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淅川这个小山丘出土汉代青铜器864件
编者按：本文原标题《楚地汉风-----河南淅川李沟汉墓出土青铜器鉴赏》，作者系南阳师院唐新老师。
淅川位于豫、鄂、陕三省边陲，这里山清水秀、物华天宝，有着深厚文化积淀。
淅川是我国楚文化的发祥地。自20世纪70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在淅川丹江口水库周边的下寺、和尚岭、徐家岭、毛坪等地发现和发掘了数以千计的楚墓群，出土数以万计的楚文物。其中以精美的楚国青铜器、玉器闻名于世，也使这个区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多数学术界人士推测楚国早期都城——丹阳，就在淅川丹淅流域。
两汉之际，这里曾分属汉代的丹水、顺阳、博山等县，依旧是繁华之地。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淅川丹淅流域的王庄、泉眼沟、杨岗、马川等地发现两汉时期各类墓葬多处，并出土大批汉代文物。其中，李沟汉墓最具代表性。
2010年5月，为配合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考古工作者对淅川丹江口水库库区西南部仓房镇侯家坡村李沟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地地处低山丘陵地带，东、南临丹江口水库，共发现各类墓葬61座，其中汉墓 57 座。经过发掘清理共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铁器、漆器、金饰等各类器物1205 件。其中有铜器864件①。该墓地发现的墓葬虽不是汉代大墓，但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今这批器物中的一部分在河南安阳市博物馆举办的“流过往事”临时陈列展中展出②，我们现从中选出部分青铜器精品加以介绍，以飨读者。
铜鼎（图1）通高25、口径31.5厘米。弧状盖，盖顶有三个环钮。盖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平折沿、折肩、长方形耳，深鼓腹弧收、圜底、三蹄足较细。腹中部饰一周凸弦纹。
铜鼎（图2）通高18.4、口径17.6厘米。弧状盖、盖顶有三个环钮。盖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折沿、浅腹、三蹄足较矮、环形耳，腹中部饰凸棱一周。
铜盆（图3）高9.2、口径28、底径11厘米。直口、折斜沿，折腹微收，圜底近平。汉代铜盆与先秦的盘存在渊源关系，且与战国时期的铜盘相比变化不大，它的用途广泛，有些是做浴盆，有些是做托盘之用③。
铜鋗（图4）高12.2、口径21.2、底径11.6厘米。近直口、斜折沿、直腹弧收、腹部有对称铺兽衔环，平底微凹。腹部饰三周凸弦纹。鋗是同盆近似的一种容器，但鋗内径部稍收、弧腹、平底，两侧饰铺首，腹上部饰数道凸弦纹，与盆有一定差异④。
铜壶（图5）通高46.8、口径17.6、圈足径20.8厘米。无盖、侈口、折沿、细束径、圈足斜壁直收。肩部有对称的铺首衔环，饰一周凹弦纹，肩及上腹还有朱砂文字。
铜壶（图6）通高43.4、口径17、圈足径21厘米。无盖、侈口、折沿、束径较粗、圈足直收。肩部有对称的铺首衔环，腹部上、中、下分别饰一周宽带纹。铺首衔环圆壶是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酒器，汉代也比较常见，这种类型的圆壶在汉代通常也称为锺⑤。
铜钫（图7）通高37.3、口长11.8、圈足边长15.5厘米。无盖、侈口、微束颈、溜肩、肩部有对称的兽面铺首衔环。鼓腹、平底、素面、圈足较高。钫是战国中晚期开始流行的一种方形酒器，其器身任何一处的横断面都呈正方形，在西汉后期中原地区墓葬中已较少出现，东汉中期后趋于消亡⑥。
铜钫（图 8 ）通高34.2、口边长10.2、圈足边长12.8厘米。无盖、侈口、稍细径、体稍瘦、溜肩、肩部有对称的兽面铺首衔环。鼓腹、平底、素面、圈足较高。
銗镂（图9）通高18、体口径7.6、盖口径12厘米。小口有盖、盖顶有三个鸟形环状钮。近直口、折沿、颈微束、折肩、鼓腹、圜底、三矮蹄足，上有浮雕龙首的提梁及链。銗镂是汉代一种专用的小型盛酒器，考古报告中常有称铜銗镂为提梁壶，而称陶銗镂为三足罐者，不确定。
铜洗（图10）高11.4、口径69.5、腹径60.6厘米。敞口、斜折沿、直腹弧收，近圜底。器形较大，通体素面无纹饰。其实汉代并无洗，而是杅，但约定俗成，还是将此类器物定名为洗ˆ，洗是汉代一种盛水器。
染炉（图11）一对、大小、形制相同。通高13、炉身长15.6、宽10.4、高11.6、耳杯口径长15.6、短径10、高7.8、托盘长16.4、宽13.6厘米。由炉身、耳杯、托盘组成。炉身为平面正方形、炉口为椭圆形，蹄足。耳杯椭圆形、敞口、弧腹内收、平底，口外侧有有对称半月形耳；托盘为长方形、敞口、平折沿、斜腹、平底。染炉是汉代常见的一种烹制肉、酱类工具。
熏炉（图12）通高20.6、口径9.2、腹径10.8、承盘口径17、腹径10.8厘米。镂空博山盖，盖上部铸以错落有致的山峦形状，山间为不规则镂孔，下部铸一周三角形镂孔。炉体以子母口扣合、折肩、微鼓腹弧收、短校、中部有箍，浅承盘。熏炉是战国时期楚地流行的一种生活用具，汉代早期的熏炉是从楚国的熏炉继承而来，汉代铜熏炉样式繁多，其中又以博山熏炉最具特色，博山熏炉在汉代皇室和贵族中很流行，这种熏炉的出现和流行与汉代社会神仙思想信仰关系密切。
熏炉（图13）通高13.2、口径6、腹径7.2、承盘口径18厘米。镂空博山盖，盖上部雕镂山峦之形，像一座峰峦叠嶂的仙山，山间为不规则镂孔。做工精致，盖与炉身以子母口扣合、折肩、微鼓腹弧收、腹一侧有手柄、短校、下部为喇叭形浮雕纹圈座，承盘稍深。
铜灯（图14）通高35.8、盘径24.8、圈足径19.2厘米。灯盘以三根支架均分顶托，盘为圆环形，中为葫芦形柱，中空有箍，外周一圈浅凹槽，并等分成三格，浅折盘为圈足。铜灯起源于陶豆，战国时期就比较流行，且样式多样，到汉代时更是出现大量造型独特，构思巧妙，装饰华美的铜灯，这种灯往往体现出实用和装饰的完美统一。
铜灯（图15）通高16、口径11.2、圈足径7.2厘米。上部为圆形灯盘、斜壁、平底，灯盘底部一侧伸出扁条形手柄，中柱细长有箍，圈足为喇叭状。
铜印（图16—17）通高1.4、边长1.4厘米。扁形方体，兽形钮，印面铸篆书印文“李利亲印”四字，其中“李”为朱文，“利亲印”三字为白文。玺印是墓葬常见的随葬品之一，也是判定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汉代印章按级别分玉、金、银、铜等材质，根据此印的材质初步推测印主人是汉代的一般官员，此印的出土为判定墓主人提供了实物依据。
铜弩机 （图18）通高17.8、廓长9.5厘米。由牙、牛、悬刀以键固定于廓内组合而成，牙竖放，前有两齿弓弦，后有望山，窄长条悬刀在下。
铜瑟枘（图19）通高4.5、帽径4.7、柱径1.9厘米。帽为平面圆形、呈卧伏瑞兽状、兽首回顾抵尾部、双目平视、两耳竖立；柱为方圆形角柱体中空，表面残存丝线痕。顶面鎏金，有脱落。枘安装在瑟尾部是系弦之用，一般为4个，且多为木质，也有银质瑟枘，此物为铜质鎏金，装饰豪华精美，既实用又可以达到装饰的效果，是少见的汉代艺术珍品。
铜镇 （图20）一对，大小、形制基本相同。通高4.7、座轴长6.7、短轴5厘米。为鸳鸯形镇，作缩颈收翅卧状，下有椭圆形座，平底，器表鎏金。此镇共出土4件，这是其中2件，其造型逼真，甚为精美。镇是古代贵族在床、榻等工具上铺席后，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还要在四隅置镇，铜镇常做成动物形，常见的有虎、豹、羊、鹿等‰，而鸳鸯形铜镇则并不多见。
李沟汉墓的发掘是淅川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发掘项目的重大发现。过去淅川丹淅流域的考古发现以楚墓为主，汉墓也有不少发现，出土的器物虽然很多，但大多是陶器和小件铜器。像李沟汉墓一次出土这么多青铜器的汉代贵族墓地在丹淅流域还是第一次发现。这批器物品种齐全、种类繁多。包括鼎、壶、钫、盆、鉴、盘、鋗、炉、灯、镇、印等多种。基本上涵盖了汉代青铜器的大部分内容。特别是新兴的生活用具等器物更为常见，说明汉代青铜器已经被运用到上层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逐步世俗化。这批器物中大部分器物纹饰较少或为素面，除个别器物外一般都没铸刻铭文。这种素面无纹青铜器占主导的器物特征，符合汉代青铜器的总体发展趋势。该墓地出土的铜鼎、壶、钫等器物风格与淅川战国楚墓出土同类器物风格近似，也有些器物风格同淅川秦墓出土的器物风格近似。只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由于该地区曾长期归楚国管辖并短暂属秦国管辖，楚文化、秦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深远。也可以说，汉文化是在吸收楚、秦文化等多种文化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新兴文化。
李沟汉墓出土的这批青铜器时代主要为西汉中期，个别器物的时代为西汉晚期。这批出土器物真实的再现了汉代贵族奢华的生活场景，对于研究汉代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工艺美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摄影 杨力）
参考文献：
① 湖北文理学院襄阳及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等，《河南淅川李沟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
② 河南省文物局等，《流过往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
③④、8吴小平，《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
⑤⑥、7、9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作者简介：田野，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五四文艺奖获得者，南阳市五个一文艺工程奖获得者，南阳市作家协会理事，淅川县文联副主席，淅川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刊发作品3000余篇，《读者》、《意林》签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放歌走丹江》、《坐禅谷禅韵》；长篇小说《泪落水中化血痕》；参与主编《魅力淅川》丛书（六卷），撰写的《北京，不渴》微电影剧本拍摄后荣获国家林业部“十佳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