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给溥仪当老师始末（2）
溥仪6岁登基，成了清朝末尾的宣统皇帝。庄士敦去的时候，他才13岁，实实在在是个“小皇上”。小朝廷已经给他安排了好几位老夫子式的“师傅”，这些师傅都是儒林中名噪一时的顶级学者，享有头品顶戴，地位与大臣、总督不相上下。
对新来的洋师傅该怎么办，给个什么待遇，定个什么规矩？也给这洋鬼子顶戴花翎？宫里的皇妃娘娘、内务大臣为此争议不休。清室内务府还与民国内政部一起出面，与庄士敦签了份合同。合同写着聘任庄士敦为“皇帝教习”，负责教授英语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共十六条。之前的那些帝师都是皇上发个圣旨，就名正言顺地进宫上班了，庄士敦却成了绝无仅有的“合同帝师”。载涛、李经迈等对此十分不满，抬出可能得罪英国政府的大帽子来与宫中人争辩。
可他们都没想到，没用多久，庄师傅就获宠于小皇上。庄士敦进宫才十几天，远在上海的李经迈，就收到小皇上派人送来的褒奖诏书和赏赐，表彰他的荐师之功。很快，溥仪又降旨，赏给庄士敦“紫禁城内乘二人肩舆”的待遇，又给了他“毓庆宫行走”的头衔。那毓庆宫可是皇帝的御书房，在这行走是恩准给予的特权。第三年，赏赐“二品顶戴”和“貂皮褂”。没多久，又升一品，有了头品顶戴。他快速地赢得了小皇帝的欢心，与那些老夫子师傅一样，正式享有帝师的职位及相应的尊荣与待遇。
这里面的因由，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出于一个小男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用庄士敦的话说，“虽然他是一个皇帝，但终究还是个孩子”。进宫没几天，他就感觉到这个孩子的求知欲望。庄是1919年 阴历3月3日正式为师的。四天后，他给英国政府写了个备忘录，说到他对小皇帝的最初印象：小皇帝发育正常，聪明活泼，正处于成长求知之年，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关心时政新闻。我们今天可以想象，那种从未跨出紫禁城一步，规矩重重礼仪叠叠处处受制沉闷刻板的生活和教育，显然无法满足一个健康男孩成长中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庄士敦来了，新奇的英语和其他闻所未闻的新玩意来了，这将如何巨大地刺激小男孩的求知欲，满足其好奇心。后来溥仪也说，庄士敦进宫之后，自己的少年人好奇心日益发展，对受拘束的环境日益不满。表彰李经迈的诏书是用英文写的，仅仅十来天他能学到几个英文词？还不都是庄师傅捉刀，小皇帝依葫芦画瓢，却表现了他对英文的浓厚兴趣。由此看来，新来的庄师傅获宠是很自然的事情。
最初的新鲜劲过后，师生二人更是情意日笃。每次上课，小皇上都对洋师傅行弟子礼。庄士敦一进毓庆宫，溥仪就起立，和老师相互鞠躬。然后他面南，老师面西，围坐在八仙桌边。若是庄士敦因故离座，溥仪必立起等候，待师傅回座他才坐下，表现得毕恭毕敬。还时不时地给庄士敦各种赏赐，从金银珠翠、手杖宝剑到御笔墨迹、美味佳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除了城里的宅邸外，小皇上还赏了京郊西山樱桃沟的一栋别墅。有张流传很广的老照片，庄士敦身着貂褂，头顶花翎，得意地伫立廊下，就是在这栋别墅门前拍的。
庄士敦对溥仪的教授，并不囿于英语语言，还灌输了大量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知识，涉猎欧洲的宪政理念、科学技术、军队军事、文学戏剧、制度礼仪等等，乃至服装、食品等生活常识。这些灌输教育，深深刻画在小皇上的心灵里，对他的世界观形成、性格养成、生活习惯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溥仪给自己和老婆各取了个英文名，他叫“亨利”，婉容皇后叫“伊丽莎白”，都是从英国王族的名讳中挑选的，夫妇双双都沾上了英伦味。这洋名可不是说着玩的，小皇上当真付诸御笔，署在给欧洲人的信件、照片等非正式文件上。
作为英国人，庄士敦却让其同胞感觉“怪异”地摒弃西方宗教对溥仪的影响，从来不跟溥仪谈论传教问题。这当然是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崇尚，认为中国人有儒教为代表的最好的宗教，西方人不能用传教来干涉。有人在住所门前拦住他，让他把传教资料带给小皇上，庄士敦毫无兴趣，漠然待之。
庄士敦灌输的西方文明，影响了溥仪一生。四十多年后，溥仪经历了由皇上到囚犯，再到共和国公民的人生转变，可谓饱经沧桑，了然人生。在自传体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他颇带情感地说到：“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
凭着宠信，庄士敦在教学以外，还怂恿小皇上做了不少“有违祖制”，让遗老遗少们颇觉惊世骇俗的事情。溥仪戴眼镜、穿西服、剪辫子、逐太监、装电话、砍掉门槛骑脚踏车等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是今天影视文学中的生动情节，当年都与庄士敦的鼓动分不开。不仅如此，他还深深地介入了清室小宫廷的内部事务，参与清查内务府，受命管理颐和园，做了很多远远超出“英文师傅”名分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庄士敦毕竟是来自经历过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大英帝国，他带来的新兴意识，冲击着紫禁城里腐朽的“祖宗规矩”，开阔了小皇上的眼界，更新着溥仪的头脑。到了迟暮之年，溥仪还念念不忘地说：“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当然，这些新观念与他作为爱新觉罗氏的后人复兴祖业复辟清朝的理想，既冲撞又纠结。
此时的庄士敦，已经是小皇上“最亲信的顾问”，和首席帝师陈宝琛、总理内务府大臣郑孝胥等人一起，成为溥仪倚重的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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