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全性为何不接受“国家名片”的桂冠?

（图片选自网络。下同）

据近日《长江日报》报道：查全性院士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不愿意接受“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的说法。他说：“我不说，也会有别人说。我不说，高考也是要恢复的。我只是抓住了机会，说出了知识界乃至全社会都想表达的话。”

8月1日，95岁的查全性不幸辞世。相关推文在网络上的阅读量迅速飙升到10万＋。网友称他为“真正的国家名片”。有关媒体披露查全性曾婉拒社会嘉勉他的桂冠，也许是为了赞许一位改革先锋的风格与品德，但如果回到42年前，我们就能理解，查老为何不接受这一张“国家名片”？

当年恢复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缘于1977年8月4日至8日，一个为期5天的座谈会，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浓墨重彩的第一笔。这个会是怎么开的，不妨把目光聚焦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身上，让我们进行一次历史回眸，对现实无疑更有意义。

其一，姿态决定会议走向。早就酝酿要召开的这一次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提出要找“敢说话、有见解、有才能”的科学家，准备广纳谏言，这本身是向与会者传达重要信号。而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就主动请缨分管科技教育。早在1975年，他主持中央工作时就想整顿教育这个“文革”重灾区。领导人的施政取向对与会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其二，真诚决定会议效果。5天时间全部是即兴的自由发言。邓小平开宗明义：教育怎样合乎四个现代化。就想听听大家意见。发言可长可短，一次两次十次都可以，什么话都可以讲。“三个公司”（钢铁、帽子、鞋子公司）都丢掉。邓小平与会不是“照应头尾”，而是自始至终参加，认真听记，向专家询问具体意见，真诚感动了与会者，许多人连夜赶写发言稿。

其三，理念决定会议质量。“文革”之后，中国科技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20年。中国建设现代化急需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高素质人才。邓小平决定拿恢复高考开刀，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科教兴国，已经成为矢志不愈的发展理念。正是这个理念，成就了这次会议的重要决策，集中各路神仙的智慧，让早已酝酿在胸的恢复高考，出乎意料地提前成为现实。

其四，胆略决定会议落实。座谈会之后，马上恢复高考虽然获得中央的批准，但由于当时左的阻力仍然很大，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在全国重启高考面临很多具体困难。邓小平同志从大局出发，在为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为老三届等大龄青年制定特殊政策，在修改政审条件方面，亲自过问，争取主动，中流砥柱，勇于破冰，排队许多障碍，终于让这一重大决策按时圆满落地。

这仿佛是一个会怎么开的问题，但绝不只是一个会务问题。会议的主导者在会上会下、会前会后的披肝沥胆，运筹帷幄，让与会者产生一种历史要前行的预期，“预感可能是一次取得突破的时机”。查全性教授正是在这样一种转折大势下慷慨陈词，抨击现行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端，强烈要求恢复高考。他呼吁：一定要当即立断，只争朝夕，今天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

更加可贵的是，专家们的意见，反过来又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于是他当场决断：恢复高考，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座谈会”。它解决的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却成了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如果仅仅是查全性一个人的先见之明和匹夫之勇，如果是人人都四平八稳坐等靠要政策而没有担当，如果领导人仅仅是秀一秀“问计于民”而胸无点墨，如果领导人和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实际长期脱节，就没有恢复高考这一改革开放的先声之举。纵然是浑身锦囊的查全性，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铬印。

必须补充的是，邓小平在文革被疏散在江西南昌期间，在对中国重大和长远的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的同时，曾经为子女像普通父亲一样操心尽责，他与中央通过书信联系最多的是子女们上学，当然还有下放和工作方面的事。这被中外史书所记载。正是有切身体会，在他担任中央领导时，就能推已及人，替更多普通群众着想来制定政策，从而改变一代代人的命运。假设领导干部子女上学都有特权关照，根本遇不到难处，就不会有感同身受，就很难无端生出悲悯，这样的历史性决策自然很难产生了。

“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我深深庆幸自己有机会参与了这一盛举。”查全性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教育家，幸逢盛举的他婉拒桂冠的背后，是以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理性思考为前提，对事业发展的科学判断与发展走向的思考。他勇敢弄潮，又归于平凡，不仅是谦虚低调，更是一种对个人的在历史中的正确定位，对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和掌握，这正是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宗旨和落脚点。

我们在缅怀和赞美查全性的时候，在纪念高考恢复42周年之际，这一层深意岂能轻易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