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真是儒家士族的代表吗? | 刘三解

自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提出袁绍是汉末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曹操则是寒族、阉宦阶级,以法术为治的观点,汉末、三国的士庶斗争主线就已深入人心,在特殊的动荡年代,更是被简化为“儒法斗争”,成为当时显学的著名“例证”。

不过,无论是袁绍集团,还是曹操集团,在史书中的记载都非常简略,尤其是袁绍,不但本人的经历存在大量空白,其曾经势力庞大的幕府、州府体系,有名有姓的下级、僚属,记录可谓屈指可数。

在此条件下,陈寅恪先生的微言大义,与其说是基于袁绍集团本身的叙述,不如说是对袁曹之争尘埃落定后的政治格局的评论,故此,如果我们深挖史料中埋藏的细节,就会发现很多引人遐思的隐秘。

袁绍其人,在《英雄记》中有如下记载:

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

袁绍为母亲服丧三年之后,又为父亲补上了年少时错过的丧期三年,整整“守孝”六年,之后,隐居于洛阳,只与海内知名人士结交,且好游侠之辈,与张邈、何颙、吴臣、许攸、伍琼为“奔走之友”。

所谓“奔走之友”,就是能互相帮忙的朋友,和什么学问惺惺相惜、德行感佩、同窗共读的交情不一样,功能性极强,还拒绝朝廷征辟,这才引来了宦官头目赵忠的质疑,袁绍在家自抬名誉地位也就罢了,还拒绝征辟,收养死士,到底想干嘛?

注意,在东汉的制度环境下,超期守孝也好,结交名士也罢,乃至于拒绝辟命,都是通过“养望”入仕的快捷方式,一个人越有名,受征辟的层级往往越高,担任官职的起步点也就越高,所以,权阉们没什么不理解的,问题出在“养死士”、“好游侠”上。

上述几个“奔走之友”,明显不是什么“纯儒”,更不是累世衣冠之族,而有明显的“江湖气”。

比如,张邈虽然名列“党人八厨”,却是“少以侠闻”,仗义疏财又有长者人设,颇似《水浒传》里的柴进、宋江,而何颙此人,虽然游学洛阳,与郭泰、贾彪交好,在太学中显名,却不是完全的读书人路线,他曾为亡友报父仇,隐姓埋名之后又亲近荆州、豫州的“豪桀”,也是“侠”。

吴臣,也就是赤壁之战时刘备对鲁肃说要去投奔的苍梧太守吴巨,这个人的特点更鲜明,《三国志·薛综传》中说他是:

巨武夫轻悍。

也就是个能打能拼,不怕死的武夫,正好交叉链接了袁绍与刘备的朋友圈。

至于许攸就不必说了,《魏略》中说他“少与袁绍及太祖善”,曾参与冀州刺史王芬“连结豪杰”,谋划废黜汉灵帝的政变,又在董卓进京后,与袁绍、逢纪一同逃奔冀州,这种“好事”和“弄险”、“急难”的行事风格,也与游侠无异。

至于伍德瑜,名字应该是伍琼,与他同郡还有一名刺杀董卓的伍孚,裴松之认为两人应该就是一个人,一个能在朝堂上揣着利刃行刺权臣的大臣,说有荆轲的侠气,怕不算是过誉。

就连曹操,这个“阉宦之后”,在《三国志·武帝纪》中也写道: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

“任侠放荡”,又为何颙所赏识,无论他是否与袁绍一起抢过新娘子(极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他年少时进入袁绍的朋友圈都并不奇怪。

值得注意的是,“豪侠”不止这一群,还有谁呢?袁术。见张璠《汉纪》:

是时天下士大夫多遇党难,颙常岁再三私入洛阳,从绍计议,为诸穷窘之士解释患祸。而袁术亦豪侠,与绍争名。颙未常造术,术深恨之。

袁术不但本人是“豪侠”,还要与袁绍“争名”,而何颙一直在为“穷窘之士”奔走解难,可见,赵忠所指责的袁绍“养死士”,极有可能就是何颙所笼络的这群人。

而何颙本人,董卓入京后仍在朝为官,甚至逼他为相国长史,何颙不但托疾不就,还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人一同谋划诛杀董卓,具体实施的则是议郎郑泰、黄门侍郎荀攸、侍中种辑和越骑校尉伍琼。

这些人日后都与袁绍集团无关,而有明确的“党人”标签,结合何颙曾为党人领袖陈蕃、李膺所看重,其人实为以“豪侠”身份连接在野“党人”与在朝“贵子” 的纽带人物。

故此,曹操与何颙乃至于荀氏的交往,并不能视为与“党人”的独特勾连,而只能理解为袁、曹之辈共同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在诸侯并起之后,也并非截然对立,否则如何解释荀谌在袁绍的幕中角色呢?

说到荀谌,他在《三国志·袁绍传》中第一次出处的记载是这样的:

会卓西入关,绍还军延津,因馥惶遽,使陈留高干、颍川荀谌等说馥。

初平元年四月董卓西入关中之后,袁绍也退兵东郡以北的黄河渡口延津,这个地界还在黎阳西南,已经吓得韩馥够呛了,同时,袁绍又派出陈留人高干,颍川人荀谌等去游说韩馥。

这个游说团,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还要加上几个人:

使外甥陈留高干及所亲颍川辛评、荀谌、郭图等说曰。

又多了辛评和郭图,再看《英雄记》中说:

袁绍使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说韩馥,使让冀州。然则馥之让位,景明亦有其功。

可见,郭图、高干与张景明是组团劝说韩馥让冀州的,这个“张景明”明显是个表字,他的事迹并不多见,在《三国志·臧洪传》中记录的臧洪给陈琳的信中指斥袁绍忘恩负义时有提到:

昔张景明亲登坛喢血,奉辞奔走,卒使韩牧让印,主人得地;然后但以拜章朝主,赐爵获传之故,旋时之间,不蒙观过之贷,而受夷灭之祸。

可见,张景明给予袁绍极大的帮助,过往解释“登坛喢血”,往往理解为诸侯讨董起兵时的歃血为盟,其实,结合前后文,应该是“亲登坛喢血,奉辞奔走”,才使得韩馥让出了州牧之位,也就是说,袁绍接收冀州牧之职,应该和韩馥走了“会盟”的程序,张景明在其中做出了某些担保,这才让袁绍得到了冀州的土地。

不久后,就因为给关西朝廷的皇帝上奏章致意,得以赐爵位、拜将军的缘由,被袁绍不分清红皂白地杀戮全族,所谓“获传”,应为“符传”的简称,就是将领出征时朝廷发给的凭证,西汉之前多用虎符。

这个张景明的表字,在《水经注》中出现过,原话是:

庙侧有碑,述河内修武县张导,字景明,以建和三年为巨鹿太守。

建和三年是公元149年,距离初平元年有41年之久,在当时肯定是年高德劭之辈了,所以,袁绍才借他的老脸去糊弄韩馥,甚至于登坛盟誓,这个时候,袁绍是以“行车骑将军、司隶校尉”的身份来指使这一群下属办事的,也就是又多了几个名字。

张导、张景明,曾经的巨鹿太守职务并不算什么,真正值钱的是他的籍贯——河内郡修武县,此地的“修武张氏”是留侯张良的后裔,其中一支为张范,祖父为司徒,父亲为太尉,本人甚至拒绝了太傅袁隗嫁女的要求,而在门阀士族的时代,婚姻是最能见门第高低的标准。

也就是说,张导的家世声望甚至高于汝南袁氏,而从他后来被杀的缘由来看,他只是给长安朝廷上了表章问候,就被赐爵,应该是和袁绍死去的叔叔袁隗一个级别的政坛耆老,由他做中间人担保,韩馥很有面子。

韩馥本人又是颍川人,袁绍派出荀谌、辛评、郭图等三个同乡才俊游说,也算乡情保障,同时,又有袁绍的私人代表,亲外甥高干出马,这次交权谈判,既正式,又顾念了私交。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袁绍出奔渤海时,身边仅跟着逢纪、许攸二人,按理说他们才是最信任的谋士,却并没有出现在这次游说使团之中,因为他们俩的籍贯,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南阳郡。

南阳是谁的老家呢?

何进。

所以,才有《后汉书·何进传》中所说的:

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逄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

这里,逢纪和何颙都是南阳人,与许攸是老乡,而同列的荀攸,则是颍川出身,与郭图又是同乡,见谢承《后汉书》:

南阳阴修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儁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国朝。

知名者,就有钟繇、荀彧、荀攸、郭图这几个人,除了辛评之外,早就混在一起了,而辛评、辛毗兄弟,都是颍川阳翟人,与郭嘉是“大同乡”,很明显,袁绍的这群智囊和曹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这群人要么就是“旧友”,要么就是“新朋”,唯独没有“同乡”,也就是汝南袁氏所在的汝南郡贤达,不奇怪吗?

更奇怪的,还是河北出身的田丰、审配、沮授,他们的情况又略有不同。

《后汉书·袁绍传》中记载: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

审配和田丰俩人都因为为人正直而受到韩馥的压制。

看起来,性格问题才是韩馥压制审配、田丰的原因,可若就此下结论,就太看得太浅了。

《先贤行状》记录的田丰履历是这样的:

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侍御史。阉宦擅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以为别驾。

翻译一下,田丰出仕即被太尉征辟,又举茂才,升为待御史,由于宦官专权,贤人被害,他就弃官回家了,而袁绍起义后,重礼请他出山,他就应袁绍的征辟,担任冀州别驾。

而审配的记载要少得多,《先贤行状》只是说他:

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

突出说了审配的性格特点,忠烈慷慨,行为刚正,他的履历就不清楚了,万幸在存世的《太尉陈球碑》上,阴安审配,列名于故吏,说明曾经他曾是陈球的僚属。

值得注意的是,审配的经历,结合田丰的经历看,就很有意思,陈球曾为魏郡太守,审配应于此时为陈球属吏,而田丰出仕的太尉,符合“贤人被害”语句的,就俩人,一个是太尉陈蕃,一个是太尉陈球,只是两人谋诛宦官的行动差了11年

如果是前者导致的第二次党锢之祸,那么,弃官回乡的田丰应该名声更大,地位更高,可以与王允之流比肩,那么,他最可能的,还是担任太尉陈球的属吏,在其被杀后退居故乡。

陈球或许我们不熟悉,但他的儿子叫陈瑀、陈琮,侄子叫陈珪,侄孙叫陈登。

按照东汉制度,“故吏”也有高低之分。

田丰经由太尉辟署、举茂才,这叫“公府辟举”,即由太尉、司徒、司空的三公,以及大将军、太傅,合称五府“辟召”担任属吏,经过试用考察,或举荐、或察举,可以直接补中央官职或外掌州郡,属于当时的升迁快车道。

通俗地说,田丰的编制是中央机关公务员,起步就高,所以,弃官回乡前,已经做到了六百石的侍御史,在蔡质《汉仪》中就提到过侍御史的地位:

初称守,满岁拜真,出治剧为刺史、二千石,平迁补令。

担任侍御史有个试用期,不够一年叫“守”,满一年才算真拜实授,出任外官,能够处理繁重难事的可以任州刺史和太守、国相,而平调则补任县令。

由于田丰没有走下一步,咱无法知晓他能否“治剧”,但他的职位,有“以公府掾属高第补之”的制度要求,也就说明他在太尉府掾属任上的表现,在整个汉帝国也是顶尖水平,所以才可称“高第”。

再看审配,他应该是陈球在魏郡太守任上的属吏,按照记载,这个时间本身就不长,而审配既没有公府辟举的记载,也没有提到州举茂才、郡查孝廉的履历,说明他的出仕之路相对坎坷,仅仅停留在州郡属吏的水平,甚至在陈球死后所立碑文记录出钱的“故吏”、“故民”时,排名非常靠后,可见声名不显。

但是,陈球“故吏”这个身份本身,在当时已经是一重光环了,因为陈球在灵帝时任永乐少府,与司徒刘郃、步兵校尉刘纳、卫尉阳球一同谋划诛杀宦官,在扳倒了王甫等擅权宦官之后,被中常侍曹节陷害下狱致死。

而这次斗争之中,打击面非常之大,见《后汉书·酷吏列传》:

光和二年,迁为司隶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诣阙谢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阘。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颎谄附佞幸,宜并诛戮。于是悉收甫、颎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

这一群人里,太尉段颎是一代平羌名将,死得挺冤的,其他都是宦官和子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常侍袁赦,从前后文来看,他也死在了狱中。

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呢?

见《后汉书·袁安传》:

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中常侍袁赦与袁家同宗,在宫中掌权,因为袁逢和袁隗都是三公,就拉来做外援,所以袁氏家族能够“富奢甚”,也就是穷奢极欲地富贵,和其他的公族不同。

因为,袁家上面有袁赦照应,所以肆无忌惮,和安平崔氏、修武张氏之类的清贵公族不一样,直白地说,就是不要脸。

那么,杀死袁赦,就是和袁氏结仇,而田丰、审配作为陈球故吏,和袁赦的同伙袁氏家族,当然无从合作,而担任冀州牧之前的韩馥为袁氏故吏,应该是袁逢、袁隗最煊赫时代的老部下,与田丰、审配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正直不正直,而是立场对立。

反观袁绍,虽然是袁氏一族子弟,在宗法上却是袁成之子,且在大将军何进死后,与袁术一同主导了对宦官集团的屠杀,这个反宦官立场,无比坚定,在坐视袁隗、袁基等同族被杀之后,更是彻底和袁逢、袁隗与宦官合作的历史污点划清了界限。

在此条件下,袁绍仍需要“卑辞厚币以招致丰”,可见田丰足够大牌,而审配则完全不用提那些,只要袁绍“委腹心之任”,就巴巴地给他竭尽忠节,也可以看到俩人名声、地位的不同。

所以,田丰为冀州别驾,审配为治中,同时掌管幕府,以地位则田丰为尊,因为别驾相当于州牧的丞相,以信任则以审配为重,因为治中相当于御史大夫,是冀州和车骑将军府的总秘书长。

反观沮授,《献帝纪》中说:

沮授,广平人,少有大志,多权略。仕州别驾,举茂才,历二县令,又为韩馥别驾,表拜骑都尉。袁绍得冀州,又辟焉。

广平人沮授少有大志,又有权谋大略,先出仕冀州别驾,被刺史举茂才,朝廷简任两个县的县令之后,又担任韩馥的别驾,并上表封拜为骑都尉,到袁绍占冀州,又辟署他为别驾从事。

可见,沮授的出仕经历并没有三公征辟,而是州举茂才,三为别驾,属于典型的一州名士,名声应该比审配还大,但没有真正的大佬赏识,所以,一直在县令的位置上转圈,这是远不如田丰的,所以,他回乡后,又被韩馥辟为别驾。

别驾在州府中地位虽尊,职级却只有百石,反而沮授之前的县令级别在六百石、千石之间,升任的骑都尉是比二千石的侍卫武官,所以韩馥走了“表拜”的程序,袁绍得冀州之后,仍要重用他,在田丰投效之前即任他为别驾。

确定了君臣关系,又向沮授问计战略,而沮授很知趣地指出,“比及数年,其功不难”的结论,这个规划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跨出了冀州范围的大战略,也意味着沮授对袁绍的效忠超出了本州君臣的范畴,所以,袁绍立刻任命他为奋武将军,并为监军,监护诸将。

沮授的这个职务,相当于军府中的核心武职,与冀州无关,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突破了冀州本地僚属限制的当地人才,但他究竟算不算冀州士族的代表呢?

答案还真是否定的。

对照一下朝廷任命的合法冀州牧韩馥的州府属官,韩馥曾经的治中从事有中山刘惠,赦免死罪后为作徒,穿着赭衣,扫除宫门外,也就是刑徒。

曾经的别驾从事沮授,被表拜为骑都尉,转为朝官领兵,不再是韩馥的属官。

耿武、闵纯此时职务很清楚,一个是长史,一个是别驾,那么,治中是谁呢?

《后汉书·袁绍传》里补上了,应该是李历,他是治中从事,也属从事之列,另有都督从事赵浮、程奂率强弩万张回援冀州。

《英雄记》记载:

耿武字文威。闵纯字伯典。后袁绍至,馥从事十人弃馥去,唯恐在后,独武、纯杖刀拒,兵不能禁,绍后令田丰杀此二人。

这里说的是耿武和闵纯两个忠臣,在袁绍到来的时候,韩馥府中的冀州从事有十个人跑了,唯恐落后,而只有耿武、闵纯持刀抵抗,最关键的是后一句“兵不能禁”,也就是袁绍是带兵来的,还想动武,结果没搞定他俩,袁绍后来就让田丰把俩忠臣给杀掉了。

那么,李历、赵浮、程奂肯定都是逃跑的十从事之一。

但无论如何,琢磨姓氏是很有意思的,刘惠籍贯明言为中山,可知其先出中山刘氏,这是一个枝蔓众多的宗室大族,而冀州刺史的治所就在中山高邑,也是汉光武帝登基的地方,绝对是地头蛇。

耿武的籍贯不详,但东汉有两个耿氏为望族,其一为一门十侯的耿弇后人,籍贯为扶风茂陵,也就是关中人;而另一家是一门五侯的耿纯后人,籍贯即在巨鹿宋子,正在冀州。

长史、别驾都是重要属吏,应由本州望族担任,自然落在巨鹿耿氏和中山刘氏身上,但袁绍呢?

他直到建安年间,才有名为耿苞的主簿因妄言代汉而被杀,而主簿虽然属于主官个人秘书,但在府中地位并不尊贵,又轻易被众议逼死,可知也没能进入权力核心。

由此可见,袁绍幕府、州府之中可知的属吏,虽然有“冀州人”,却并不是什么地方士族的代表。

要知道,东汉制度背景下,冀州牧职务具有极大的地方性特征,要想维持统治,就必须任用本地的名士,但很尴尬的是,一直到汉献帝任命袁绍之前,冀州本地的大族人才极少愿意与袁绍合作。

哪怕在汉献帝任命袁绍担任大将军之后,这种窘境也并无改观,因为从曹操夺得冀州之后,阵营中留用、征辟冀州士人的情况来看,最知名者不过是崔琰、崔林叔侄和张郃。

再翻翻《三国志》,反倒能看见几个不应辟命的隐士,比如钜鹿张臶,字子明,记载原话是:

袁绍前后辟命,不应,移居上党。并州牧高干表除乐平令,不就,徙循常山,门徒且数百人,迁居任县。太祖为丞相,辟,不诣。

张臶是巨鹿人,袁绍征辟他,不接受,跑到并州上党躲着,并州牧高干又任命他当乐平令,他还是不干,又迁居常山,黑山军的治下,门徒几百人则居住在巨鹿郡任县,等到曹操担任丞相,征辟他,还是不去。

类似的还有颍川人胡昭,字孔明,他的情况是: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

籍贯不同,都是望风逃窜,不但不应征辟,还要逃跑,可见袁绍真不是个好名声的人物,类似情况的还有曹魏名臣邢颙,他的经历非常奇特,宁可隐姓埋名跟随田畴,见《三国志·邢颙传》:

邢颙、字子昂,河间鄚人也。举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从田畴游。积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颙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田畴曰:“邢颙,民之先觉也。”乃见太祖,求为乡导以克柳城。

邢颙是河间人,又与张郃同县,举孝廉、司徒征辟都不接受,反而隐姓埋名到右北平跟随田畴,田畴是刘虞的旧部义士,坚决不跟随公孙与袁绍父子,邢颙跟随他长达五年,直到曹操平定冀州,邢颙才告辞离去,这说明他在建安五年前已经北上幽州,离开时,邢颙对田畴说,黄巾之乱以来二十多年,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现在曹操的法度严明,百姓又厌倦战乱,乱到极致则天下将回归太平,故此,我先回归太平,回到了家乡。

田畴感于邢颙的判断,说他代表了民意中的先觉者,就去求见曹操,自告奋勇担任向导,攻打柳城乌桓。

邢颙最后做到了曹魏的司隶校尉、太常,官居九卿,这么聪明、杰出的人物,在袁绍幕府如日中天的几年,宁可投奔在右北平聚族自保的田畴,也不愿意出仕袁绍,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以上三人,都是名士,前两位是学问家,后一位是能臣,但不约而同地回避袁绍政权,说袁绍代表河北世家大族利益的说法实在毫无根据

哪怕说他代表儒学传统,曹操代表申韩法术,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因为《三国志》作者陈寿对邢颙的评价是:

贵尚峻厉。

崇尚峻刻严厉,又推重曹操的“法令严”,与他类似的人物还有一位,名叫时苗:

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

时苗也是嫉恶如仇的人物,在建安时期进入了曹操的丞相府,之前却没有出仕袁绍,似乎印证了曹操“崇法术”而袁绍“尊儒学”的刻板认知,但是,在史书记载中,还有两位先跟随袁绍,后跟随曹操的人物,一个是牵招,安平观津人,他曾被:

冀州牧袁绍辟为督军从事,兼领乌丸突骑。绍舍人犯令,招先斩乃白,绍奇其意而不见罪也。

另一个是沐并:

沐并字德信,河间人也。少孤苦,袁绍父子时,始为名吏。

沐并与吉茂、常林、时苗四人同列于《魏略》的《清介传》,他和牵招、时苗的共通点非常清楚,就是他们都是耿介之士,嫉恶如仇,三人都有不畏权贵执法的经历,且从姓氏来看,都不属于当时冀州的百年著姓,而是寒门庶族。

也就是说,袁绍父子时代,能够被他所用的“士人”,也不是什么笃行君子,而是“法术之徒”,这一点,与曹操没什么区别

哪怕是河北名士的代表崔琰,也并不是什么儒学世家,他的经历很有趣味,见《三国志·崔琰传》: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

崔琰虽然是后世千年巨族“清河崔”的起点,却是个“功夫小子”,直到二十三岁时,乡中将他转为“正卒”,需要服役了,他才开始读书,到二十九岁时,才到郑玄门下受学,很明显,他并不是个儒学世家子弟,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代大儒。

袁绍征辟他之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官职竟然是“骑都尉”,也就是吕布杀丁原之后得到官职,可见,他在袁绍幕府中的身份是很奇特的,直到曹操自领冀州牧之后,才辟崔琰为别驾从事,这才算是官方认证他是本州一等的名士。

综上所述,在史书可见的,袁绍集团的核心成员中,除了崔巨业(另文考证)之外,不要说是国家级的儒家豪族,就连州郡级别、区域性的儒家豪族也没有进入其核心,冀州本地的老牌名士更是一个没有,以至于袁绍邀请“军师”镇宅,还要到幽州上谷郡去找卢植。

至于说袁绍本人作为累世公族应该对儒家经义有所崇敬,以与曹操的法术为治相对立,也根本不是事实。见《后汉书·郑玄传》:

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

这段原文很长,却需要细致翻译下,说的是袁绍担任大将军在冀州开府,遣使邀请郑玄,大会宾客时,郑玄来得最晚,却邀请他上座,身高八尺、饮酒可达一斛,形象非常伟岸,又很豪爽,所以很显眼。

袁绍的宾客们多为“豪俊”,直白地说,就是有学有术、见多识广之人,又都有学问口才,对于郑玄这种儒者,并不高看,反而认为他不是“通人”,王充的《论衡》中解释“通人”即贯通古今之人,可见,袁绍的幕府宾客并不以家传的儒学经术为风尚,所以,对郑玄辩难时,仗着见识多,开始提出一些生僻之说,并掺杂着百家之言。

郑玄则一一辩论对答,答案全都超出提问者的想象,即对方从未听说的知识,故而人人叹服。当时,应劭也在袁绍幕府中,他是以朝仪故事、博闻强记出名的知识人,所以自夸说,前任泰山太守应中远,对你北面称弟子可以不?

郑玄笑着回答,孔子门下收徒只考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颜回、端木赐这样的贤弟子也没有自称过官职履历,说得应劭惭愧不已。

郑玄折服了袁绍之后,被举为茂才,又任命为左中郎将,与蔡邕在董卓部下的待遇类似,但却被郑玄辞让不受。

回顾一下这段记载,我们就能发现,袁绍的宾客对于“纯儒”的预期其实是很低的,甚至直接刁难,也就是以异端之说和百家之学来难为对方,说明在袁绍幕府和交往圈中,并不以儒学经义为高,反而是鄙夷的态度。

在身份上,袁绍的“客”,包括归于袁绍的应劭,时任“军谋校尉”,一重标签是“豪俊”,另一重标签就是“官阀”,也不以儒学高下为礼,而以官阀为尚。

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一个尴尬的结论呼之欲出,那就是袁绍在冀州的统治,完全建立在个人关系纽带聚合的“亲旧集团”之上,对于冀州本地士族毫无吸引力,甚至遭到广泛的厌弃。

聚集这么一群豪俊,固然在“讨董”和“被围攻”的逆境中不离不弃,但在取得大义名分之后,也难以体制化地吸收人才新血,而顽固地以个人关系亲疏为纽带,也就是郭嘉在“十胜十败论”中所说的: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

为什么用人而疑?性格缺陷只是小道,真正的原因在于组织特征,亲戚子弟之外的士人,小集团内部根本不认可、不支持,既然权力排序与关系亲疏有关,自然生人勿进,缺少人才新血的持续输入,也就导致整个集团的全面固化,后来者无从升迁,只能熬资历和信任度,伴随而至的,就是疯狂“内卷”。

正因为如此,这个集团对于“高级合作者”极为排斥。

第一个牺牲品是崔钧,第二牺牲品是吕布,第三个牺牲品就是麹义,以他们的地位,哪怕伏低做小,一样不会为集团所容,而日后田丰、沮授、许攸的命运,恰恰是时势变化之后第四、第五、第六个牺牲品。

那么问题来了,袁绍集团何以至此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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