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美的历史性建交 | 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巡演
政治人物通常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都难免会给人留下一种刻板、冷漠和威仪并存的“扑克脸”（Poker face）。但其实政治人物也都有各自强硬政治立场背后相当感性和温存的一面，比如对于文化、艺术的热忱，其中他（她）们对待古典音乐的态度便是很好的一例。
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实现了历史性建交，费城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匈牙利指挥家尤金·奥曼迪向当时的尼克松政府主动请缨，要求率领乐团进行访华巡演并一举得到了来自白宫方面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的首肯。
▼ 江青和于会泳接见费城交响乐团
访问演出是基于尼克松和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后，尤金·奥曼迪1971年写给总统的信。奥曼迪派遣乐团的建议看起来是一个谨慎的步骤。费城交响乐团是尼克松的自然选择，一年前尼克松曾在乐团的周年纪念音乐会上被授予荣誉称号，奥曼迪也可以是被接受的人选。因为30年前，他曾经在澳大利亚指挥过一场中国的救济音乐会。
▼ 费交与中央乐团互赠乐器
乐队访华演出前安静谈判一定是非凡的，谈判过程非常复杂，不会像让乐团的经理索克罗夫与一个中国的经理坐在一起，给出日程和一个乐手、曲目以及住宿和旅行所需物品的单子那样简单。因为双方的交涉都是通过隐蔽的外交途径进行的。
如何在一个用自行车和马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家运送104件乐手、乐器、舞台设备，还有行李箱？那里有没有降落波音707的地方？哪里可以让中国人为需要床垫、早上吃奇怪得像鸡蛋和土司还有咖啡一类食品的西方人安排住宿？
▼ 在北京的宴请
▼ 在北京的宴请
因为尼克松总统的推动，所有的一切都成行了。而毛泽东的夫人，喜欢发号施令的以前当过演员的江青正在北京进行拖延。当然，江青需要批准演出曲目，不是所有的作曲家都适合革命时代中国的模式。
1973年9月，享誉世界的尤金·奥曼迪（1899－1985）率费城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当年的咨询很差，但也听说过“费城之声”，隐约知道奥曼迪是最“牛”的指挥，听的唱片也尽是费城和奥曼迪的。然而，这次演出却没有为人们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只有一场，不许电视转播，不许看排练。演出还是在民族宫礼堂，但对观众组织得非常“严密”。江青“钦点”了贝六，本来他们带来的曲目中是没有这部作品的。这次音乐会同样有殷承宗的《黄河》。
▼ 江青与尤金·奥曼迪
音乐圈儿里传说，在《黄河》的合作中，72岁的奥曼迪可没有像阿巴多那么配合，有些“耍大牌”，他甚至当场讲了一段典故：拉赫玛尼诺夫在创作“拉二”时，有一处配器不知如何处理是好，这时有一位年轻的指挥在旁献了一策，此为何人？当今的奥曼迪也……
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一行百余人终于踏上旅途，开启了酝酿多时、筹备已久的访华行程。访华演出的重要性使得乐手集结得很慢。在费城老的国际机场出发后，乐队在檀香山呆了一个晚上。在那里小号手吉尔·约翰逊丢失了他的护照，需要发出请求电报以让他继续留在飞机上。下一次飞行是从檀香山到东京，短暂停留之后到上海。
这时旅行突然变得很戏剧性，在东京和中国之间没有航线，没有人知道在中国什么在等待着他们。飞机在胡麻地上低空飞行，摇晃着到了一个小型机场。一个精心策划的仪式，为奥曼迪准备了鲜花，加厚的沙发椅子、还有茶，让乐手们在北京夜晚着陆之前有机会舒活一下身体。
巴士鸣着喇叭，与全天占据北京马路的自行车流分开行走。巴士途经人民大会堂，传言说，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第10次代表大会。乐手被细致地安置在每个房间，他们的名字用英文和中文写在门上，走廊里站着紧张等候客人的侍者，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随时补充房间热水瓶中的开水。乐手们白天被安排参观长城、明代陵墓、颐和园和紫禁城所。经常可以听到当地的音乐家演奏二胡、琵琶、笙，还有其他的民族乐器。
▼ 奥曼迪在长城
▼ 奥曼迪在北京游览
早起床的人观察到严肃的中国人穿着睡衣在街道上练太极拳。一两天之后，小号手迈克玛斯、长号手多森等几个人拿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飞盘。他们抛起飞盘，街上的人们聚集起来。飞盘穿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屏障，中国人加入其中。
西方人25年没有在这些街道上散步了，骑车的人停了下来，散步者看到这么多的外国人愣在那里。第二天早上，乐队首席诺曼·卡罗（Norman Carol）和一些其他的小提琴手加入了街道上中国人购买炸油饼的长蛇队，中国人与他们握手。他们会在队伍中给这些外国人留位置吗？他们会不会放弃早餐，只是呆看？两个看起来都是非常可能的选择。最终，长蛇队伍被打乱，小提琴家们被推到了前面，早餐成了一个观众的游戏。
乐团当时访华安排了六场演出，其中四场在北京，剩下两场在上海。头两场演出进行得非常顺利，奥曼迪指挥乐团为北京观众演奏了莫扎特的《第三十五号交响曲"哈夫纳"》、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等作品，在正式曲目后还加演了《工农兵进行曲》和《星条旗永不落》。
▼ 费交乐手在北京
而得知在北京的第三场演出，江青将要亲自出席音乐会的消息后，乐团总监奥曼迪一时间有点慌了手脚。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原本计划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被换成了《第六交响曲“田园”》。究其原因不过是，贝多芬的这部标题音乐“命运”的主题似乎有点鼓吹“宿命论”的意思，而作品“田园”的主题则显得无伤大雅，政治正确无疑。
▼ 中方在北京接待奥曼迪
可是，奥曼迪个人却对贝多芬的这首“田园”交响曲无感，而且当时乐团也并没能从美国带来“田园”交响曲的分谱。最后，在向中方指挥家李德伦的中央乐团那儿借来分谱，经过乐团成员短暂的适应后，奥曼迪在对于此曲不加任何弓法要求、速度指示的情况下，脱离了自己作为指挥家那针对音乐作品的主观演绎与诠释，让费城交响乐团无拘无束地在音乐会上自由发挥了一把。
▼ 奥曼迪排练中央乐团
▼ 奥曼迪指导中央乐团
这场音乐会上，曾打造过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中国钢琴家殷承宗，在奥曼迪的指挥下与乐团合作上演了当时在江青“留曲不留词”指示下，改编创作自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钢琴协奏曲“黄河”》。
▼ 奥曼迪与殷承宗在排练中
9月16日，江青出席观看了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在北京的第三场演出，由姚文元、吴德、乔冠华、黄镇（他作为顾问回国）陪同。每当乐曲演奏完毕，江青都会鼓掌，并最后带头起立致敬（后来证实是她要求演奏这一乐章）。她聊个不停，在演奏《罗马的松树》整个过程中写纸条给同事。不过，当费城交响乐团在音乐会上演奏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交响诗《罗马的松树》时，却引起了台下江青的不满。“这音乐中哪里有什么松树啊，分明是松针才对！”，她期望听到的音乐是松树，那就必须仅仅只是松树。当她听到像军队进行曲似得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时，便开始表现出极度烦躁不安的情绪。
▼ 江青出席观摩费交在北京的演出
要知道，当时负责撰写演出曲目介绍并审核后呈送上级领导参考作批示的李德伦，早就已经删掉了奥曼迪所建议的两个曲目，即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和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
▼ 李德伦接待奥曼迪
江青礼貌性地专注聆听巴伯的弦乐柔板，似乎也很感动于中国钢琴家殷承宗演奏的黄河协奏曲。
江青身穿一件黑色真丝正装礼服，和她在6月观看篮球赛时穿着的灰色礼服是同一款，脚蹬一双露趾白凉鞋，手提一个白色小包，戴着一个晚宴腕表，表上像是镶着稀有宝石，全国电视台和新闻媒体都对她的出席进行报道，大厅外面还悬挂着“中美人民友谊万岁”的横幅，以及“欢迎费城交响乐团中国巡回演出”。
在招待晚会上，江青致词欢迎大家，她给奥曼迪展示一本自己收藏的1870年版的五线谱，是一首古老的中国歌曲，曲谱上有传统的乐谱标记符号，她说，这些看起来像“豆芽”。
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江青给奥曼迪看她个人收藏的这两份古代中国琴谱时，中央乐团的李德伦和在场的其他中国客人都无意间被奥曼迪给逗乐了，因为当时他把琴谱给拿反了，最后所幸还是让江青给纠正了……
▼ 奥曼迪指导中央乐团
▼ 中央乐团赠送给费交的礼物-大锣
她赠与奥曼迪夫人一大包决明子花，这是她从自己的花园里亲手采摘的。她建议，为音乐家准备的酒和蛋糕，可以用这些花瓣调味。
在对两国人民以及艺术家之间持续发展的关系祝福后，晚会到了集中合影留念的阶段。江青坚持同所有107位表演家握手，这时奥曼迪更震惊地看到曾在布达佩斯工作的黄镇夫人，走上前与她用匈牙利语交谈。
乐团在动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演出前，参观了长城，有些团员甚至还请中国针灸师做了理疗，随后接受针灸理疗还一时间传开了，成为费城交响乐团音乐家们竞相一试的爱好。
▼ 游览长城（从右至左：奥曼迪、他的妻子Gretel和乐团主席Wanton Balis）
乐团在北京演出了几场音乐会后，有随行人员回忆道，“对于德彪西，观众似乎难以理解；而贝多芬和‘黄河’则受到了热烈地鼓掌喝彩。观众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江青那些年不是已经关闭了大学和音乐学院，这些观众难道都是官员吗？”身着过时的西服，江青无处不在，微笑着站在乐师中间让美国艺术家拍照。音乐家们参加了盛大的宴会，品尝了海参、梅子酒和其他珍馐百味，中国的厨师们还当众表演了出神入化的厨艺……
▼ 北京民众围观费交成员玩飞碟
旅行在继续。到上海的航程是乘坐一架俄国造飞机，座位很狭小，飞行中只有泡泡糖供应。
▼ 费交在上海 北京影剧院（现美琪大戏院）
乐手在上海看到了欧洲人在那里的遗迹，从最高12层的建筑上，他们可以看到高粱地伸展到黄浦江的南面，绚丽的航船，和中国的油轮。乐队被邀请在江上游览，他们听到弦侧有一个6人乐队用传统乐器演奏古老的曲子。
▼ 费交成员在上海与白毛女演员合影
主人极力让乐队参观工业展览和党的纪念碑，但是费城人希望购物——这让当地人很惊讶。这些展览中的金属粉末技术彰显着中国潜在的实力，我们则匆匆略过。在一家商店乐手们买到了有鱼皮隔膜的竹笛，还有一些装饰品。在被许可的友谊商店，有卷轴和其他的古老中国的提示物品出售。当地的公共汽车在看到费城人经过时候就停下来。小提琴手帕斯奎勒在街上散步，听到了小提琴声，他走进建筑物，上了楼，找到了正在练琴的学生，他给了这个惶恐的孩子上了一个小时的课。
当时的中国是禁欲的和清教徒式的。没有男孩子和女孩子走在一起，没有外表上的情侣，每个人都在为党工作。这次旅行结束，在费尔班克斯（美国阿拉斯加州城市），圆号手琼斯在雪中散步，听到学校里的四重奏团在演奏用普塞尔的作品改编的曲子。琼斯说：“这是我在中国所没有听到的‘对位’。”
中国音乐中没有对位。在中国的生活中也没有对位，但是管弦乐团，它的音乐和它的表演已经提供了一个危险的价值取向空间。在乐队离开后，江青立即在中国的音乐厅里禁止了舒伯特。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事件”，前尼克松政府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双方一致认为，通过世界上最著名的美国交响乐团到中国的访问与演出，展现出的是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突破性进展。”
（全文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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