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相关遗址的发掘公布了许多新的考古资料，其中丹江库区的淅川下王岗遗址从2008年至2010年进行了连续三年的第二次考古发掘，新发现了一些较为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使得我们对于二里头文化在鄂豫陕交界地区的分布、年代、性质以及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本文拟在新材料的基础上就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内涵、年代、类型以及类型形成原因等做一综合分析。根据下王岗遗址的两次发掘，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的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陶色则以灰陶为主，褐陶次之。综合来看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褐陶次之，夹砂灰陶并不是最多的，此外还有少量的黑皮褐胎陶。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篮纹、附加堆纹、弦纹、指窝纹等。制作方法以轮制为主，也有手制和轮制结合的。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的陶器器形常见有深腹罐、圆腹罐、鼎、大口尊、缸、甑、鬲、盆、瓮、器盖等，此外还见有钵、豆、碗、杯、盘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常见的三足盘、刻槽盆、捏口罐、觚、爵、盉等基本不见于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中。从形制特征看至少可以分为两群。A群：深腹罐、圆腹罐、鼎、大口尊、甑、器盖等属于典型二里头文化器类，很多特征也和二里头遗址典型同类器相同，如器物多饰绳纹和鸡冠鋬、大口尊与敛口鼎饰附加堆纹、圆腹罐口沿饰花边的风格等。B群：矮体大口尊、大侈口缸、垂腹罐及各类罐、鼎、盆、甑等器物平沿的特征。这几类器物和器物特征体现的是本地二里头文化独有特色。下王岗二里头文化的矮体大口尊口径明显大于肩径，且明显大于器高，年代越晚口径越宽，整体呈现矮胖、大口的特征，晚期基本呈喇叭口状。而嵩洛地区二里头文化三期常见的大口尊则是口径略大于或等于肩径，同时口径则略小于器高或相当，四期更是器物整体瘦高，器高明显大于口径。下王岗出土的大口尊一般器高为20～26厘米，口径则多大于30厘米，而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大口尊器高多在30厘米以上，口径则多数与之相当或略小。大侈口缸这类器物在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不见，其一、二期曾有一类直口缸，但显然和下王岗的大侈口之间还找不到直接的联系。此外，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陶器口沿多为平沿，折沿不明显。这应是本地自龙山文化晚期阶段流行平折沿的孑遗。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也有少量骨器和陶器。石器类别主要有斧、铲、锛、凿、刀、镰，还有部分镞、矛、网坠、弹丸；骨器有凿、镞、锥、匕等；陶器类有陶拍、网坠、陶垫等。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除了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外还见到玉环、绿松石坠饰、骨笄、陶环、牙饰等装饰品，并发现铜镞、残铜钩、残玉戈、卜骨各一件。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未见到房屋遗迹。墓葬有瓮棺葬和竖穴土坑墓两种，目前发现的瓮棺葬均以罐作为葬具，死者多为小孩和婴儿，这种葬制在二里头其他类型少见，但是本地自仰韶文化以来非常流行，应该是受到本地传统影响所致，也是该遗址的一个地方特色。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于典型二里头文化三期和四期，包括第二次发掘的一、二期及第一次发掘的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可根据地层及遗迹单位的叠压打破关系将下王岗这一时期遗存分成早、晚两期，第二次发掘的第一、二期分别和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相当。第一次发掘的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相对较丰富，但是没有可资分期的地层或遗迹单位的叠压打破关系；根据器物类型学的比对，发现其中也有少量四期遗存，如下王岗第一次发掘出土的Ⅲ式盆H290∶1，其侈口、卷沿、束颈、平底内凹、腹饰弦纹等特征和《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侈口平底盆VH87∶11十分相近；另外第一次发掘出土的Ⅰ式大口尊H283∶4属于矮体大口尊，其口径明显大于肩径，也呈现四期此类尊的特征。因此，至少第一次发掘中H290、H283可归属二里头文化四期。此外，对于下王岗遗址第一次发掘所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依据新的发掘资料可以明确该期遗存并不属于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第一次发掘报告中的陶罐W390∶1形制特征与第二次发掘的A型Ⅴ式圆腹罐如T1⑤∶13（图一，1）折沿近平、沿面微内凹、深腹微鼓的特征基本相同。第一次发掘报告中的Ⅰ式鼎T15②B∶61与第二次发掘属于其龙山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A型Ⅳ式盆形鼎T2W10∶1（图一，2）十分相近。第一次发掘报告中的甑H77∶2、H263∶3与第二次发掘属于其龙山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A型Ⅲ式甑T4⑦∶4（图一，5）、T1H221∶8 （图一，4）形制几乎一致。第一次发掘报告中Ⅰ式双耳罐H291∶1口沿部分与第二次发掘属于其龙山文化晚期偏早阶段的小直口瓮T3⑦∶13（图一，6）基本相同。第一次发掘出土的Ⅱ式盆H34∶1，口径仅17、高10厘米，显然器形较小而并非“盆”，应该为碗。该碗与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属其龙山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A型深腹碗T1H221∶7 （图一，3）形制相近。需要强调的是，新发掘材料表明下王岗龙山文化时期遗存十分丰富，层位关系复杂，存在明显从早到晚一脉相承的演变序列。可见，下王岗第一次发掘报告中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基本上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偏晚阶段遗存。
关于下王岗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赵芝荃先生最早提出“下王岗类型”，并认为下王岗试掘简报所言的晚二期文化和先商文化可作为早期和晚期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早期约与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相当，晚期则与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三期接近。十几年前《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根据已发表的《淅川下王岗》报告中出土较为丰富的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也提出二里头文化的“下王岗类型”，但未展开详细论述。近十几年，鄂豫陕交界地区公布了不少新的考古材料，结合这些新材料，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的确存在。下王岗类型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丹淅流域、鄂西北、荆襄地区等鄂豫陕交界地域。这一范围内目前已发掘且可归属于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的遗址除下王岗外还有郧县李营、襄阳法龙王树岗、钟祥乱葬岗、沙市李家台等。郧县李营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较为丰富，年代仍以二里头文化三期为主，还有部分四期遗存，其中B型大口尊就是本地特色的大侈口矮体大口尊。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是两个灰坑，但出土遗物较丰富，H1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H2为四期。钟祥乱葬岗二里头文化遗存也仅发现两个灰坑，这两个灰坑的年代，可据下王岗遗址所出大口尊的地层和年代加以推定。其中，H1∶35（图二， 1）和下王岗的T1H187∶3近似，属于矮体大口尊的三期；而H2∶2（图二，2）大口尊口径明显大于肩径，和下王岗四期的矮体大口尊T11H225∶6近似。另外，H1出土的刀形鼎足在下王岗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中也常见。所以乱葬岗的两个灰坑可能有早晚之分，H1应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H2或晚至四期。上述几处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器物组合均是深腹罐、鼎、大口尊、盆、碗、缸、瓮等，少见或几乎不见二里头类型常见的三足盘、刻槽盆、捏口罐、觚、爵等，器物基本特征也和下王岗类似，所以可归属下王岗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鄂豫陕交界地区还有几处遗址或存在明确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或包含一些二里头文化因素，以往学者的认识颇有分歧，兹对其逐一分析。南阳盆地的北部经发掘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重要遗址有邓州穰东、陈营、方城八里桥。八里桥和穰东遗址，我们赞同简报的认识，相关遗存均属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陈营遗址根据有限的资料看，也应属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淅川门伙遗址（又称为盆窑遗址）、丹江口熊家庄遗址因资料介绍简单，暂时存疑。丹江上游的商县紫荆遗址，我们认为两次发掘均不存在二里头文化遗存。商洛东龙山遗址发现丰富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遗存，即报告所言的夏代晚期遗存。从其文化面貌来看，尽管也有一些本地特征，但是和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整体较为接近，不能归属下王岗类型。此外，商洛地区的洛南县龙头梁也发现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遗存。器物风格近似二里头类型，又有本地特点，双大耳罐正是本地东龙山类遗存的残留，与东龙山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可归属一类。对于商洛地区发现的这类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遗存，我们赞同可独立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商洛类型”。鄂西北汉水中游的郧县辽瓦店子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较厚，存在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往学者多认为存在二里头文化遗存，其实这里的“二里头早期遗存”属于龙山晚期遗存的延续，和淅川下王岗遗址性质类似，这类遗存应属于王湾三期文化乱石滩类型。此外郧县尖滩坪也是有争议的遗址，发掘简报认为H13为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笔者认为，H13发表的两件陶器釜和豆，均非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类，泥质灰陶饰绳纹的特征属于当地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共同特征，简报所言的仰折沿、侧装扁足的盆形鼎在鄂西北和丹淅流域的龙山晚期遗存中常见，并非其所说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典型特征。所以H13目前无法归属于二里头文化。盘龙城遗址发现有少量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我们基本赞同李丽娜教授对于遗址第一、二、三期重新进行的分期和年代判定。因该遗址中明确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仅有报告中盘龙城遗址的第一期，即城垣第9层，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而遗址第二期遗存年代属于二里岗下层文化一期，文化面貌整体属于早商文化，但其中仍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如深腹罐TZH33∶4。总体看盘龙城的情况和下文要谈的荆南寺有些类似，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并有地层存在，相比荆南寺要丰富；就其文化面貌看，这类遗存的侈口平底盆形鼎不是二里头文化常见的典型鼎，豆更是带有当地浓厚传统，花边口沿罐则瘦长，显然不属于二里头类型，也非杨庄类型，是否可独立为一个新的类型还有待材料进一步丰富。而盘龙城第二期遗存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段，性质可能属于夏遗民遗存。荆州荆南寺遗址也存在明确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即报告的第一期，虽仅有H23一个单位，但从该单位出土的鼎和花边口沿罐来看，我们大体赞同报告将其年代定为二里头文化二期，但和二里头类型尤其与南阳盆地的八里桥和穰东遗址的同类器相比，其年代或晚至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荆南寺遗址的第二期遗存年代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晚段或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段，对于该期遗存的性质，本文赞同何驽先生的认识，此期遗存中基本是以当地C群遗存即釜、鼎、大口缸和鬶为主。但是该期遗存确有一些与二里头四期晚段同类器十分相似的器物，如深腹罐T13④C∶41（图三，3）、大口尊T13④C∶42（图三，2）和H36②∶15（图三，1）、鬲 H36②∶17（图三，4）等。这类器物的形制和二里头类型接近。荆南寺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出现的这类二里头文化因素明显不属于下王岗类型，其来到江汉地区的背景，我们认为和盘龙城遗址类似，可能也是夏商之际从中原地区直接传入的，不排除是夏遗民遗存的可能性。明确属于二里头文化的H23一类遗存，材料太少，年代又早，出现原因有多种可能性。由于穰东遗址已发现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很可能荆南寺这类遗存正是从南阳盆地北部直接南下的结果，目前不宜单独列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就是二里头文化向南阳盆地、丹淅流域、鄂西北等区域扩张的结果。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南阳盆地内的邓州穰东和陈营发现了较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且属于典型的二里头类型。然而在汉水中游的鄂西北、丹淅流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主要是王湾三期文化乱石滩类型的自然延续，典型遗址包括均县乱石滩、淅川下王岗、淅川下寨、淅川沟湾、郧县大寺等。换言之，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这个区域内主要是当地龙山文化的延续，甚至南阳盆地的北部，我们看到二里头文化也仅仅是几个点的插入。在淅川下王岗，龙山文化乱石滩类型的年代或可持续至二里头文化二期末，直至二里头文化到来。因此二里头文化在二期阶段已经占据整个南阳盆地的说法并不确切。同期在汉水下游东部的随枣走廊及涢水、澴水、滠水流域主要是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在随枣走廊的东侧，汉水北岸的大悟李家湾、武汉盘龙城遗址则发现明确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在随州西花园也发现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在江汉平原的钟祥、天门、荆州地区主要是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仅仅在荆州荆南寺遗址发现了零星的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在丹江上游的商洛地区情况较复杂，这里主要是东龙山类遗存。这类遗存是齐家文化的一支向东发展，融合当地客省庄二期文化并吸收二里头文化新形成的一类文化。而该区域的商县紫荆遗址，我们认为两次发掘揭示这个遗址整体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差别较大，不能归属二里头文化，但是遗址第一次发掘的第三层也包含一些二里头文化因素，这类因素和东龙山类遗存中二里头文化因素近似，年代较早。与此同时，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一、二期大量出现的花边口沿罐，可能正是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初，主要和齐家文化交流而来。或许路线正是从甘青地区传播至关中再经由商洛地区沿洛河一路传入洛阳盆地。总体来看，二里头文化早期，与汉水流域的交流主要在商洛地区表现较为活跃，可以看到两地区的互动。二里头文化向南阳盆地的扩张则刚刚起步，同时可能已达江汉平原的西部、北部边缘地区，但是并没有改变汉水中下游地区的整体文化面貌。同时二里头文化核心区的洛阳盆地几乎不见江汉地区的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晚期即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南阳盆地的八里桥、穰东遗址二里头文化进入鼎盛阶段，同时唐白河流域可能还出现镇平马圈王等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而更为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新的类型下王岗类型出现，它主要分布在丹淅下游和鄂西北地区，同时鉴于在南襄通道发现多处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遗址，表明该类型有向江汉平原扩张的趋势。汉水中游的商洛地区则新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商洛类型。二里头文化晚期，汉水中下游的文化面貌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南阳盆地和丹淅流域已被二里头文化占据。但是随枣走廊东侧及江汉平原除了南襄通道上的数个二里头文化点之外，并不见更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这个地区主体还是当地以荆南寺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主的土著文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南襄通道为跳板，二里头文化在其第三期及夏商之际有两次南扩的高潮，并且在广大南土形成持续影响，有些地区在商代晚期、甚至西周时代的遗存中还保留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孑遗，对此向桃初先生已有专文探讨。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进入汉水流域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一，经古洛水连接洛阳盆地和商洛地区，进而也可经丹水、淅水而至丹淅下游甚至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其二，经伊水向南过方城隘口和南襄通道而抵荆襄地区和随枣走廊。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目前桐柏山隘口发现大悟李家湾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而信阳地区三里店北丘遗址也见到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零星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所以不排除盘龙城早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是驻马店杨庄类型向南经信阳地区过桐柏山的“义阳三关”而来。二里头文化时期洛阳盆地和江汉地区的交流路线笔者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二里头文化向汉水中上游及江汉平原甚至峡江地区扩张的背景和意义，或言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等形成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学界近年一直非常关注资源与二里头国家扩张之间的关系，刘莉和陈星灿两位先生的研究指出，二里头文化在晋南地区的扩张正是基于对晋南运城盆地的盐和中条山的铜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东下冯遗址作为运城盆地的中心聚落很可能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是国家控制下的手工业生产中心。最近山西西吴壁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炼遗址的发掘，表明中条山铜矿资源确是二里头国家铜料的重要来源，并且证明铜矿在当地开采后运输至条件较好的西吴壁等遗址冶炼成铜锭，再运输至都邑性聚落进行铸造。但是二里头文化青铜铸造技术的来源和崛起，学界基本认同和欧亚草原年代较早且较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关系密切，而中国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在其中起到的传播和沟通作用不容忽视。其实在二里头文化之前高地龙山社会和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互动交流。而下王岗出土和青海沈那遗址相似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则说明这种互动交流的范围已经扩展至中原腹地。研究表明商洛地区东龙山类遗存在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地理、文化等媒介作用。可见由关中至江汉平原的商洛“武关道”至少在二里头文化之前可能已经使用，并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成为中原和西部地区沟通的重要通道，在中西交流及二里头国家崛起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样道理，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对南襄通道的利用和进一步开拓，使得南襄通道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成为中原地区西通巴蜀、南下湘赣、东进江汉的重要通道。下王岗遗址的关键之处则在于其正处于上述东西和南北两条通道的枢纽位置，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的形成不能单单从资源的角度理解，它更重要的背景则是对于早期交通的开辟和拓展。而这种对山川地理知识的认识、实践与传承对于古代族群的流动和融合，对于早期多元一体国家形成的意义非同寻常。当然二里头文化对汉水流域的扩张也的确有具体的资源动机。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丰富、精美的绿松石制品，并且发现了绿松石作坊，绿松石是二里头国家的重要奢侈品。关于绿松石制品的矿源地，地质地矿学的研究早已提出中国的绿松石矿主要分布在东秦岭，尤其集中在陕西与湖北交界的武当山隆起西南缘。自陕西白河县经湖北鲍峡、云盖寺、郧西竹山至河南淅川一带长400公里的淋滤型绿松石成矿带是最值得关注的。目前有学者深入研究指出二里头绿松石制品的矿源地集中在湖北十堰、竹山或商洛地区的洛南，而这两个地区都属于汉水上游地区，洛南则属于上述矿带的北侧。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和商洛类型出现于这个地区，直接动机应该就是获取大量的绿松石。此外，方辉先生研究认为，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丧葬中大量使用的丹砂并不产自北方，而是来自丹砂的主要产地湘、黔、渝毗邻地区，他还进一步指出丹水是南铜北运通道的重要环节，也是运送丹砂的贡道。今汉水上游秦岭山区的安康旬阳也是丹砂产地，水银主要是从丹砂矿石提炼出的，有学者认为秦帝国的水银主要来自旬阳产的丹砂矿石。先秦丹砂矿源的研究不如绿松石矿源的研究深入，还有待出土产品的检测、古矿洞的调查和发掘尤其年代的判定等大量工作。由于丹砂的产地几乎均在南方，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向汉水流域的扩张很可能和丹砂资源也有一定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里头国家的铜料主要来源于晋南中条山区。然而商周时期中原对长江中下游地区铜料的严重依赖，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二里头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是否被二里头社会所认知。然而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及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中铜器发现得很少，相关的冶炼遗存信息更少。目前在郧县李营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铸铜遗存如坩埚残片、壁炉残块、红烧土块等，显然这为今后了解二里头文化在南方铸铜生产及二里头社会掌握南方铜矿资源的情况等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目前的资料尚无法肯定二里头文化对江汉地区的扩张一定和铜矿有关。附记：本文在写作及修订过程中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多有探讨，吸收了他的宝贵建议，谨此致谢！
（作者：庞小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21年第3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