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繁荣建立在罪恶历史之上！
5万年前，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迁移到了澳大利亚。当时的地球还处于冰河时代，气候比现在寒冷得多。而海平面也比今天要低70米——所以当时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几乎是连在一起的一块大陆。
后来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逐渐上升，最终在一万年前，那片孤岛与澳大利亚大陆彻底分离。当时留在岛上的原住民大约还有4000人，由于缺乏渡过海峡的工具，这4000余还处在新石器时代的人被困在岛上，彻底与人类文明隔绝。
在这一万年里，中国夏商周，秦王扫六合，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最后终于建成中央集权国家。欧洲人则已经走出漫长的中世纪，带上长枪火炮，开始发现，征服全世界的进程。
同样在这一万年里，完全与世隔绝的这4000个“澳洲黑人”，甚至没有脱离新石器时代。
他们的技术极其原始，甚至比欧洲人眼中已经很原始的澳大利亚土著的技术还要原始，很多澳大利亚大陆上已有的技术如有倒钩的矛、各种骨器、回飞镖、打磨石器、有柄石器、鱼钩、渔网等等技术他们都不具备，塔斯马尼亚土著只有制作粗糙的石器（有的人认为其制造技术要落后于10000年前的欧洲克罗马农人的石器）和用削尖的木棍制成的长矛。有考古记录显示，很多塔斯马尼亚土著的祖先掌握的技术很早就失传了，比如制造各种骨器的技术。岛上土著一直以狩猎采集为生，宗教信仰也很原始，岛民没有部落这种组织。土著以血缘为纽带，几十人或十几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私有观念，也没有“战争”的概念。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十个人为一个小群落，没有私有观念，也没有战争的概念。他们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过着采集，狩猎，图腾崇拜的原始生活。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文明是在互相的碰撞，冲突，交流中不断发展的。”
而完全没有冲突的区域，往往产生不了现代人类所承认的文明——所以当欧洲人第一次登上塔斯马尼亚岛，看到岛上的黑人时，他们甚至不觉得这是和他们相同的物种。
1642年，荷兰航海家塔斯曼发现该岛，在看到岛上居民的生活状态后，认为这里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便急匆匆地离开了。之后也有法国人登上过该岛，甚至和岛上居民发生过冲突，但法国人也认为这里过于偏远荒凉，并不适合殖民。
塔斯马尼亚人是典型的澳洲黑人
美国独立以前，英国一直把国内的罪犯流放到北美殖民地，一方面为了环节国内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开拓殖民地。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83年正式独立。因此，英国再也不能继续向北美流放罪犯，使得国内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日趋严重，甚至不得不在泰晤士河上使用废旧船只充当临时监狱。
1770年4月，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宣布这一“无主”大陆为英国所有。经过长期考虑和选择，1786年，英国内务大臣悉尼勋爵宣布，将把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1788年1月26日，首批英国罪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这一天，后来被称为“澳大利亚日”，至今仍作为国庆日加以庆祝，但是，对澳洲土著人来说，这一天意味着悲惨命运的开始。
从欧洲殖民者踏上澳洲大陆，澳大利亚土著就开始了遭受屈辱、驱逐和屠杀的“受难史”。为了建设一个没有任何有色人种和混血人种的“雪白”的澳大利亚社会，自认为血统纯洁而高贵的白人殖民者奉行“白澳”（White Australia）的理念和政策。这一政策登峰造极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被偷走的一代”。
电影《Australia》中的小孩诺拉，他是土著女人遭受白人男性强暴生下的混血儿。
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批由11只船队组成的流放船队带着759名犯人及206名船员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港，开始了欧洲人向澳大利亚的移民史。为了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天，澳大利亚政府于1935年将1月26日确定为“澳大利亚日” ( Australia Day) ，即澳大利亚的国庆日。但是，这样重要的一个节日在澳大利亚国内却存在着诸多争议，对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来说，这一天非但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日子，反而是澳洲土著居民的“悲痛日”、“侵略日”，将这一天作为澳大利亚国庆日是公然撕开他们内心尚未愈合的伤疤。
随着白人殖民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工业革命带来了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澳大利亚逐渐成为英国最大的羊毛供应地，越来越多的移民不断涌入。全副武装的殖民者为了争夺土地，无所顾忌地对当地土著人实施灭绝政策，“羊吃人”的惨剧无可避免地在这片古老而沉寂的大陆上演。白人殖民者带来的疾病、驱逐和猎杀，加之土地的丧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土著人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遭到彻底破坏，土著人口急剧下降，到19 世纪末人口数量仅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左右。
随着种族屠杀的进行，殖民者也感受到越来越大的人道主义压力，所以从1869年开始，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殖民地相继通过土著保护法，建立土著“保护委员会”，任命“土著保护官”，对土著人实施“保护”性的隔离政策。当时广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土著人的遭遇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解释，土著灭绝的命运正是“适者生存”法则的生动体现。
为什么猎杀他们总要再找个理由的，在白人殖民者眼中，土著人“不过是同类相食的人兽，与世界上最丑劣的爬行动物相仿，在理性及有关的每种感觉方面，他们比最可鄙的畜牲还不如。”即使在一些真心实意保护土著人的“爱心人士”看来，土著人是低等种族，永远也不可能适应先进文明，只有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保护他们；土著人最终灭绝是必然的，白人所能做的只是使这一过程少些痛苦。所以，白人殖民者将土著赶进保留地或布道所，任这个“低等”的种族自行消亡。保留地与外界完全隔绝，居住其中的土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婚姻、财产、饮食、迁移、生育等等都受到严格的监视和控制，所谓的“保护”，不过是为土著种族提供的“临终关怀”罢了。
“偷走土著人的混血孩子”
从“种族灭绝”到“种族隔离”，这些政策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白人殖民者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的体现，其目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有色人种和混血人种的“雪白”的澳大利亚社会。这种“白澳”的理想在20世纪初澳大利亚由殖民地向联邦国家转变中，成为澳大利亚的建国理想。种族纯洁作为“白澳”的根本内涵，主张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必须“成为欧洲以外唯一的纯粹白种人的国家”，“绝不容许其他种族掺杂其中”。
澳大利亚土著
然而，“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政策并没有保持白人殖民者“高贵而纯洁的血统”不受“污染”。无论是早期的被流放犯，还是伴随着殖民开发不断涌入的移民和劳力，进入澳大利亚的白人以男性劳动者占绝大多数。越是先行开发的地区，男女比例失调越是严重。为留住白人男性，早期的殖民当局还曾鼓励他们娶土著女人为妻，但这种案例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实在凤毛麟角，更为普遍的现象是白人男性不断诱奸或强暴土著妇女，仅仅把土著女性当作发泄生理需要和生育劳动力的工具。这一社会现实固然给无数土著女性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同时也沉重打击了白人殖民者的“白澳”理想——白人男性与土著妇女结合所生育的混血土著数量越来越多，与纯种土著人口数量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自1901年以来，混血土著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白人。如果说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确信保留地上的纯血统土著会自然消亡的话，那么日益增长的混血土著则引起白人普遍的恐惧。有报纸鼓吹道，如果混血土著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澳大利亚将会成为一个“杂种的社会和国度”。
混血土著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宣告了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政策彻底失败。由于土著人掀起反歧视斗争和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关注持续，加上社会生产对劳动力需求，以及世界大战对军人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澳大利亚政府被迫对土著转为同化政策，在给予土著人生存权的前提下，消灭他们的种族文化身份，以实现种族、文化同质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只是“白澳”理想面对现实的一种变通和妥协，两者根本上并无二致。
澳大利亚对土著的同化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中对混血土著儿童实行强制同化是土著同化政策实施初期的主要措施和内容。早在19世纪晚期，随着土白混血儿的不断出生，各地政府就有权把这些混血儿童带离保留地，施以白人教育。1910年澳大利亚通过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的土著儿童。这些儿童多数由教会和孤儿院抚养，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庭中收养，接受同化教育，让他们学习白人文化，最终回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中。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有近10万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土著儿童就是后来所谓的“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
然而残酷的历史现实证明，这项政策远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更有甚者，长达60年的同化政策, 给那些被迫与亲人分离的土著儿童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养育院中土著儿童受到非人的待遇，儿童营养不良，虐待、凌辱时常发生，或被当成无偿劳力使用，很多人往往一生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有人这样诉说被带离家庭、长大成人后的感受：“我们也许可以回家，但我们无法重新回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也许可以与父母、亲人再次团聚，但是光阴已经流逝，我们无法体味亲人的爱和关心，这种遗憾终身无法抹平。我们可以再次回家，但是身心所受到的伤害无法消除。”
对土著居民来说, 被偷走的不仅是他们与家人原本应该共享的生活, 还有土著身份的认同和土著文化的传承。文化断裂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也许比心灵和肉体上的伤害更大。这些“被偷走的一代”长大后也并未如预期一般真正融入到白人文化中。他们虽然放弃了自己的种族身份，但也难以被澳大利亚社会所接纳，仍然以社会边缘人的身份存在。“被偷走的一代”所代表的，是澳大利亚土著200多年来遭受苦痛、屈辱和死亡的冰冷历史，而且我们要看到，这些“被偷走的一代”仅仅是“白色阴影”笼罩下受到伤害的一小部分人而已。
塔斯马尼亚人悲惨结局！
因巴斯海峡而与澳大利亚相隔绝的约2500名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更是悲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所缺乏的东西，塔斯马尼亚人也缺乏，而且更为缺乏。他们没有掷矛杆、飞标、网和其他一切捕鱼的工具。英国把他们最冷酷的罪犯送上塔斯马尼亚岛，这些人于1803年登陆后，便开始追猪土著，仿佛土著都是野兽一般。
在短短数十年间，大部分塔斯马尼亚人被消灭。最后一名男于死于1869年，最后一名女子死于1876年。这位女子名叫特鲁加尼尼，生于1803年，即白人入侵的头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遭灭绝的整个时期。她临终时曾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是，尽管她的请求很可怜，她的骷髅还是被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
迟来的道歉
二战后，反种族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澳大利亚也加入到国际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浪潮之中。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学生多次举行抗议活动，声援美国与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而这些运动反过来也激发了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种族问题的高度关切和对澳大利亚种族政策的质疑。有评论尖锐指出，“仔细考察澳大利亚的种族状况，就会觉得澳大利亚人声援美国民权运动显得荒唐可笑……那些抗议者应该环顾一下自己的家乡，看看是否存在有色人种邻居。如果示威者深入考察的话, 他们就会发现在自己的社会里存在着他们所要反对的那种种族歧视, 而且还非常严重。我所指的是澳大利亚如何对待自己的土著”。
在国际社会的质疑声中，澳大利亚开始关注和反思自己的土著状况和种族歧视问题，自此澳大利亚种族政策迎来了根本性的转变。1967年的《澳大利亚联邦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在计算联邦人口时……土著人将不计算在内”的原《宪法》127条之规定，以默许的方式授予土著人以公民权。1970年，澳大利亚废除了“允许当局带走土著儿童的法令”，“被偷走的一代”的悲剧终于彻底落幕。1972年，澳大利亚官方在总结以往教训的基础上开始考虑通过修订法律，进而保障土著居民的权利。这项决定标志着“白澳政策”宣告破产，澳大利亚种族政策进入“多元文化主义”的新时期。“现代澳大利亚是土著居民、各种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多元社会，是忠于并坚持共同的制度，拥有一个共同国度的不同种族、文化、遗产和宗教的独特混合体。”
自1970年同化政策废除以来, 尽管要求政府向土著人道歉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澳大利亚政府担心巨额赔款等原因一直拒绝向土著居民道歉, 给出的理由是现政府不应该为前任政府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直到2008年，总理陆克文终于打破坚冰，代表政府向议会提出动议，对澳大利亚过去实行白澳政策给土著居民带来的伤害表示正式道歉，他表示这个道歉是为了去除“澳大利亚灵魂上的污渍”。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右三）在堪培拉举行的招待会上拥抱“被偷走的一代”成员。
他在道歉信中说道：“我们就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和议会通过的给我们那些澳大利亚同胞们造成深重痛苦、苦难的法律和政策致歉。我们尤其对强迫土著儿童与他们的家人、社区和地区分离致歉。对这些被偷走的一代人、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疼痛、苦痛和伤害，我们说对不起。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 我们说对不起。对于强加给这一自豪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屈辱和衰落， 我们说对不起。”而且他提出将“缩小我们之间在寿命、教育程度、经济机会之间的差距。”
尽管陆克文在信中信心满满地说，“现在是纠正过去错误, 让这个国家翻开澳大利亚历史新的一页的时候了，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自信地走向未来”，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自从欧洲殖民者来到澳洲，整个澳大利亚土著种族都遭到伤害和掠夺，至今仍是澳大利亚最贫困的族群。目前，澳大利亚生活的土著居民约占澳总人口的2.7%。其平均寿命比其他澳大利亚人短17年，婴儿死亡率高一倍，失业率是其他族群的3倍, 犯罪率则是13倍。要弥合历史的创伤，建成一个真正达成和解的社会，恢复土著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必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通过以上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傲慢与不要脸精神，其实骨子里强盗罪犯基因作怪，所以我们要认识澳大利亚人，认识西方人必须从他们历史当中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