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其中，各大臣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为由，“请宸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诏书一纸，乡试、会试、科考、岁考一律停止，行之千年的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在山西老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中，其实已经看出旧学衰亡、新学兴起的迹象，如其所记：1901年9月28日记，物价腾贵，当年山西乡试士子不足2000人。1903年1月，受废科举的传闻影响，童生参加考试的人数剧减，读书人越来越少。不过，在听说废除科举已成事实后，屡试不第的山西老举人刘大鹏虽然早已放弃功名仕进，但他仍有一种天崩地裂、万念俱灰的痛感。“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始终。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举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
“昨日在县，人皆言科举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课业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如此，无可挽回。”之后数月中，刘大鹏仍感慨万千，不能释怀，其陆续记道：“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籍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精神的幻灭尚在其次，失业导致的生计之压力才是最痛楚入肤的。
科举再无复活之可能，已入仕的上层士绅固然无碍，那些有势力或有金钱者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抢占新学堂和留学带来的好处；
唯独那些已经从事举业而未成功、年龄偏大不易改行且家境困窘的童生、生员甚至举人们，这些散居于农村的旧士绅，他们的利益受损又有谁来关心？次年3月，刘大鹏听说昔日的旧友塾师因为失业而导致“仰屋而叹无米为炊”的窘境后，不免大叹息：“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当时弊政莫甚于卖官鬻爵，乃新政既行于今五年，依旧捐纳实官未曾停止，令人莫解。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把士子们推向了时代的洪流。不管是惶恐，是哀怨，或者愤懑，这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