坍塌之际
妈妈住进省立医院，诊断为胰腺癌，已经晚期。
顷刻，世界坍塌了一半。
妈妈生病了。而且重症。而且一病不起。
全家人惊惶失措。
记忆中，妈妈没有生过什么病。一直是爸爸身体不好，一两年便住院一次。每次爸爸住院，都是妈妈陪在他身边，白天还要回家煮些好吃的送到医院，没有请护工的时候，妈妈就是护工，睡折叠的小床，守护在爸爸的床前。前几年买电梯房，妈妈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要有方便去省立医院的公交车。家里没有请保姆时，妈妈一人兼当爸爸的管家、秘书、护士、保姆。
妈妈很少诉说身体不适。膝关节劳损已好些年，疼痛，下楼梯倒退行，每半年就往关节里注射玻璃酸钙。她轻描淡写地说：“无所谓。”不当作一回事。年前常规体检，尿有红细胞，年初门诊几次，吃药，好了。眼睛左边倒睫右边白内障，手术，住医院一天，春节前拆线。正月初一，亲友们来拜年，妈妈风采依然。
正月十五，妈妈参加闽粤赣战友的一个小聚会，回来后感觉胃不适。以为春节饮食问题，到医院门诊，做贝透检查，有胃炎及胃下垂，吃中药西药。一个多月，多次门诊，总不见效。饭量日减，厌食，身体越来越虚弱。阿东姐晚上十点打来电话：必须进院！
清明刚过，妈妈住进医院。仅一周时间，检查出疑是胰腺肿瘤，CA199超出正常5倍，CT可见5*4.5阴影。再做核磁共振，确认。
泪奔。方寸全乱。
*****
我们轮流陪伴在妈妈的床前。
疾病折磨着妈妈，日渐憔悴，睡梦中轻轻的呻吟如喘息。
这是一个套间，有病房、陪同房、客厅，是六区唯一的特殊病房。住院时因为没有床位，主任说：“这是临时病房，费用高，得自费。等有病床时再给你们调整。”住进来后才感到，这是我们能够给予妈妈的最好的环境。不必再调整了。
细胞癌变和肿瘤的发生、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有两位癌症领域的顶尖人物在《细胞》杂志上联名发表了文章《癌症的标志》，认为所有恶性肿瘤均开始于一个“叛逆的细胞”，这个细胞因为基因突变而刺激自己，无限生长，不理会其它禁令，逃避细胞自杀机制，躲过染色体端粒长度对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并能够发展出一套系统以维持自己的生长，具备了入侵到其他组织中去的能力。
“叛逆”？
顿时脑瓜子被撕开一个豁口。
*****
爸爸拿着医院的报告，颤抖的手晃动着，愤怒地大声质疑：“这怎么可能！”
爸爸将吃了一半的香蕉递给妈妈。
妈妈一点食欲也没有，摇头表示不想吃。
“这么好的香蕉为什么不吃。”爸爸责令：“吃了。你总是'不’字当头。叫你吃，你就吃。”
妈妈接过香蕉，勉强咬一口，咽不下。看到爸爸盯着她就勉强往下咽，但立即作欲呕吐状。
老五不忍，伸手去拿。妈妈看看爸爸，不敢给。
老大说：“给我吃。”妈妈这才松手。
爸爸闭上眼睛，仰天哀吼，欲哭无泪。
爸爸掰下一小块蛋糕递到妈妈嘴边，妈妈将蛋糕含在嘴里，无法下咽。爸爸以为妈妈吃了，高兴地又掰一小块递给妈妈。妈妈接过拿在手里，一脸无奈。
爸爸小心地握着妈妈瘦骨如柴灼热的手，瞧着她一脸疲惫昏睡状，曾经鲜活的生命渐渐枯萎，心疼不已。
爸爸坐在轮椅上，侧倚着妈妈睡卧的病床护栏，一手支在轮椅的扶手上，一手轻轻揉着妈妈骨折后酸痛的腿。
*****
去年妈妈虚岁八十八，爸爸为妈妈献上一首新诗《一朵木兰花的赞歌》——
你是一朵美丽，挺秀，含苞待放的木兰花。
你的鲜艳显示着热情和勇敢。
你的芳香蕴含着智慧和力量。
木兰花，你是一朵追求真理之花。
在天翻地覆，正义与邪恶搏斗的年代，
我们手拉手投进革命大洪流。
当那乌云压顶血雨腥风的时刻，
你毅然决然冲破黑暗奔向光明的远方，“天亮了，再回家”！
将门虎女效秋瑾，迈出了人生第一跨。
可爱的木兰花，可敬的木兰花！
一朵嫩弱的木兰花奔波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半红半白的贫瘠异乡，这里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城市的喧哗，
宿山洞，住茅棚，夜行军，昼隐蔽，发动群众抗暴政，群众保护着我们大家。
静卧茅棚，四野沉寂，忽听得，山脚犬吠不停，警示有敌情危急，
握枪疾起，向后山密林转移，团结战斗夺生路。
在铁扇公主的肚子内闹革命，脑袋不知道何时会搬家！
木兰花经受着锻炼和考验，坚韧沉着，芬香四溢，更显芳华！
手捧木兰花，我深感责任重大。
师生有缘，玉屏明志，尫仔石山会龙虎，龙岭扎寨把火种撒。
从繁华的城市来到这战斗的荒野，
我们是身居敌后心向党，枕戈待旦迎曙星。
我们必须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紧密团结，战胜困难去夺取胜利。
漳浦解放初圆梦，拔云见日显风彩，
你是一朵坚强的木兰花，胜利的木兰花，幸福的木兰花。
七十载，我们携手并肩前进在社会主义光辉大道上。
这首诗录在爸爸送给妈妈的生日贺卡里。贺卡带到医院，摆放在妈妈病床头的架子上。封面是他们俩的新照，爸爸赋诗一首：献给我最亲爱的——八八寿高德又馨，名花一朵证芳芬；峥嵘岁月东流水，革命情怀永不忘。封底是一张老照片，六个游击队员在漳浦解放那天的合影。
*****
爸爸妈妈是师生也是战友。
1948年，妈妈从厦门双十中学转学进省立厦门中学。同年，爸爸厦大毕业到省立厦门中学当教师。
2018年，他们相识七十年。
爸爸在大学时加入共产党，进省中后担任省立厦门中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此时，解放战争已在东北打响，战火正炙。国民党为了维持内战，在统治区内竭力征用一切可征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以高压手段打压不同意见，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制造白色恐怖，引起社会各界及大中学生强烈不满。爸爸利用他的教师身份，在学校里宣传进步思想，教唱进步歌曲，传借进步书籍，培养进步青年，支持学生参加“反内战”游行、罢课，组织学生参加“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大游行。
外公是国民党军少将，位居少将却不加入国民党，以示他不参与政治。他反对内战，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抗战胜利后便解甲归田，回厦门守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外公的留日同学周烈，时任厦门要塞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几乎每周末都来家里喝酒，两人经常交谈对时局不满和同情革命的话。周烈的一名副官是共产党，周烈也暗中帮助解救了不少地下党人，结果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逮捕监禁。外公不怕受牵连，到监狱探望，并对奉劝者直言：“这是我的朋友，怎么不能去看？”周烈被枪决，外公雇人为他收尸埋葬，在家里为他祭奠，举家默哀。
妈妈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耳濡目染，思想解放，和舅舅两人都积极投身“反内战”“反美扶日”运动。在学校地下党的引导下，妈妈从一名爱国学生成长为追随共产党的进步学生，她满怀热情和激情，参加由地下党暗中组织的咏唱进步歌曲，办工人夜校、图书馆，交流进步书刊和思想等活动，并经由赵老师介绍加入中共闽西南党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同盟——新青团，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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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大院里有许多木兰树。春天开花时节，老五指给爸爸妈妈看。
木兰树高三五米，不开花时，树木貌似平常。当花蕾出现在枝头时，树叶就开始零落了。待树叶全部飘零，满树便只有那一大朵一大朵的木兰花，她奋力地绽放，似乎要释放出她所有的热情。花瓣厚实有如木棉花，白色、粉色、淡紫色，傲立枝头，淡雅，纯净，无杂，令人陡生敬仰。
木兰花花语：高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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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9日凌晨，全家人都还在睡梦中，她留下一张字条：“天亮了，再回家”，便毅然拉开菜妈街4号厚重的大门。
“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是我一生的转折。”妈妈说。
此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所向披靡，每天都有喜讯传来，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一个月前赵老师悄然离校，老师同学间传闻：赵老师进游击区了。游击区，传说中的神圣之地，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共产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将可能暴露的革命同志输送到游击区，同时增强游击区力量，准备解放并接管城市。
5月中旬，陈国俊同学悄悄对她说：“组织上安排我们去游击区，你准备一下，不要告诉任何人，确定具体出发时间我再通知你。”
陈国俊已在门口等她。
她跟着国俊到了码头，买了两张去海澄的船票。等船的半小时如同过了几小时，他们像一对私奔的小情侣，只能用眼神传递奔向自由的兴奋和担心被发现的紧张情绪。登船，通过国民党军警检查。终于船开了，他们俩深深地叙了口气。
海澄上岸，有个头戴斗笠农民模样的人来接他们。后来知道他是厦大的学生，大家叫他小二黑。接着汇聚的还有厦大学生蔡莳、郑元、吴志诚、郭奕镜和厦门电信局的楼建洪。这群奔向游击区的年轻人中，只有她是女的，只有她不是共产党员，只有她未满十八岁。
她是个漂亮的女孩，省立厦门中学的校花：宁静端庄，带点书香气息；一双大眼睛可以一览无余，透露内心的单纯与热情；身材修长纤弱，却表现出倔强，坚定，傲然正气。进游击区时，她给自己取了个名——岱。介绍姓名时她总是说：“萧岱，岱山的岱。”岱山，即泰山，五岳之首，天下第一山。登泰山而小天下。足见她的心高气傲。
进游击区的路途是艰难的，需要夜行军，走山路，宿野外。
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白天不行。只有等到夜深人静，敌人放松了警惕，这时才能悄悄地绕过敌人的炮楼。不能进村庄，村里有狗，一叫连成一片。只能避开村庄，走崎岖的羊肠小道和田间小路，靠近村庄的地方还要屏息，以行军的步伐悄声通过。他们住的是山洞或露宿大树林，吃的是干粮，喝的是山涧流水。虽然疲乏，但她一直沉浸在进入游击区的亢奋情绪中。
六天六夜，终于到达闽南地委机关。在迎接他们的人群中，她惊奇又激动地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省立厦门中学的赵老师和郑光星同学。他们相拥在一起，倍感亲切和喜悦。他们三人是省立厦门中学地下党支部支委，只有她还是地下团员。
家里有一张照片，是1949年9月靖和浦县工委游击队解放漳浦县时，厦门来的几位战友合影留念。他们头戴红五星军帽，身穿黑衣裤，脚踏黑布鞋，腰间扎条皮带斜插着一支枪。爸爸妈妈都是那么年轻俊美，特别是妈妈，英姿飒爽。
他们在地委机关接受短期培训，接着就三五人一组，分散在游击区工作。她和赵老师一个组，还有炳坤、通天，以后又吸收了龙岭青年农民吴进步。驻龙岭尫仔石山，宿茅草棚。这批以学生为主的游击队员的任务，主要是开发新区，宣传发动群众，做统战和策反工作，筹集粮款物资，发展革命队伍，配合迎接解放。工作重点在国民党白区，但要避开敌人，不做正面冲突。他们昼伏夜出，摸黑进村。走山路、田埂路，摔跤是常事，爬起来再前进；踩田埂滑到水田里，拔起泥脚继续走。到村里时常是半夜，有时开群众大会，有时在村民家开小会。
这段生活无疑是艰苦的，而且还充满了危险，对于一个官宦之家出生的大小姐，更是有许多颠覆过去经验的经历。回忆往事时，妈妈说：“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虽然只有四个月，对我来说胜读几年书，特别是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使我一生受益非浅。”为了方便夜间行动，他们统一着一身黑衣裤。妈妈颇为得意地说：“他们的衣服是我缝制的。”
正是这四个月的游击区生活，把妈妈培养成一个革命者。
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和赵老师，不仅是师生，是战友，最后还成为夫妻。游击区地处闽南漳浦，乡亲们只会说闽南语。陈国俊、郑光星都是闽南人，只有赵老师不会闽南语，于是妈妈成了赵老师的翻译。他们在同一个工作组，住同一个茅草棚。
这就是机缘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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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作党的驯服工具。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做党的驯服工具，是考验他的党性是否完全的一个标志。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是党的顺手的驯服工具，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
虽然妈妈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为此而不断努力。
“戴花要戴大红花”这是妈妈教会我唱的第一首歌，“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依然时常在耳边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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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神便是神，任何人都不能妄自把自己摆放在神的高位上。众生平等，对神谦卑。
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神被推下圣坛，党取代了神的位置，人可以代替神。这个可以代替神的人便是权威，便是领导，便是主宰。而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他是驯服者或是被驯服者。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永远的神，就像皇帝，在位时众人尊崇，号令天下，一旦被推翻或亡国，比寻常人还不如。皇帝被推翻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间。”并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无所不在。君，是领导，是你的上级。
君的位置高于父。一个家庭中，如果君处于父的位置，则是绝对的权威；若君处于子的位置，则父也同样要臣服于君。所以，党和国家高于一切。
党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实际工作中，“党”就是你所在单位的领导、上级。
在我们家里，爸爸就是那个“党”。爸爸是妈妈的老师和革命的引路人，也是她的领导和上级。在爸爸面前，妈妈是一只驯服的羔羊，全心全意的驯服工具。她无条件地服从爸爸，尽心尽力，勤勤恳恳地服务爸爸，并且要求全家人惟爸爸的意志为转移，爸爸的话就是家里的最高指示，爸爸就是家里至高无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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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要经受党的不断考验。
妈妈从未成年就跟随共产党，她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虽然一直被质疑，一直在经受考验，但她从未放弃这一追求。
然而，时至今日，妈妈已病卧床榻，生命即将离她而去，她终其一生所追求的这一愿望仍未实现。
接纳是为了驯服。她需要不断被驯服，需要更彻底的驯服。
驯服了吗？
信任缺席，不断考验也不断质疑。
“神试验你，苦待你，目的是要作工在你身上，使你降卑下来，好预备承受产业。谦卑表现在你实际的生活中，彰显在我们和人的交往里，与温柔、忍耐、恩慈、怜悯相关。”
爱你就要改造你，改造的第一步便是驯服。
爸爸肩负重任，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
驯服的过程是痛苦的。就像人类驯服大象，甚至是残忍的。被驯服的大象眼神里透露出悲伤和顺从。
革命者最后成为革命的驯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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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敌人是隔着一定距离的存在。
日本侵占厦门时，她的父亲正在抗战前线作战。家里生活困顿，全凭她母亲一人撑持。母亲教书的收入不足家用，她陪着母亲进当铺，高高的柜台后面就是她幼小的心中那看不见的“敌人”。日本军的军靴，在街道上踏着石板路发出的“咔嚓，咔嚓”声，会在夜半惊醒她的梦，令她心惊胆战。
在游击区，他们没有直接面对过敌人。只是绕过一个个敌人的堡垒进入村庄，在村庄里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一听说有敌人进庄，便在群众的掩护下悄悄离开。
“天亮”了，“回家”了。但不久后，她的父亲就成了敌人，她唯一的弟弟也成了敌人，被政府镇压，被自己强烈要求加入的共产党镇压了。
她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
生存还是毁灭？
决裂便得以生存，否则便是毁灭。
她的母亲被赶出老宅，寄居在亲戚家里。那时她母亲的丈夫、儿子被捕入狱，三个孙子流落街头。
她必须与她划清界线。
偷偷地，每月寄去一点生活费，直到她的母亲去世。
她的母亲病重的时候，她正在大脑清洗学习班，不仅不能尽一份女儿的孝心，甚至母女都没能够见上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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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然没有这个如果。但就做个假想——当年她没有进游击区。
她不是共产党。当年进步青年很多，不可能全部进入游击区。她父亲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背景，对她无疑是个保护伞，况且她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过激的行动，不属于共产党需要保护的革命力量。
她之所以进入游击区，可能是省立厦门中学地下党的三个支委，出于对她的好感，甚至有可能是爱慕爱恋之心，特别期盼这位年轻貌美的女性能与他们共同战斗在游击区，于是，在需要撤离的名单上就有了她的名字。
时间返回七十年前，她的名字没有在进入游击区的名单上。
厦门解放的那一年她正好高中毕业。她学业优秀，喜欢文学，考上厦大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当一名教师，大学或中学。然后嫁一个学者，可能共产党可能不是共产党。
当然，她无法避开父亲和弟弟被共产党镇压这件事。但她可以陪伴她的母亲，像女儿所做的那样。
她无法避免地要经历一些政治运动，可能也会被要求作党的驯服工具，但这种驯服不会延伸到家庭。
她是个贤妻良母，侍奉丈夫，养育儿女，但她会保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可能还会创作一些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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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享受二级保健，几乎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政府支付。
在这间全院最好的病房里，丈夫、儿女、孙儿女聚在她的身边。
女儿们退休了，有时间轮流陪伴照顾妈妈。
我们享受照顾妈妈的过程——
用柔软的小毛巾清洁脸庞、耳朵、脖子，妈妈的脸颊还很光滑红润，这受益于每天通过PICC管向心脏输入一千多毫升的营养液和不时增加的人血白蛋白。用小棉签清洁眼睛、鼻孔，妈妈的左眼还有倒睫手术留下的痕迹。鼻子挺拔。她多数时间都在睡觉，醒来，微睁着眼看挂在正前方的电视节目，我喜欢凤凰台，她就看凤凰台。有来访的，妈妈醒着，露出灿烂的笑，双眼闪动温柔，依然那么美丽。用大棉签清洁口腔，妈妈的下牙床套着假牙，是几年前在卧湖路做的，就为了图个简单，吃东西却不给力。这时久不使用，更是与牙龈不吻合，套久了就不舒服。取下来也不行，下牙床还残留的四颗牙正好顶在上颚上，时间稍长，上颚就被戳破。只能取取套套轮流着。用小棉签沾上温开水湿润双唇，因脱水而起皮，护士长建议涂点唇膏，能够锁住水分，双唇依然红润。用妈妈一直在使用的大梳子轻轻地梳头发，梳子在花白的头发间行走，梳齿摩擦着看得见的粉色头皮，带下许多的落发，使头发愈加稀疏。
擦身、更衣，衣服上有许多的皮屑。腹部上贴着芬太尼透皮贴剂，每三天换一次，止痛。胰腺癌最痛苦的是痛。开始用盐酸羟考硐缓释片，不断加量，后改用多瑞吉（芬太尼透皮贴剂），先是4.2毫克，无效，现在使用8.4毫克，已稳定三个月了。肚皮上有许多红点，针扎的。
新增加的疼痛是左脚股骨骨折，床尾多了个牵引装置，使用了导尿管。那时妈妈还能起床，但已经很虚弱，需要有人搀扶。妈妈并觉得自己弱，“自己能做的要尽量自己去做。”这是妈妈的处世原则。于是她自己起床，从床铺护栏的空档处挤下床，当双脚落地的那个瞬间，她才发现两条腿完全不能支撑她的身体重量。她的双膝已关节炎十几年，长年注射玻璃酸纳已使膝关节严重变形，此时开始萎缩的双腿更突出双膝的庞大骨骼。当时正在客厅里用餐的哥哥姐姐听到“嘣”的一声响，冲进里屋，看到妈妈已经躺在床边。
真是雪上加霜。
运动、按摩双腿。侧身，按摩背部、臀部，用热水擦洗。偶尔发现一块红点，便如临大敌，涂药、贴药，全力以赴。
妈妈笑了，笑得那么干净，那么纯洁。像婴儿的笑，像天使的笑。
*****
住院一周后开始服用鸦片。
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下层阶级的鸦片。鸦片只是一种比喻。那时牙疼，咽喉痛，或其它病痛，鸦片是唯一有效的止痛药。马克思也用过。冯内古特说，作为受压迫人民真诚的朋友，他说的意思是，很高兴他们能找到至少可以缓解一些痛苦的东西，而这东西就是宗教，他喜欢宗教的这种功能。
鸦片在医院里换了名字，叫阿片类止痛药。盐酸羟考硐缓释片，除鸦片外应当有别的成分。开始一天20mg，分两次，隔12小时。十三天后药量翻翻。之后继续加量。鸦片的麻醉作用只能是短期的，有限的麻醉作用。
我问妈妈，你有宗教信仰吗？妈妈摇摇头。她的头靠在枕头上，身子包裹在被子里。
看到妈妈痛苦，我多么希望止痛药能起作用。我多么希望妈妈有宗教信仰，此时可以帮助她解除痛苦。
外婆应当是基督教徒，妈妈小学上的是教会学校，那时，她的小姑还送给她一个十字架金项链。项链非常精致，她一直佩戴着，陪伴她进游击区，陪伴她迎来了解放。也可能后来她不再佩戴，但一直小心地藏着它。破四旧那会，十字架挂坠被剪断了。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故事。
妈妈把这条项链给我时已没有十字架挂坠，十字架另外用一张纸包着，断成两截。
十字架上的耶稣被截成两断，再一次承受人类的苦难。
*****
去年妈妈八十八岁。爸爸很兴奋：“我们要筹划个大庆。”
爸爸喜欢热闹，每有机会就希望大家聚聚。年愈老，愈是喜欢热闹。每年的正月初一和爸爸的生日，亲朋好友便前来拜年和祝寿。
妈妈说：“我不喜欢过生日。平平常常就好。”
“八十八岁又叫米寿，必须办得隆重。孩子们都回来，再邀请亲朋好友。”爸爸坚持。
爸爸催促我拟订规模，制定方案，发出通知。
我问妈妈：“你的意思？”
“我有忌讳。”妈妈迟疑了一下说。“你外公八十五岁生日那年，办了隆重的寿庆，结果次年便走了。”
爸爸不信这些。“你八十八，我九十五，我们一起过。”
我看着妈妈等她拿主意。
妈妈好一阵不言语，之后说：“你爸要做就做吧。”
驯服让你学会畏惧，并将畏惧变成习惯。
12月17日，“九五八八”寿庆在梅园大酒店举办，场面热闹。
阳光从英国回来，那是妈妈住院后的事。她是我大表姐的女儿，每年回国一两次，回来了便会到家里看望爸爸妈妈。爸爸是赵氏家长，年最长，辈分最高。阳光跟我通了电话，知道妈妈生病，便先到医院看妈妈，然后又到家里看爸爸。
爸爸见到阳光很高兴，叙长问短。说到妈妈住院，他唉叹：“去年九五八八，都怪我。”语气感伤。
*****
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忙不过来。多亏机关里对孩子很照顾，可以送托儿所。
怀老五时她感觉累了。
那天中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肚子痛，临产信号。她没有回家直接奔向医院，产下一个女婴。她跟医生说：结扎了。
那年她27岁。政府号召多生，人多力量大。六个孩子便是英雄母亲。
他知道后严厉批评她的任性，不跟他商量就擅自作主决定。
她沉默。
疲惫地闭上眼睛，身边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
她将自己原来的名字给了她。
这孩子一周岁时患脊髓灰质炎，从此落下右足跛行。
这是她反叛结下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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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向南的窗口正对着东大路，那里正在建地铁四号线，就在省立医院的门口，日夜施工。“哐当，哐啷”声不时唐突地响起，惊破长夜的寂静。施工地的围栏上写着：“扰您片刻宁静，还您美好城市”。一条地铁线需要三五年的工程，这是“片刻”所需要的时间。
止痛-疼痛，二者不断抗争。痛-止痛-昏睡-适应-复又痛-止痛药回量，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营养液从下午挂到子夜，护士来撤走了输液管。
每天1000多CC的营养液通过PICC管进入动脉，这是医疗的进步。“叛逆的细胞”总能抢夺到更大的份额，分裂速度加快，在体内肆意妄为。它总能逃避免疫监督，获得一个又一个独特的性状。于是需要各种药物和更多的营养，消炎，止痛，补充钾，钠，氯，补充白蛋白，等等。惟此，医生也别无它法。
生命在不断地被当作试验，不知该称赞还是该诅咒。
这场身体内的战争在不断升级，从冷兵器到枪炮到导弹原子弹。
“叛逆的细胞”以其自私的行为，最终伤害了有机体，结果只能同归于尽。
*****
被驯服的习惯，每天到三餐的时间，想进食。
身体对食物排斥，产生反感和恶心。
现代医疗，通过PICC管将营养液送入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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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瘦弱的身子显得越来越小，不起眼地平卧在床上，身体裹在白色的被褥里，露出花白的头发和一张平静的脸，悄无声息。她眠着嘴，拧着眉，默默地与疼痛抗争，显示出内心的不屈和坚强。
她的眼睛盯着她视线所及的那面墙，可能是正在播放的电视节目，可能是责任医生、护士的名牌，也可能只是白墙。
“你在想什么？”
“什么也不想。”妈妈说。
爸爸在思考关于遗产的安排，卧湖路住宅，厦门老宅，以及资金。
外公和舅舅在入狱二十多年后获得特赦，恢复了政治待遇，重新住回厦门老宅。于是又有了遗产问题。
爸爸问妈妈：“你是怎么考虑的？”
妈妈淡淡地说：“由你。你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参加革命，什么都舍下了。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无所谓了。
*****
“无所谓”是妈妈的口头禅。
这个“无所谓”，未必表示妈妈对这件事真的不在乎。她表达的意思是：对这件事虽然不满意，但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起什么作用，她没有能力获得，也没有力量去改变，于是只能无所谓。有些超然，有些无奈。
妈妈为家付出了一切。
她淡化了有关她的所有——个性，兴趣，才华，人际，等等。
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她的生活只有一个轴心，那就是爸爸。她服从爸爸，也迁就爸爸，她照顾爸爸，也依赖爸爸。惟其如此，方显其至爱无疆。而当父女偶有冲突的时候，她又会张开她的双翅，像母鸡护小鸡似地护着女儿。但她并没有表现出母鸡的张狂，似乎随时准备应战。她只是低垂着头，让可能的攻击落在她的头上。
事实上从来没有正面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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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窿是两条狭窄的白质带，虽然只有几毫米大小，却对记忆至关重要。白质由数十亿个髓神经纤维组成，像电缆一样，将大脑中大约800亿个神经细胞联系起来。如果穹窿损坏，人就会丧失大部分接收新信息的能力。
据说兔子是没有记忆的，这是它们的防御机制的一种。如果它们记得一个小时前虎口脱险的经历，生活也会变得无法忍受。
妈妈属兔。
妈妈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住院，忘记了大腿骨折，甚至上一刻的疼痛下一刻就忘记了。
医生查房，问：“今天感觉怎么样？”
妈妈矜持地微笑着说：“还好。”就在上一分钟，她手按在胃部，拧紧眉头低声说：“怎么回事？我这里很不舒服。”
每次交接班，要离开妈妈时对她说：“我回去了。”
妈妈用惊奇的口吻问：“你要回哪里？”
“回家呀。”
“回家？这里不就是家吗！”妈妈的脸上写满了疑惑。
这样的对话不断重复。
我们一家在上杭黄竹那些年，妈妈不止一次说，“一家人在一起就好，在这里也非常好。”她把黄竹当成家，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家人扎根在黄竹。
*****
现代社会，大多数人才能有机会活到年老之时。于是，老龄化就成了社会问题，这是我们的祖先不需要去面对的。伴随老龄到来的还有各种疾病，以及功能障碍、心智障碍。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在身边一定的范围内，残疾是我仅有的排场。随着岁月的推进，它已不再是我的专利，那些原本只专属于我的疾患，或多或少地在其他人身上显现出来，特别是父母。而此时，一直伴随我的残疾已成为我躯体的一部分，好像童年的伙伴却从未离开，而那些原本生龙活虎的身体被裹上了残疾的囚衣。相比之下，我成为健全人。
那些曾经对于我而言的奢侈排场都已落下帷幕，落幕中一湾流水，一片小舟，一个渔翁。
残疾作为“独享”的时候似乎是无边的苦难或奢侈，而当残疾成为“众享”，残疾便不再被视为残疾，只是一种状态，一个特征。
*****
对面几间病房不时空出床位，多数并不是病愈出院，而是永远地离去。
很快又有人填补进来。
死神一直在各个病房，在走廊，在楼层里徘徊。
在医院两三天，身上，皮肤上，甚至整个肌体，都渗透着一种味道。这是死神的气味，混在消毒水中，一股酸腐的气息。
呻吟声，中午、晚上，在寂静的空气中回荡，似乎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一股揪心的酸楚涌上心头，在牙关上，在眼眶里窜动。
第一次在这里看到死亡，是晚上，忙碌的医生终于退出病房。一个老太太在走廊上掩面低泣，边上两个稍年轻的女子拉着她的手。
对门，女儿女婿陪在父亲的床边。病危。医生抢救，心脏电击，又度过了一夜。第三天还是走了。病房封闭了两天，消毒。然后又住进了人。
还是对门，另一张病床，胃癌。也走了。
死神在这里带走了一个又一个老人。
病区里最亮丽的色彩是那些年轻的护士，白衣白帽，在走道上推着小车，笑意满满。
死亡在这里既是一件可怕的事，又是一种常态。这里的病人平均年龄超过九十岁。迎来送往，白衣战士的职责。
死亡是由于耗尽的机体组织不能持续地自我更新而导致生命活动的终止。
静静地，生命终结。曾经的辉煌已掩上卷宗。
放平心态，直视死神。没有太多的哀痛，或许有些惊惶，那是这里的气氛使然。一种轻微的，为他们得到了解脱的情愫在心里冒泡。
死神，假如不仅能闻到它的气味还能看到它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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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轮流照顾，大部分医疗费用都由政府支付，享受很好的住院环境。但病痛并不能因此而减分毫——呕吐，不能进食，乏力，大小便失禁，全身疼痛。
希望，静静地像睡着似地，一直睡下去，平静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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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山革命公墓工作人员说，这些年走的多数是解放干部——九十岁左右，死神已盯上梢——所以“住房”比较紧缺，好的层楼都已没有了，只剩下顶楼和一楼。
这里存在某种公平。早走的能够先选择，住上好楼层；长寿的在世上多享受几年，之后的待遇就差一点。
不满意这里的“住房”条件，可以另寻“别墅”“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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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生日，在医院里。我们围在妈妈的床边，捧上蛋糕，点上蜡烛，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妈妈说：“再唱一遍。”
我们又唱了一遍。
我问妈妈，“要不要再唱一遍。”
“再唱一遍。”妈妈说。
于是，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
妈妈拉着爸爸的手，说：“谢谢你！”脸上荡漾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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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岱原名萧忆瑜。女，汉族，1931年9月出生，福建厦门人，祖籍金门。1947年在厦门双十中学读书；1948年至1949年5月在省立厦门中学读高中，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5月在中共闽粤赣边区闽南地委靖和浦县工委漳浦工作团任团员。1949年9月任中共漳浦县委宜传部干事；1950年任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干事；1959年任龙溪师范学校政治教师；1961年任福建省邮电学校政治教师；1969年下放龙岩上杭黄竹；1972年任福州市第一脱胎漆器厂工会干部至离休。离休后，在福州市委统战部领导下，筹建福州市金门同胞联谊会，并任副秘书长16年。——摘自大型文献《开国将士风云录》第4卷
建国七十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每一个离休干部颁发了纪念章。爸爸妈妈佩戴上纪念章合影，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