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玉、胡茂实——现代应城教育泰斗的两父子
现代应城教育界，可称泰斗的是胡文玉、胡茂实父子。
胡文玉先生(1886-1971)，字鸣盛，应城城关人。1905年进县立高等小学堂。因成绩特别优异，经校方特许提前毕业，免试进入德安府中学堂。1911年8月，他在父亲及大哥的支持下，赴汉考入江汉大学，先攻读历史，后改学法律，视野逐渐开阔，求学之志愈坚。
1913年7月，邀约同学刘博平(广济人)等进京报考北京大学，以优异成绩进入北大文学院中国哲学系第一班专修哲学。其时，恰逢章太炎在京举办“国学讲习会”，便师承章氏，研习经学、史学及诸子百家。1918年7月毕业，获北大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受聘于北大国学研究所，协助整理明、清两朝档案，同时兼任国史编纂处湖北省名誉征集员。1921年，改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教授。是年5月，参加北京八所国立高等学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并出任秘书。在秘书长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从事进步活动。
1927年4月28日，共产党人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胡文玉愤然弃职返回应城，被推选为县民大会副主席兼总工会秘书。后出任县教育局长，对县立中心小学的教育教学有诸多的改进，如不准体罚学生，劝导教师上课不要死板着面孔，对学生要善于启发和引导。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尽力拥护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遂为地方顽固势力所不容。不久辞职，再赴北平从事学术活动。
1929年8月，胡文玉应聘于北平国立图书馆，为该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写经组组长。1935年7月，胡文玉应邀赴青岛出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次年，仍返北平就任故宫博物院特询委员会委员。“七七事变”后，离北平南下，拟取道武汉转赴云贵川。途经广水时，火车遭日机轰炸，交通受阻，方辗转返回应城。1938年10月，县城沦陷，举家迁居黄家滩。身栖小楼，终年闭门不出。日寇欲利用其声望，多次“邀请”出任要职，皆为其拒绝。
胡文玉在避居期间，坚持每天看书学习，研习书法，修订古籍，写了约20万字的《唐诗选读》。他坚持不让孙子们上敌战区的学校，免受奴化教育的毒害。为了不荒废学业，他督促其子茂实辅导孩子们学国文、英文，其侄茂绩辅导他们学习数学，自己也抽空指导他们读《左传》、《吕氏春秋》、唐宋名家诗词等。这样使孙辈的兄妹三人在战乱时期不仅没有影响学业，而且都有所学，大有长进。
抗战胜利后，胡文玉一家从黄滩迁回城关寓住于设在马坊街的县立中学内，其子茂实担任该校教员。1947年，他主持应城县文献征集委员会的工作，搜集、整理成了5万余字的“应城抗战史料”初稿，以具体翔实的史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应城的滔天罪行。
应城解放后，胡文玉被选为省政协委员及湖北省各界代表会议特询代表，驻会常委;后又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县人大代表。1955年，当选并出任应城县副县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长达13年。在任期间，他十分重视和关心应城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常为学校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入学、升学、教育经费、师资培训以及扫盲等问题，主动找县长、县委文教部门的同志商量，寻求解决办法。1954年县第一届人代会上，他和王育之先生联名建议在城关大南门内右侧划拨一块空地，由政府拨款，将设在公园内的原中心小学迁出，新建一所小学。这个建议被大会通过，县政府立即组织财力、物力、人力付诸实施。一年后，新的中心小学(即现在的实验小学)建成。他经常向学校的教师提出“教师必须为人师表”;对县里每年至少集训教师一次，以提高教师思想、教学水平的作法，极表赞同。1957年，学校重视劳动教育却削弱了课堂教学，他为此找县委文教部负责人提意见说：“劳动教育要搞，但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学生总得要读书，不读书就不叫学生”。
胡文玉不仅是一位从教多年并主管过教育行政的教育工作者，而且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精通哲学、法学，而且对经学、史学、训诂均有很深的造诣，尤精于文学、音韵及版本、目录、校勘之类。他早年在教学期间，即著有《扁鹊仓公列传注》、《陈士元年谱》、《故宫杂钞》、《四库汇要目录索引》、《唐诗选读》等著作数十种。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分管工作之余，又著有《周濂溪》、《高似孙子略补注》、《陆贾新语注》、《唐妇女诗抄》、《木农具结构图集》(与李必达合著)、《又玄集注》、《德安府艺文志》。胡文玉先生在晚年，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先后完成《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年表》、《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年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年表》等的写作，达40余万言。他计划在有生之年，完成斯大林、毛泽东两个年表，却因“文革”的影响，未能如愿。
胡文玉先生于1971年10月30日逝世。身后留给子孙的钱财无几，但给社会留下了一笔知识财富，成为人们对他永久的纪念。
胡文玉先生有四子两女，长子茂实，出生于1904年，曾用名慕实、振声。1930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此后，长期在应城从事教育工作，执教40年，他辛勤耕耘，教育有方，深受历届学生的尊崇和喜爱。
1930年秋，应城私立西河中学创办，胡茂实刚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年仅26岁，即应聘于西中任国文教员。当时封建的教育思想、教学方式，还支配着很大一部分人的头脑。西中虽说是新式学堂，却还保留不少私塾旧习;老师们大都板着脸，一个个都很严厉，不少人还带着竹板子上课，稍不如意，就体罚学生，学生们在课堂上死气沉沉，在课外打打闹闹，不明确学习目的，老师不讲究教学方法。胡茂实一反旧的教学方式，使西中学生耳目一新。他第一次走进教室时，身着长衫，戴一副近视眼镜，留中分头，显得文雅而潇洒，手中也没有拿竹板。大家都感到新奇、兴奋，注意力也特别集中。他讲的课更是获得了学生的好评。那时，中学的国文课本，每册都有一、二篇蒋介石的文章和训词。他从不将此类文章作为课堂讲授的内容，而只讲解每册课本中认为有益于学生的课文。此外，他还选印一些优秀诗文让学生学习，使学生们有机会接触一部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作以及“五四”前后的许多新文学作品。学校第一次发现，不用竹板打人，同样可以把书教好。凡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感到他学识渊博，且善于启发人思考。他讲课时，着重讲授课文丰富的内容。有些篇章还讲出他研究所得的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即使是看起来很平常的诗文，经他讲解一番，竟十分生动感人。
胡茂实讲作文总是要求学生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一般老师上作文课，只命一道题，学生懂不懂，能不能作出文章来，一概不管。他却往往一次出二、三十个题目，写满一黑板，让众多的题目去触发各人独特的感受。甚至让学生自己命题，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实际上，大多数人看了题目之后，觉得有话可写，写起来也顺畅，不觉得作文是苦事。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同学们在课余时间里坚持写日记，说这是锻炼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鼓励大家写作，不论谁的文章，只要写得有点新气息，他都贴在成绩栏里，以示表彰。这样一来，同学们除了完成规定的作文外，也有人尝试写小说、写新诗、填旧词，写作之风在西中兴盛起来。他这种引导、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为西中首开先河，学生们也受益匪浅。
1938年10月，应城沦陷，西河中学停办，胡茂实随父母全家迁居黄滩镇。他拒绝为日伪汉奸做事，靠卖文具纸张糊口，保持了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城关，在县立初级中学任教。1946年10月，应城西河中学复办，他应聘担任校长之职。一上任即主持招生工作。当时应城失学青年很多，为满足需求，当年招收学生约300名，凡报考者均被录取。因招收的学生文化程度差异很大，便按考试成绩分编为5个班级，即初一上两个班，初二上一个班，余下成绩太差的编为两个补课进修班。他不辞劳苦，到处奔走，聘请教师，筹措资金，以解教学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胡茂实担任应城一中教员，1956年担任了副校长，还被选为县人大代表。他虽肩负着一中的部分领导工作，仍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常常代二、三个班级的语文、地理课。他讲国文，除了讲授作品的艺术性、写作技巧、字词句外，还注意讲解作品的思想性、政治性，以改变部分同学单纯追求艺术形式的倾向。胡茂实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理解能力，他在备课时准备了许多与课文相关的资料，授课时，旁征博引丰富多彩生动有趣。他在完成课堂教学的同时，提倡学生进行阅读，注重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欣赏和分析能力的培养、词汇的积累、语言知识的充实，以及阅读兴趣，甚至思想情感的培养等等。
1955年，胡茂实作为应城的先进教师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孝感专署召开的先进教师表彰会。会议期间，地委书记王家吉到会讲话，他指着胡茂实说：“坐在那里的一位就是我过去的老师，他的课讲得好，学生们都喜欢他上课。他是一位深受学生尊重的好老师，我们信赖他!”
胡茂实早年患有肺结核，有时吐血，但他不肯住院治疗，总是在家里吃点云南白药，或者让家人买点猪心肺滋补一下，就坚持上课。当学校老师有病假、产假时，他主动承担代课任务。1959年，胡茂实调任应城综合师范学校副校长。1962年，又调回一中继续担任副校长。这时，他已年近花甲，仍坚持给学生们上课，甚至还亲自动手抄写表册、文告。他能写一手精妙的瘦金体楷书。学生的毕业证书由他亲自填写，倾注了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的一片丹心。
胡茂实对学生特别爱护，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从不乱加批评指责。学生们到家来拿作业、看试卷、提问题，不论是誰，他一律热情接待，当面批改指点，讲解分析。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学生王士学家庭困难，要求退学。胡茂实多次找他谈话，从多方面开导他、鼓励他克服困难，使他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多年后，王士学每提及此事，不无感触地说：“要不是胡校长几次对我苦心劝导，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我早就失学了”。
“十年文革”期间，胡茂实受到冲击。但他对党、对人民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1971年5月1日深夜，胡茂实先生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应城一中召开追悼大会，高度评价和赞扬胡茂实先生的一生，称之为：“桃李遍四海，饮誉满应城”。
注：本文根据沈平、闵植、盛必文的《胡文玉》、吴建凡、李华宽的《忆胡文玉先生》、褚远安、张树德、李君仪的《胡茂实先生的教学生涯》以及胡延寿、许端民的口碑资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