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常璩及其《华阳国志》 ‖ 肖俊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常璩及其《华阳国志》

肖  俊

常璩,东晋著名史学家,其所著《华阳国志》,被誉为“方志之祖”。当代著名学者任乃强在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中说:《华阳国志》,“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在绢素时代,为地方史一鸿篇巨制矣”。

常璩画像(梅凯 作,四川省方志馆藏)

常璩能在中华文化中开地方史之局,撰写出地方史中的鸿篇巨制《华阳国志》,显非历史的偶然。这既是他才情的展示,也是他对时代的思考。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也许,这就是常璩当负的“大任”。
本文将从常璩家族、常璩所处的时代、常璩其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的影响与意义来着笔,其目的是展示历史赋予常璩的“大任”以及这“大任”给予历史的意义。
常璩家族
常璩在《华阳国志》“江原县”条目中有语:“东方常氏为大姓。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常璩为江原小亭乡人,他在写故乡江原是个富庶之地后,明确“常氏”是这富庶之地的“大姓”。同时,他还明写“常氏”“大姓”之“大”——文井江上有常堤30里。常氏家族在文井江上有堤30里,可见其家族所要保护与灌溉的良田有多少。
常璩在展示常氏家族的“大”之后,又在“先贤”“后贤”篇目中提及20多个常氏家族的人。这些人,从时间跨度来说,长达100多年(从汉献帝时常洽至自己)。所要言者无非是常家非暴发之家,其家族之“大”是一代又一代的发展与积淀所致。从人物的身份来看,大都为官宦,且不少为县令(长)、太守,主政一方,其次为学者。所要言者无非指明常家为钟鸣鼎食之家、簮缨诗书之族。从人物的事迹来看,在朝为忠臣,在官为能吏,在家为孝子,为友则仗义。常璩如此介绍常家人氏,所要论者,常氏之“大”,非地方豪强,而是国家栋梁。
常璩就出生于这样的家族,香熏书染后,长大成人。
常璩所处的时代
常璩出生于西晋而终于东晋,为官成汉政权。其所处时代有几个特点:
(一)天下动荡,人心思合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天下三分,致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于是天下思其一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魏统一巴蜀。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归晋,全国大致实现统一,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局面,尔后出现太康之治。然而由于晋惠帝的无知,晋宗室权力恣意澎涨,导致“八王之乱”。随后“五胡乱华”,天下再次分崩离析。晋王室东迁,司马睿在王导、王敦的拥戴下在建康城重建王朝,是为东晋。然东晋政权只管控着江南和荆湘地区。
晋惠帝永安元年(304),李雄在成都建立政权,此后全国各地还先后建立了15个国力强劲的政权,被统称为十六国。十六国时期,战乱不断,生灵涂炭,于是天下统一,又成为有识之士的宏愿。
(二)世殊时异,轻视巴蜀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巴蜀之地竟两次归于司马氏主宰的政权(中原王朝)。一是蜀汉景耀六年(263)蜀汉归于司马昭主宰的魏,一是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成汉归于司马睿建立的东晋。然因世殊时异,巴蜀官员受到的待遇迥然不一。
263年,虽是魏破蜀,然魏之政权实操于相国司马昭之手。265年,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继其晋王之爵、相国之位。266年,司马炎以禅让方式逼退魏帝,登上皇位,建立西晋。无论是司马昭还是司马炎,所面临的都是魏部分旧臣的反对以及东吴的独立。为削弱魏旧臣反对势力,也为赢得东吴官员的归心,司马昭与司马炎都实行优待蜀汉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保障内迁官员的生活质量,重用投降的蜀汉大臣,善待蜀汉旧臣的子孙后代。
崇州市街子古镇华阳国志馆
晋朝廷对巴蜀的优待,赢得巴蜀降臣的拥护,所以后之灭吴,以蜀之资源为主。然到东晋统一成汉之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作为成汉政权的散骑常侍常璩,会同中书监王嘏,力劝皇帝李势归于东晋时,虽然有大一统思想作支撑,但焉能没有归晋后受到优待的考量?桓温进入成都后,常璩被任命为参军,随李势入建康后,竟未授予任何正式职务,其轻视之情,一至于此。
何以如此?这与东晋的门阀风尚密切相关。
 (三)门阀森严,士庶天壤
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王朝,完全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门阀制度达于鼎盛。人们以门第相尚、血缘相亲,才学、品行、功绩不再是考量他人的要素。桓温伐蜀成功,东晋朝廷因为已没有像“东吴”那样的地方需要绥靖,所以对成汉降臣便没有多少优待。当东晋士人以门阀的眼光来看待成汉降臣时,其鄙视与不屑自然毕露无遗。
只能做官的成汉降臣,也许除了忍气吞声,别无他法。然作为史学家的常璩,却有话要说。
常璩其人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县小亭乡人。约生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终年70岁。
常璩出生于江原巨族常氏家族,所以小时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不幸的是,在他成长过程中,蜀地接连出现大动乱。先是关中地区出现大荒,天水、略阳等地10多万流民入蜀乞食。10多万饥民入蜀,冲突在所难免,蜀地自然不得安宁。当此之时,由于西晋朝廷的混乱,所以导致益州刺史赵廞的反叛。赵廞利用10多万流民与朝廷对抗,蜀地进一步陷入动荡。后流民军与赵廞反目,西晋接连派军入蜀,蜀地很快陷入生灵涂炭之境。作为江原巨族的常家,自然受到波及。为了家族安全,常氏家族在常宽带领下,远走他乡,到了湖北。时常璩只有10多岁。大约因为年龄小,常璩未随常宽而去,留在了江原。
为应对动乱不堪的局势,许多豪家大族自动组织起来,既对付流民军,也对付各股武装势力。当时,江原有范长生者,聚族而居青城。他将本族上千户人家组织起来,并大规模囤积粮食,形成一股较为强悍的地方势力。周边许多人家及较小的家族依他而生,他的力量也因此而扩大不少。常家未走之人,大约也依他而生。十几万流民受到西晋军队的进攻,为应对被驱被逐的困境,流民组织起来接受李特的领导。303年,李特战死。其子李雄拒绝投降,并带领自己的人马继续与西晋作战,后被推为流民军首领。李雄担任首领后,改变战略,与西蜀地方实力派范长生联合。
在范长生支持下,李雄建国称帝,同时拜范长生为丞相,加天地大师之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成政权为李雄与范长生共治。大成政权建立时,常璩约15岁。虽尚是少年,但对世事应该有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
在范长生协助下,大成国一时呈现兴旺景象。据《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雄乃虚己受人,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事少役稀,民多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但由于大成政权为流民所建,对朝章规则可能不甚了解,所以虽呈兴旺景象,但纲纪不设、班序无别,以致“货贿公行,惩劝不明。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伍”,所以还是国不成国、军不成军。
李雄立国30年而卒,因其雄才大略,所以“国运”尚可。大约在李雄之时,常璩进入了大成政权为官。其时,李雄为了政权的稳定,积极网罗蜀地势家大族成员。常璩因其家族渊源,大约也因其饱读诗书,故而被征召入朝作了一名史官,因此,更能接触大量文献秘籍,并得以遍览。在其阅读中,他又特别留意巴蜀文献,所以对巴蜀的人文历史也就有了更加通透的了解。
李雄晚年,收取宁州,招辑流民。流落到交阯、南中、荆湘之地的蜀地流民,纷纷回蜀。这其中,包括当年随常宽流亡在外的常氏家族成员。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所述,“时璩方强仕,常氏还者咸依之”“常族兴焉”。也就是说,常璩此时成了常氏家族的领袖人物。也因此,“璩强学好问,招还流民中又多有识远方地理与乱离故事者,记问既丰,颇多撰述。”大约在此时,常璩撰写了《南中志》。李雄去世后,李班、李期、李寿继立,常璩仍是史官。大约于此时,他撰写了《梁益宁三州地志》及《蜀汉书》。李寿杀李期而夺皇位,改国号为汉,与北地交好,常璩的《蜀汉书》大约因此而流传到黄河流域。
华阳国志
自李班以来,皇室内部厮杀不断,巴蜀因此兵结祸连。李寿夺位前,“巴西名士”龚壮劝其夺位后“归晋、称藩”。李寿登上皇位后竟违约,龚壮再上书李寿,劝其“遵前盟誓,结援吴会,以亲天子”。龚壮上书虽被李寿秘藏,但作为史官的常璩有幸读到。龚壮的思想对常璩有深刻影响。
李寿去世,其子李势继立。在李势时期,常璩任散骑常侍。散骑常侍,大约是皇帝的顾问,可能也参与朝政。但他对李势的倒行逆施很为不满。东晋桓温伐蜀,作为蜀“汉”之臣,他理应愤慨,然他却认为理有必然,这在《华阳国志》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华阳国志》在记桓温伐蜀的背景时,全是蜀“汉”政权的阴暗面:一是李寿杀解思明、马当。“思明有智略,敢谏诤。马当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无不哀之”。二是李寿“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李弈举兵反。三是引僚入蜀。“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水为民患。加以饥馑,境内萧条。”在此情形下,“桓温伐蜀”,也就在情理之中。李势“大发兵”,然蜀将无能,致使桓温直指成都,并兵临城下。成都的蜀军虽抵抗,然“自溃”。李势“悉众出战”,也是兵溃。此时,常璩与中书监王嘏劝李势投降。李势虽不甘心,然最后还是“送降文于温”。
常璩之所以持归晋思想,除受到龚壮的影响外,作为常氏家族的领袖,大约也有保护宗族免遭涂炭的考虑。常璩对桓温最初的做法应是肯定的。他在“李势志”中言:“温入成都,引汉司马谯献之、散骑常侍常璩等为参军,举贤旌善,蜀人悦之。”他原本期望东晋朝廷能如司马昭、司马炎之时,厚待蜀“汉”之官,并在桓温“举贤旌善”的举措中看到了希望,所以特书“蜀人悦之”。
可以说,常璩于成都迎接桓温时,心中充满希望。但到建康城后,便满是失望,甚至伤悲。其一句“选贤与能,人远乎哉”,更是痛彻心扉。为化解心中之痛,他愤而作《华阳国志》。
常璩著《华阳国志》
撰写《华阳国志》这样的巨著,一要才学兼备,二要视野宏阔,三还要有情怀。若非如此,断难成功。而常璩,因家学渊源、出仕经历、巨变遭遇,成为不二人选。
常璩所撰《华阳国志》,非一次性完成,也非全在“江左”所撰。据任乃强在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言;《华阳国志》“为篡合多种旧作所改编者”。

成都市新都博物馆内的《华阳国志》局部

常璩撰《华阳国志》,虽记写的是巴、蜀、南中历史(以巴蜀为主),但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回击东晋士人对巴蜀的轻藐。因此,他在全方位考量叙“史”的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叙写。
东晋士人以正统自居,视巴蜀为荒蛮;以门第相炫,视巴蜀为末流。常璩撰《华阳国志》时,有几点内容特别突出。
一是巴蜀历史悠久。这一点在“蜀志”记述中最为明确。《华阳国志》“蜀志”言:“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凡王蜀十二世”“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高祖因成帝业。
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蜀建国,远在三皇之时的“人皇”之时,可谓久远。黄帝孙子高阳为五帝之一帝喾,有蜀血统,而蜀之侯伯,又为黄帝之后,蜀不可谓不正统。周武王伐纣,蜀参与,功绩不可谓不卓著。蜀称王,在于周失纲纪。仅开明王朝,即有十二世,历史不可谓不悠久。汉高祖刘邦,依蜀之钱粮人力而成帝业,建立了中原正统。换句话说,所谓正统之建立,为蜀之贡献而来。
二是物产丰富。《华阳国志》在言李冰治水后,“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三是文化发达。《华阳国志》记述文翁于蜀办学,“先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蜀学”一词,首见于此。齐鲁因孔子的存在,文化上自是高峰。而文翁办学后,蜀学比于齐鲁,可见蜀之文化相当发达。
四是地灵人杰。这一点在“前贤”与“后贤”着笔最多。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中说:“明确颂扬巴蜀人士之德业功名足以傲世励俗者,为《先贤》、《后贤》两篇,以抒写不堪东人诮藐之郁气。着力过猛,故虽仅两卷,篇幅则大于地志与霸史之四、五两卷。犹嫌其发抒不尽,更辑《三州士女目录》以充实之。”
《华阳国志》中记写人物,竟达400多人,其文采风流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犹盖于天下。
五是常氏家族,也为世家大族。这一点,不仅在“江原”条目中明写,还在“前贤”“后贤”中列出近20个杰出人士。对于自己家族的叙写,常璩所费笔墨不可谓不多,这其中的用意,自是不言自明。
《华阳国志》中,还有许多内容值得玩味。然总体而言,一如任乃强之观点:常璩“裒削旧作,改写成为《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人士之诮藐”。细观常璩撰《华阳国志》,大约与司马迁撰《史记》一样,也为“发愤之所为作也”之作。然而这“发愤之所为作也”之后,司马迁与《史记》列于不朽,常璩与《华阳国志》也列于不朽。
《华阳国志》的影响及意义
《华阳国志》自问世以来,便即流行,经世代刊刻,于今已有1600多年。也许,连常璩也没有想到,他之所为,既为地方史开了一个“创造之局”,又为巴蜀留下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历史画卷。
《华阳国志》在内容上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体裁上又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是方志史上的一个创举。即如任乃强所言:“一至四世纪间,地方史志虽已发达,率皆偏记一类,无全面描绘之巨文。其一书而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综名物,摖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汇为一帙,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实自常璩此书创始。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华阳国志》所创体例一开,对后世方志之撰写,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其外,常璩还详细记述西南地区各州之历史、郡县之沿革、治城之所在、山川之形貌、物产之富饶、风俗之殊异,以及名宦大姓之概况,为后世留下大西南丰厚详实的资料。不仅为许多历史学家所引用,如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注《水经》、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等,即使在今天,它依然是研究大西南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华阳国志》自问世以来,传抄者众,刊刻者也众。只清代,从事于此书校勘者即多达20余家,由此,即可见其存在意义非同一般。世人谓《华阳国志》为方志初祖,谓常璩为方志大家,以此观之,诚非虚言。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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