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樱花的前世今生

武大樱花的前世今生

■菩提之恶花

武大赏樱,究竟是谁想多了？在中国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废话一枚，有人言樱花情何以堪，花本无过；有人说樱花在武大存在就是耻辱的象征...

今年，武汉一公司在东京闹市投放户外广告。宣传语为：“Tokyo看到冇？武汉，世界樱花之乡，欢迎来武大赏樱！”接着，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人员吴骁对此撰文批评称广告口号过于无知无畏。

随后就有些乌龙了，广告公司称樱花是武汉“新名片”，在东京给武大樱花做广告，向最喜欢樱花的日本民众推荐武汉樱花，是希望达到促进中日间交流、引发关注的效果。

情怀这个东西，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但商人有与没有，此举都是为了牟利。但是遗憾的是此次策划“武大樱花登陆日本”广告的是一家国资控股70%的网贷平台，名为汉信互联网金融服务(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策划了“武汉热干面登陆纽约”的营销案例。

微信公号“news武汉”上署名为“阿七”一则《武大樱花事件策划者：“商贾不知亡国恨”？我们不同意》的帖子开始灌水辩称，““既然武大樱花已然成为武汉的一张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名片，为什么不可以以更开放的心态，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发出邀请呢？邀请全国人民乃至日本人民都到武大来看樱花，是不是正好就可‘润物细无声’地对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醒他们在观赏樱花的同时勿忘那段历史。”

真的想把某些见利忘义的人穿越回到1938年的武汉，让他去直接面对日本人的刺刀，估计就不会有中日亲善的想法了。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事实比商贾不知亡国恨还要悲愤耻辱多年。

武汉大学校园内原本并没有樱花。1937年,武汉大学在珞珈山的校园建设尚未完成,适逢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不断沦丧。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大师生只得忍痛告别珞珈山校园，西迁四川乐山。

1938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离开珞珈山校园前夕，选择了法学院经济系助教汤商皓留下负责看管校产，因其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熟悉日语,夫人又是日本人，最终,汤商皓被校长的“情辞恳切”所打动，决定“临危受命”，留守护校。

1938年10月底,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所侵占。汤商皓等人在其夫人的帮助下,来到珞珈山校园与驻扎在此的日军联队长进行交涉。对方向他表示,日军“对于无抵抗性之非军事设施决无意破坏。尤其对于此山明秀水之高级学府校园的一草一木,当善加爱护”。

过数月,汤商皓听说珞珈山驻军换防,于是又与留校同仁再次前来交涉。此次接见他们的是一位文职武官高桥少将,他将珞珈山校园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提并论,强调“当尽力加以保护”,但同时他又提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

随后,他将汤商皓等人带到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心里很清楚,“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于是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希望借此维护民族尊严。但高桥的回答却是:“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

大概是1939年春,侵华日军从本国运来樱花树苗,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里种下了最早的一批樱花树。那时武大已被设立战地医院，樱花的种植盛开，慰藉了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

历史真的很有趣，据园林专家考证，武大校园里，日军侵华时期的樱花已经没有了，但是后来园林工以其为母本嫁接繁殖，形成了现在白如霜雪、灿若云霞的规模。

“吴骁文章中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武大樱花大多是当时的后代，还是比较客观的。”至于1972年之后日人赠送的20株，1983年日人赠送的100株，以及1992年日人赠送的200株，其实都是对1939年武大樱花的掩埋淡化，在这些浩瀚如云的花海里，忘记或者宽宥1938年的痛。

不能忘却的纪念，现实中许多人遗忘了历史，而且遗忘的彻底，樱花固然是种美丽之花，但是，正如吴骁所言，武汉大学作为当时侵华日军的一个据点，也并无争议。作为抗战的遗留物，樱花与日军的碉堡、集中营等战争遗留物一样，不可能轻易抹掉那段沉痛的历史记忆。

树树樱花，斑斓穿梭的人群，不管生于喜马拉雅的樱花，还是遣唐使们归去携带的樱花，武大的樱花，不仅有侵略者的血腥，确实也隐隐透露着国人的轻薄。

放下放不下，这段历史永远都不应该放下，倒是那些动不动就用普世情节希望国人放下日人禽兽般侵略的声音，才更加令人警惕。

（部分资料来自网络）

【菩提之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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