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发扬碑学理论，影响了晚清一代书风

·阮元在嘉庆年间撰成《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倡导北朝碑版石刻，很快得到一些书家和学者的响应与赞同。其时，帖学书法由于取径狭窄，辗转仿效，已经暴露出明显的弊病和衰颓之势。邓石如、伊秉绶等人在创作上的成功和轰动更是为碑学理论提供了依据和榜样。如果说，邓石如、伊秉绶等人的成就主要还是体现在篆隶书体方面的话，那么阮元对北朝书法的高度评价和极力鼓吹，则直接涉及到最为普遍和实用的楷、行书领域,表明碑学理论将从少部分人的尚奇好古之论发展成为书法艺术的基本原则。

包世臣书法钱泳生逢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一生以访碑、刻帖、著述为事业，他曾与翁方纲、阮元、包世臣等均有密切交往。在书法上他擅长隶书，师法汉碑，同时又以精于刻帖而受到北京王公贵戚的赏识，永理的《诒晋斋巾箱帖》《诒晋斋摹古帖》、铁保的《惟清斋帖》、刘墉的《清爱堂石刻》、英和的《松雪斋法书》等都出自他的手篆刻。其行书圆润秀媚，纯出于帖，作为出入碑、帖两派的书家，当钱泳读到阮元的《南北书派论》时，立即誉为确论”。钱氏自己论书也颇受阮元启发，不仅篆、隶,对于楷、行书亦强调：这种观点已超越帖学范畴，与阮元的主张如出一口。

包世臣书法然而，真正将阮元的碑学主张发扬、完善，并使之深人人心者，还应归功于包世臣的实践和宣传：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安吴，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多次应会试不第，遂以幕僚身份活动于南北各地，曾在广州海关衙门任职，后担任江西新喻知县一年，晚年居南京，以著述为事。包世臣年轻时曾研习兵书战略，在两江总督百龄幕中时曾为水利漕运出谋划策并写成专著《中衢一勺》。

包世臣书法据记载，包世臣“少工词章,有经济大略，专喜言兵”，又“精悍有口辨，以布衣邀游公卿间。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慷慨言之”。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攻占并定都南京后，包世臣与汪士铎、梅曾亮一同被洪秀全尊为“三老”，可见其名声之大。他与当时的一批著名学者李兆洛、张琦等人关系密切，李、张二人均与书法家邓石如交谊颇深，张琦之兄张惠言能写篆书即是由邓传授，包世臣与邓石如的相识，大约也缘于此。

包世臣书法包世臣学书从当时习俗应试“馆阁体”人手，再学苏轼及《兰亭序》等刻帖，虽临习甚勤，终未有成。嘉庆七年(1802)在镇江与邓石如相识，对邓氏书法推崇备至，自谓为真知其书者。又感于自己书法“得自简牍,颇伤婉丽”，遂改习欧阳询颜真卿碑版。嘉庆二十四年(1819)客居济南，得北朝碑版甚多，又攻北碑。此外对孙过庭《书谱》亦临习甚勤，并撰有《《书谱·辨误》一篇。包世臣在书法上不仅广泛取法实践，而且能够思考摸索，尤其对执笔、运毫等技术环节最下”功夫，甚至达到近乎舍本逐末，走火人魔的地步。

包世臣书法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书法创作水平远远比不上他在书法理论上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包世臣的书法以行草书见长，其下笔多用侧锋，字形欹斜取势,个人特点十分鲜明。从其风格面貌看，行书受苏轼影响较重，草书则得力于《书谱》较多。也许是由于在书写过程中过分追求“逆人平出”“万毫齐力”一类的技术要领，加上行笔迟缓，使其作品显得虚弱和松散,气势不足。

包世臣书法尽管包世臣的书法创作并没有达到一代名家的水准，但他在书学理论上的主张和贡献却影响了清代后期的书法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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