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驾车 去伦敦——第二章 妈妈的慷慨

　　第一个告诉我正计划着自驾车去伦敦的是西安的王延，他是中国肢残人协会副主席。那还是出发前一年的事，王延是策划者之一，这项被称之为“梦想之旅，为残奥加油——2012北京-伦敦中国残疾人自驾行”活动，是中国肢残人协会策划的。我知道后对王延说：“到时千万别落下我，我可以当你们的随团记者，可以给你们推轮椅，可以帮着干杂活。”

　　有过几次开会见面，我都忘不了问王延，去伦敦的事怎么样了？王延总说正在筹备。

　　一天，接到李宁为的电话，“小瑜大姐，关于去伦敦的事，王延主席让我一定给你挂个电话。”我说“是啊，我早就对王延说了，到时可别落下我哦。”宁为说“情况有些变化了，可能要自费去。中国肢协不组织了，现在只能以个人自愿组合的形式去伦敦。”我心里一沉，“自费啊，我哪有那么多钱。”“是啊，我们做了争取，中国残联还是不同意，主要还是担心有风险。”

　　我没问这一趟去伦敦需要多少钱，寻思着对我来说恐怕是一项过于奢侈的开支。我的工资是一家三口人吃饭的钱，自费自驾去伦敦，太不现实了。于是收起梦的翅膀，无奈地对自己说，下一次吧，下一次再圆梦。

　　放下了这件事，每日继续着上班下班，只是偶尔心里飘过一个念想，自驾伦敦不知进展得怎样了？

　　五一节前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邮件，是关于伦敦自驾行的资料，有活动介绍，有详细的行程，还有报名表等等，看得我心里痒痒，顺手打印了一份。

　　下班时去看妈妈。“赞助一下怎么样？”我问妈妈。

　　“行啊，是不是又有谁遇到困难了？”妈妈早已习惯了我为残疾朋友向她拉赞助。

　　“是资助我，去伦敦，全部是残疾人自己驾车去。”我说着将打印的资料给妈妈看。

　　妈妈带上老花镜，认真看着问我：“自驾车去伦敦，跟旅行社去，要45天，这么长的时间。有多少人？需要多少钱？”

　　我说“计划30人，每个人要15万。”

　　“行啊，我赞助你。”妈妈一边摘下眼镜一边看着我说，语气竟没有丝毫的迟疑。

　　“真的呀！”我即惊讶于妈妈的爽快，又仿佛一切都在情理中，情不自禁张开双臂搂住妈妈。“谢谢，非常感谢！”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那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唱的是我的心声。一直朦胧地记得：因发高烧而昏睡了不知多久的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却看见妈妈坐在床边淌泪。那时才1岁，不应当有记忆，但那一幕却一直印刻在心里，让我相信是真。为了给我治疗腿疾，妈妈尝试了所有能够知道的治疗方法：针灸、打针、吃药、按摩、药熏，还有五花八门的偏方，不计其数。最难忘的是去徐家村解放军医疗队的那些日子，那是1967年吧，都说徐家村解放军医疗队用埋羊肠线的方法可以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妈妈不顾路远难行，每次都用自行车载我去动手术，每次手术，我的脚都要挨上七八刀。记得有一段路是在堤上行，黄泥的堤坝凹凸不平，一次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因为术后的伤口疼，我挪动了一下身子，妈妈没有防备车子歪倒了，我和妈妈两个人带着自行车一起摔下了堤坝。妈妈顾不上自己是否摔伤，急忙抱起我，唏嘘地看我哪儿摔痛了。儿时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多年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徐家村，骑着自行车，用了二个多小时才到达那个永远都忘不掉的地方。路已经修成柏油路，堤坝还在高出路面的一侧，已不再行车了。我爬上堤坝，匍匐在那条黄沙石的路上，倾听着妈妈的自行车碾过路面的声音，而那时“造反派”已经抄家，爸爸已被打成“走资派”，妈妈承受的是什么样的压力啊。当我把这一感受告诉妈妈时，妈妈只是淡淡一笑，仿佛说：这有什么。

　　这就是我的妈妈，在我眼里，她集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于一身：忍耐、顺从、勤劳、吃苦、贤惠、善良、知足、谦恭、聪明、能干、无怨无悔。但她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在她17岁那年的一个夜里，她写下：“不要找我，天亮时我就会回来”的字条悄然离家奔赴游击队时，她就已经不可能是一名传统的女性。她抛下了富裕的生活，抛下挚爱她的父母，到游击区穿一袭黑衣、草鞋，在老百姓中宣传革命，在敌后穿行，那时，她早已超越了传统女性。家里有几张当时的老照片，照片中的妈妈头戴灰色军帽，穿一身灰布军装，皮带束腰，配一支手枪，飒爽英姿中透出一股秀美。后来知道，中学时，妈妈还是一名校花，就是今天，年过八十岁的妈妈还是那样的清秀美丽。

　　我敬佩我的妈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妈妈忍辱负重，因为外公在抗战时是国民党的少将，虽然抗战胜利后他就解甲归田，不参加内战，但仍不能改变他曾经是国民党军事官员的身份，在妈妈们为之努力而迎来的“天亮”后不久，外公就被监禁并长达二十多年，舅舅也同时受累。我常揣想妈妈的心情：她是如何在这种重荷下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当年的追求，始终追随共产党，但却一直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没有听见妈妈抱怨过什么，文革下放农村那些年，听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至今忘不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就好”。她把下放的那个地方当成了自己未来要长期生活的家，把农村工作、农事农活当作自己应尽力去做的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三年多的时间，她已成为农活好把手了，挑、锄、割、插、犁，无所不能。我常看着妈妈的那双苍老的手，相信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见证，见证妈妈的勤劳与吃苦。如今，妈妈更是知足知命，她一再赞叹生活富足，儿女都已成人，子孙都已长大，就连最让她操心的我也已经独立成人。

　　妈妈认识爸爸，是她人生的一个大转折。当年，爸爸是妈妈的老师，在学校里宣传进步思想，教唱进步歌曲，传借进步书籍。妈妈正是在爸爸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在爸爸面前，妈妈始终是个听话的好学生，这一身份，几十年从来没有改变过。妈妈顺从爸爸，服从爸爸的意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包括妈妈的衣着、发型都以爸爸的眼光为标准。妈妈对家务，从原来一点都不会到现在是公认的能手，而且虚心好学，不断进步。正因为妈妈太能干了，才导致爸爸至今对家务“一窍不通”，儿女个个“好吃懒做”，至今周末回家都还是“游手好闲”。

　　妈妈最能够理解儿女，呵护儿女，以儿女利益为重，甚至在儿女与父亲意见不一致时，妈妈也总是暗中站在儿女一边，给予儿女最大的支持。曾经很长一段日子里，我的心就像汪洋上的孤舟，茫茫然，凄凄然，即使置身于欢笑与亲朋好友间仍仿佛孤独的一人。于是渴望独自一人四处旅游，浪迹天涯。其实妈妈明白一个残疾女孩独自外出的风险，我的每一次出行都令她担忧，但她从来没有阻止，没有说一句“不”字。每逢节假日我要远行，妈妈便默默地帮我打点行装。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电话，我旅行一周或十天便是杳无音讯，直到突然归来，第一个开门迎接我的一定是妈妈，她总是欣喜地将我紧紧拥抱。我深信，如果说我是那汪洋上的一叶孤舟，妈妈就是我随时可以停泊的岸，妈妈的岸很长很长，当远航的船儿疲惫了，随时可以靠岸，虽然我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但妈妈依然很近很近。

　　妈妈的慷慨与理解从来都没有改变。

　　“天明、怡文会同意吗？你也要和他们商量。”妈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嗯。”我回过神来回答。

　　晚饭时我对天明、怡文说：“我想自驾车去伦敦。”并拿出资料给他们看。

　　女儿抢先拿了资料，边看边嘟嚷：“太棒了，我也要去。”她惊叹：“哇，去挪威、丹麦，好有爱啊。还有Gemany、U.K……10个国家呢！这些地方我都好想去！”十四岁的女儿前一段迷上了日本动漫《黑塔利亚》，对这些国家有点人格化的了解。比如：俄罗斯名叫伊万，是做什么事情都少不了伏特加，不发一言却能带来巨大压迫感的青年。芬兰，喜欢泡芬兰浴和吃甘草糖，因为是传说中圣诞老人的发源地，所以圣诞节也喜欢打扮成圣诞老人到处走。瑞典，表情严肃且无口的维京人，戴着眼镜，心地善良，但由于表情太过严肃经常吓到别人。挪威，性格略微有些柔弱的青年，很爱幻想，家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渔场，喜欢吃三文鱼。丹麦是性格潇洒的青年，曾经的北欧雄狮，虽然近代已经衰落，但是依然是北欧的老大。荷兰，为人市侩，认为“金钱就是世界”，同时也善于赚钱。比利时，金色波浪短发的御姐，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却穿着朴素。德国，名叫路德维希，做事认真，爱干净，养了三只狗，名字分别是Aster、Bkackie、Cerlitz（在德语里的意思是智慧、勇气、教养），每只都非常壮硕。法国叫弗朗西斯，喜欢一切美的事物，对于爱情可以拥有无与伦比的丰富情感来表达，手上总会有一朵玫瑰或酒杯。英国叫亚瑟，以前是海盗，后来成了个绅士，生来毒舌，心眼儿倒并不坏，跟妖精或幽灵感情很好，也尝试魔法或召唤术之类的事。

　　“你好好读书，今后有的是机会。”我说。

　　“那还要多少年啊。”她有些遗憾，继而补充：“你可要多拍照哦，还要给我买礼物。”

　　“那是一定的。”

　　“哪有这么多的钱？”天明看着文字资料非常现实地说。

　　“妈妈答应资助。呵呵，其实还没确定去不去的。不过，真想去啊。这一生也许就只有这么一次，有这么一次，此生已足矣。”

　　“哦，有资助了呀。那就去呗。”天明还是那么不紧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