢罪，并承诺向接受谢罪的劳工或其家庭每人补偿人民币10万元，同时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童增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眼前已呈现出一缕缕曙光。
2019年，童增再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推荐理由是：
近30年来发起并坚持伸张战争受害者权益，弘扬了人类的和平精神。
这是他自2015年被首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以来，第四次被提名。虽然最终没有获奖，却足以说明童增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已得到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与肯定。
曾有人把童增比作奥地利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他们有着同样的良知与坚忍。
维森塔尔被称为“纳粹猎手”，他从1945年被从纳粹集中营救出到2005年去世，帮助有关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抓获1100多名纳粹战犯，荣获奥地利总统亲自颁发的金十字勋章。
童增谦虚地说自己无法与这位老人相比，维森塔尔已经成功，称得上“功德圆满”，而自己却还在路上。
但童增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却从不会缺席。只要我们不忘记，能像维森塔尔那样坚持下来，就一定会看到希望。
西蒙·维森塔尔
1991年两会期间，童增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
1992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在38名人大代表的签名提议下，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
1992年5月，童增致信日皇，要求返还被日军掠夺、现藏在日本皇室的中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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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三十年的时间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支持。
可也有人对他冷嘲热讽，认为童增他的民族情结太严重：
日本能在我国汶川地震和新冠疫情期间多次援手，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原谅？
童增认为这不是一码事。
对我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不能掩盖它过往的罪恶。正如我们同样援助过日本，并不代表我们已忘记那段历史。
对于是否原谅，维森塔尔的态度很坚决。
维森塔尔被救出时，整个家族89人除了他与妻子2人外，全部死于纳粹之手。对于纳粹的罪恶，维森塔尔说：“即使上帝宽恕了他们，我，维森塔尔，也绝不宽恕！”
还有人说，我们要与历史和解，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但和解也不等同于宽恕。
和解是承认事实的存在，让我们不会受困于历史而裹足不前；宽恕则是包容罪恶，原谅罪犯。
维森塔尔被救出时已奄奄一息，中国抗战受害者几十年来承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身心苦痛。他们何曾说过要宽恕？他们不说，后人又有什么资格宽恕伤害他们的罪犯？
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某个人的罪恶，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这种国家层面的罪恶，哪怕血迹已干，苦难已远，也必须刻骨铭心，永不宽恕！
1937年12月16日，侵华日军准备将14777名俘虏转移到草鞋峡屠杀前的照片
俄罗斯有句谚语上半句说：让过去的过去吧，总是纠结于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
而它的下半句却说：忘记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
我们要失去两只眼睛吗？
决不！
1995年，维森塔尔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是一名幸存者。如果说我的幸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随时提醒人们，不能遗忘！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重演。我们必须蔑视这些罪行，因为，他们不仅杀戮了我们的家人，还践踏了人类的尊严，玷污了上帝的荣光。对他们的罪恶，永远不能宽恕！永远！决不！”
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杀害的幼儿
童增没有经受过战争苦难，只是因为未遗忘，不宽恕，才让在看到一篇文章后发起对日民间索赔行动，才会三十年如一日地在索赔之路上砥砺前行。
从而立之年到年过花甲，童增已在这条路上跑了三十多年，前路漫漫，不知他还要坚持多久？不会能否有人将童增一人的马拉松变成一场接力赛，将对日索赔进行到底？
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