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瓷器纹饰钟情于牡丹和芍药纹

在远古时代，老祖先钻木取火，后又利用泥与火之交融，成就了一只只美好的陶器，审美意识很早就开始了，所以古人会在这些陶器上画上诸多花纹，一直到了后来，在陶器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出了瓷器，瓷人们更是钻研其中，创造出各种手法和釉彩，今天艺美君要带大家去看一种流行于辽代的瓷器纹饰，这种纹饰便是牡丹和芍药纹。

辽人为何爱芍药，爱牡丹？

辽代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政权，历经200余年，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它除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受中原影响外，陶瓷烧造与装饰也直接或间接地深受中原窑场的影响，牡丹和芍药图案装饰即是最好的典型例证，但辽代陶瓷上的牡丹纹、芍药纹虽源自中原定窑与磁州窑等陶瓷艺术，却又与中原诸窑陶瓷的工艺风格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一是牡丹的一花二叶式构图，形象较为简单，风格也十分工整写实，二是三彩印花牡丹纹，装饰技法十分娴熟，鲜艳明丽，富有生机，为中原陶瓷所难以企及，三是牡丹纹除了被装饰于碗、盘、注壶等中原式器物造型外，还多被饰于方碟、海棠式长盘、鸡冠壶、盘口长颈瓶、凤首瓶等契丹式器物造型上，极富浓郁民族特色。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映红，”这是南宋文学家姜夔在《契丹风土歌》对辽地种植牡丹与芍药两种花卉盛况的描述，由此可知，牡丹和芍药不仅是中原人们的最爱，也颇受北方契丹游牧民族的喜爱，牡丹花和芍药花作为装饰题材经常出现在辽瓷上，尤其是牡丹纹，堪称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装饰图案。

牡丹花开在陶瓷上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赏牡丹》诗曰∶“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李肇《国史补》记∶“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可见，赏牡丹在唐代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陶瓷上以牡丹为饰则兴起于晚唐五代时期，当时的定窑、耀州密、越窑等密场均普及运用，及宋代更是盛极一时，又有南北各大名窑争奇斗艳，技法翻新，也开启了辽代陶瓷装饰艺术新风。

牡丹纹一般有三种纹饰，刻划牡丹纹、剔刻牡丹纹和印花牡丹纹，分别饰于白釉、黄釉、绿釉等陶瓷器上，造型有钵、长颈瓶、凤首瓶、鸡冠壶、水滴等，尤以鸡冠壶和凤首瓶最具特色，充分体现了辽代陶瓷造型独具的契丹民族风格，也最富契丹民族独特风貌，色调明快，和谐艳丽，印花类中，有种色釉印花，包括白釉印花、黄釉印花、绿釉印花等。

还有芍药纹路

芍药是与牡丹相她美的著名革本花卉，唐代诗人王贞白《芍药》诗曰∶“芍药承春宠，何曾羡牡丹，”芍药除了有富贵与美丽的寓意外，还是思念与友情的象征，如《诗经·潦湘》云∶“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从姜羹《契丹风土歌》“芍药牡丹相映红”这句诗可知，契丹民族除喜欢牡丹，也十分钟爱芍药。

芍药花用作瓷器装饰图案兴起于北宋时期，定窑白瓷上刻划芍药花纹十分常见，主要被施于盘、碗类器物的内底，有一茎双岔的花枝交叉形式，花头对称回绕，层叠盛开，生机勃勃，也有缠枝形式，花枝缠绕，花叶卷曲，花朵硕大，花形饱满，寓意吉祥，以笠式碗为典型代表，内壁刻划装饰缠枝芍药花纹，四个硕大的花头呈盛开怒放状，在枝茎与卷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婀娜多姿，此时期的河北观台磁州窑白釉炉的沿面上，也有用黑釉绘制的折枝芍药花纹，墨彩淋漓，画韵十足。

相比较而言，辽代陶瓷上的芍药纹却不及牡丹纹普及，亦比不上北宋的发达，辽代陶瓷上的芍药纹，主要被施于盆类器物内，且多为白釉绿彩装饰，典型如这两件白釉刻花填彩芍药纹盆，造型均为卷沿，圈足，红褐色陶胎，挂化妆土，施白釉，盆内壁及底刻画一整株芍药花，枝茎较粗，内填绿彩，花纹叶脉勾勒清晰，色彩明艳，且极富装饰艺术性。

辽代陶瓷上的牡丹纹和芍药纹，虽然受中原定窑、耀州密与磁州窑等的影响，但在釉色品种及装饰技法上有着显著区别，这说明，源于中原陶瓷的装饰图案在历经了契丹民族生活与文化的不断融入与升华后，最终形成了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色，它不仅提升了陶瓷装饰的艺术感染力，更拓展了陶瓷装饰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