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技术在中国的本地化(5-玻璃和蜻蜓眼)

古埃及人(华夏人)迁徙到中国后,由于气候、环境、物产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导致华夏人在埃及发明的许多技术不得不有一个在中国本土化的改进或重新发明过程,本博主计划对古埃及木乃伊、造纸、人工颜料、费昂斯珠、蜻蜓眼、玻璃、青铜器等几种技术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一个归纳总结介绍。



五 蜻蜓眼
1 蜻蜓眼概念
2017年挖掘的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西周早期诸侯级大墓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下面一种东西:
(宁夏姚河塬西周诸侯遗址大墓文物)
还没有见到对这个文物成分的分析报告。但是第一眼可以感觉这个东西的颜色非常类似埃及蓝。虽然,姚河塬遗址已经发现烧制金属和陶瓷的作坊,可能已经开始生产本地化的费昂斯珠,但笔者推测这个珠子属于从古埃及直接带来的文物可能性很高。如果化学分析能证明其蓝色颜料源于硅酸铜钙(埃及蓝)而不是已经本土化生产的硅酸铜钡(汉蓝),那就能得到证明。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中国这边有个名字叫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俗称。在中国收藏家眼里,也被认为是费昂斯珠的特殊一种。其英文翻译名字叫眼珠(Eye bead,或Composite Eye Bead),在西方世界正式名字叫纳扎尔(Nazar),这个词是从阿拉伯语中派生出来的,与视线、监控、注意等相关概念有关。它是一种眼形护身符,被认为能够免受“邪恶之眼(Evil eye)”伤害。从该词派生的其他语言中也表示蓝色珠子(Blue bead),被用来抵御邪恶之眼。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相信,如果一个人受到很多赞美,第二天除非他们说“有上帝的旨意”,否则“邪恶之眼”会使他们生病。在中国文化里这大概就相当于“红眼病”意思吧,是用蓝眼对抗红眼。在南亚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奉者中,当一位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受到过分夸奖时,她们通常会尝试通过“红辣椒”来中和“邪恶之眼”的影响,她们“一只手拿着红辣椒,绕着孩子的头转几圈,然后烧辣椒”来抵消邪恶之眼。
典型的纳扎尔是由手工制作的玻璃制成,具有深蓝色、白色、浅蓝色和黑色的同心圆或水滴形状,偶尔带有黄色/金色边缘。在玻璃母体上嵌入一种或多种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料,从而在玻璃珠表面形成一层或多层类似眼睛效果的图案,宛如蜻蜓的“复眼”,故称“蜻蜓眼”,常见蓝色或黑色点叠加在白色或黄色中心。
纳扎尔在中东、高加索、中亚、南亚、北非和巴尔干半岛都很常见。遗存文献和现存的珠子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玻璃珠被制成并在整个古代世界中被广泛使用: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从迦太基和腓尼基到波斯以及整个罗马帝国时期。
(格鲁吉亚巴统博物馆所藏蜻蜓眼,维基图)
作为抵御邪恶之眼(红眼病)的“眼珠”,在现代西方世界仍然受欢迎。下图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昆西市场的一家商店里出售的纳扎尔,它具有对抗邪恶之眼的魅力。现代“眼珠”显然对简单的传统形式做了各种修改,例如将纳扎尔设置成蝴蝶或基督教图像。
(美国波士顿昆西市场出售的现代“眼珠”)
2 古埃及蜻蜓眼起源及传播
蜻蜓眼为玻璃制成,玻璃又称琉璃,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首次出现于埃及和西亚,费昂斯珠是类玻璃彩瓷一种。玻璃最早的用途就是制造珠饰,先是出现单色玻璃。公元前16世纪玻璃珠上开始出现有彩斑条纹或点状图案,这就是蜻蜓眼。
目前世界范围内出土最早的蜻蜓眼玻璃珠可追溯至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早期,大约公元前1550年左右。这个时候古埃及人刚刚驱逐了喜克索斯人而复国成功,蜻蜓眼制作与流行可能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可能存在关系。其最初主要当坠饰使用,即在珠饰上面留有小孔,可供穿系。其后逐渐演变为在珠饰中间穿孔,作为串饰。古埃及人认为蜻蜓眼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能驱走恶魔,能保佑人们平安,所以便把它当成一种贴身的护身符戴在身上。
(第18王朝蜻蜓眼)
(https://www.trocadero.com/stores/JFF/items/1372658/Three-Ancient-Egyptian-Glass-Eye-Beads-from-18th-Dynasty)
(公元前14世纪,新王国早期)
(古埃及早期蜻蜓眼吊坠形式串珠)
(公元前6-前3世纪的古埃及27个蜻蜓眼串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公元前600-前200年,古埃及12个蜻蜓眼串珠)
蜻蜓眼玻璃珠出现后,很快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流行,并不断向更远的方向传播,甚至传播到北欧。
(蜻蜓眼来源分布,利物浦博物馆)
(https://www.liverpoolmuseums.org.uk/wml/collections/antiquities/ancient-egypt/item-295922.aspx)
(四层分层眼珠,公元前 400-前300年,加利福尼亚世界考古研究所)
(可能是迦太基蜻蜓眼,公元前600-前250年)
《西伯利亚时报》2013年2月1号报道:'Cleopatra's necklace' found in a Siberian grave (克利奥帕特拉(埃及艳后) 的项链在西伯利亚坟墓里被发现)。一个颜色艳丽的玻璃珠项链在西伯利亚的中心阿尔泰山地区的2400年前的古墓中被发现。这个项链相信来自于古埃及。其发现时戴在一个25岁的处女女祭司的骨架上,发现它的俄罗斯人为其取绰号为“克利奥帕特拉(希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项链。项链由17个玻璃珠蜻蜓眼串成。
(西伯利亚发现的2400年前“埃及艳后项链”)
2015年《人类与社会》杂志发文称古埃及蓝色玻璃珠达到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
Humans & society: Ancient Egyptian blue glass beads reached Scandinavia: Chemical analysis extends range of Bronze Age trade,
First published: 12 January 2015
https://doi.org/10.1002/scin.2015.187002005

3 古埃及玻璃和蜻蜓眼玻璃珠在中国本土化生产
在古代世界,中国是埃及之后又一个蜻蜓眼密集中心区。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新疆出土了中国境内最早批的蜻蜓眼玻璃珠。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轮台群巴克发掘了公元前八至九世纪的墓葬群,出土了不少蜻蜓眼珠,与伊朗吉兰州以及中国中原地区春秋战国的蜻蜓眼珠非常相似。而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蜻蜓眼珠的发现,把蜻蜓眼传入中国境内时间推高到3000多年以前,反映3300年前后,蜻蜓眼随周人离开古埃及走西北路线迁徙而传播。
在中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葬普遍都发现有蜻蜓眼,如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春秋末期)、河南淅川徐家岭墓地(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等。湖北随县战国初曾侯乙墓中随葬了173颗蜻蜓眼珠,其中一部分为典型的“西方蜻蜓眼珠”,这些“西方蜻蜓眼珠”仅见随葬于王公贵族墓。这些蜻蜓眼很可能是周人迁徙时带来,或者周穆王回乡探亲时带来。最初周人携带的蜻蜓眼珠不会很多。认为蜻蜓眼珠是由中西亚的商旅或游牧民族经丝绸之路通过商贸传入中国的观点也是纯属想当然的。
战国中期到两汉,是蜻蜓眼珠流行的时代,中国的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出土,并且在装饰技法、造型艺术等方面有很多变化,其形状和颜色比古埃及更丰富。这反映了蜻蜓眼珠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已经实现了本土化生产。与“中国蓝”用硅酸铜钡取代了“埃及蓝”的硅酸铜钙类似,大约春秋战国时期,本土化的国产铅钡玻璃诞生。在中国历史上,与陶瓷和金属制品相比,玻璃在工艺美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玻璃制造的最早考古证据来自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221年)。以氧化铅和氧化钾作为主要助熔剂,制造出了铅钡硅酸盐玻璃钾硅酸盐玻璃春秋战国时期的匠人采用这个技术,成功制作出与西亚、地中海东岸地区配方不同,具有中国特色与纹饰的含铅钡成分蜻蜓眼珠,从而与中东地区的钠钙硅玻璃区分开来。这是古埃及人技术在中国本土化又一实例,是华夏人固有的传承与改进。
(左上:古埃及蜻蜓眼,
其他: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蜻蜓眼)
但战国中后期铅钡玻璃制成的蜻蜓眼,主要存在于长江中游地区,表明这种本土化生产可能主要是在楚国地区发生的。西汉初期,墓葬中使用蜻蜓眼的人数迅速减少。专家推测这可能是三世纪末秦入侵楚国领土的结果,楚国的瓦解将使蜻蜓眼的生产终结。笔者在广东南越博物馆也发现了南越王的蜻蜓眼珠。但是东汉以后,只有零星蜻蜓眼珠出土。与中国蓝、费昂斯珠等类似,这些技术可能在东汉乱世或五胡乱华之后基本失传。在汉朝末年(公元220年),铅钡玻璃的传统逐渐衰落,玻璃的生产仅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恢复。在南越国王陵墓中发现的蓝色玻璃匾,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末。
(南越王墓玻璃)
(2017年4月3日笔者实拍于南越王墓博物馆)
笔者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天长久”特展中看到北周和隋朝时期的玻璃器皿。隋朝的绿琉璃瓶造型与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大墓出土的蜻蜓眼在造型上有几分神似。
(北周玻璃盘,公元557-681年)
(2019年9月20,笔者清华艺术博物馆“与天长久”特展)
(绿琉璃瓶,隋,公元597年)
(2019年9月20,笔者清华艺术博物馆“与天长久”特展)
以下五张图是笔者实拍“江湖上人”网友收藏的蜻蜓眼,其中喇叭形蜻蜓眼非常罕见。
最后特别感谢“江湖上人”网友提供的蜻蜓眼拍照机会!
“埃夏一体论”是上天的旨意!华夏文明起源和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更多参考

古埃及技术在中国的本地化(1-木乃伊)
古埃及技术在中国的本地化(2-造纸术)
古埃及技术在中国的本地化(3-人工颜料)
古埃及技术在中国的本地化(4-费昂斯珠)
古埃及的青铜器与中国青铜技术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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