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香港和澳门，中国还有一地被租借99年，面积是澳门的75倍
租界，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这个被西方高度美化的词汇，绝非仅仅是一片租地，其影响要深远和恶劣得多。由于租借国掌控了租界的独立法权和独立行政权，使其名曰租界，实际已为他国领土。两者带来的深远影响是：法权割让，使租借国能大量输出本国意识形态，奴化租界人民思想。独立行政权割让，使租借国能高效落实其法律规定的意识形态，加速奴化进程。除这两处最根本的影响外，租界当然还为租借国大开地缘、经济、商业和教育等领域的方便之门。
以澳门为例。112年的租界历史，带来的不仅是为葡萄牙提供了无数经济利益和其它各种利益。损失最惨重的，是租界人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租借澳门期间，葡萄牙用尽各种手段，淡化租借地人民的国家意识。其中不但淡化他们对中国的国家意识，还淡化他们对葡萄牙的国家意识。一代代传承下来，他们的思想深处只有非常模糊和淡薄的国家意识——思想的奴役，才是最深远的奴役，所以最可怜的就是他们。除香港和澳门外，广州湾（今湛江市）也曾长期作为法国租界而存在，租借年限99年，却鲜为人知。
清朝时期的广州湾，主要在今湛江市赤坎区、硇洲岛和东海岛等区域。面积近2500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33平方公里）的75倍左右。19世纪，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清朝国门，继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我国南部大开租界先河后，作为传统列强之一的法国也蠢蠢欲动了。1897年，法国以海洋科考名义，派出了一艘叫做白瓦特号（Bayard）的轻型战列舰，舰载了许多科考人员和科学仪器，号称要在东南亚等地海域进行海水深度的重锤测量。
但犬子野心是藏不住的。白瓦特号到东南亚海域不到半个月，就以舰载悬挂设备损坏和补充食物为由，虚伪地请求清政府允许靠岸数日。清朝方面一眼看穿法国的图谋不轨，拒绝其靠岸。荒唐的是，拒绝靠岸的消息还未送达，这艘土匪舰已经快要到达广州湾了。白瓦特号刚靠岸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从法国方面看，白瓦特号在谈判未果后，原本计划直接入侵，可他们预想的激烈抵抗并未立即发生，这导致他们在到达广州湾后，并没有太多敌意；从清政府方面看，虽然他们做了防御准备，但白瓦特号的到来措手不及，又没表现出明显的敌意，这一落差让清政府一时拿不定主意。这种尴尬和诡异，导致白瓦特号靠岸后，一直没有上岸，而广州湾方面也没有出面干涉。最后，这种局面还是被法国人打破了。
白瓦特号派出部队登上东海岛南岸，登岸后不久就被发现。当时负责抵抗法军的战士包括清军和民兵，由于清军数量少，民兵成为这次抵抗的主力军，在战斗中表现卓绝。法军进军到寸金桥时，民兵进行了殊死抵抗。他们在桥底掩埋炸药，又将调来的数门大炮对准寸金桥，决定失守后立刻炸毁桥梁。然而战斗素养的差距还是显了出来，法军派出小股部队，佯攻寸金桥，却派出大部队绕道后方，在现在的寸金桥公园附近，围剿了民兵部队。
广州湾的初次抵抗虽然失败，但抗争的英勇顽强引爆了周边地区的人民。一时间，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局面，这是法军万万没想到的。当时，广州湾附近的许多村庄，例如沙头村，礼周村等村民，都拿起自家的农具，上前线与法军战斗。寸金桥失守后，民兵部队将下一个抵抗据点设在万年桥处，他们将那些从寸金桥撤下来的大炮，重新安置在新的桥头堡。这一次，民兵部队没有再让法军迂回后方，他们在万年桥两岸设立了长达四公里的防线，防线之外，又设立了一些岗哨，只要法军有丝毫迹象从别处过河，民兵就会提前开赴战场。
广州湾抵抗之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最终在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国力差距悬殊的影响下失败了。1899年，清政府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法互定广州湾租界条约》，条约内容的无耻程度堪称空前绝后。
例如，条约中第一条规定：“因和睦之由，清朝政府将广州湾租与法国国家，作为停船趸煤之所，定期九十九年……”。明明是强夺强占，却美其名“因和睦而占有”。明明是被迫割让，却歪曲成“清朝方面将广州湾租与法国”，瞬间颠倒主被动关系。明明是“抢夺利益和资源”，却称“停船趸煤”之用。果然，行径越是卑鄙无耻，门面越要伟大高尚。
《中法互定广州湾租界条约》的签订，使整个东海岛、硇洲岛及其它众多小岛屿，并赤坎区大部分地区，都成为法国租界。根据《条约》规定，租界在租期内完全归法国管理，上文提到的独立行政权和独立法权归法国所有。为落实两项权利，法国在广州湾建立公使署，作为在租界的最高统辖机构。法国租界之后的立法和政策，都由此公使署而出。例如，当时法军在广州湾进行的许多抢劫和杀戮，就是由公使署授权的。光绪年间的《广州湾近事汇志》载：“法军登陆，被烧杀抢掠者不计其数，不从者即处死。”
除在社会层面控制租界外，《条约》还允许法国对租界进行武力控制。《条约》第四款规定“租界之内，法国可筑炮台，驻扎兵丁并设保护武器各法……”，法国以极高的效率这样做了。《条约》签订后不久，他们就在许多岛屿上建立起军事据点，在一些海角处浇筑炮台，又在东海岛建立港口。这些军事设施中的常驻法军，大部分由清政府财政供养，法国方面只提供很少的资金。
作为天主教国家，法国当然不会忘记通过宗教输出意识形态。《条约》签订后，法国在租界内建造了许多天主教堂，从国内派出数量众多的传教士来到广州湾传播天主教。这种宗教灌输在短时间内不能起效，但在长期灌输下，许多国人开始信仰天主教，意识形态的防线进一步溃退。当然，宗教奴役之外，还有更厉害的精神奴役，鸦片。法国租借广州湾时，虽然鸦片的输出已不如鸦片战争时期猖獗，但依然有许多国民深受其害。广州湾港口建成后，法国向租界输出鸦片，法国对外宣称，这些鸦片绝不会落入租界以外，实际上绝大多数鸦片都落入了租界以外。当时西方列强的嘴脸，就是如此。
广州湾租界最终没有存活99年。清朝灭亡后，由于广州成为抗击西方列强的重要前线，许多中国起义部队都在这里发动起义，这对法国租界造成了重大冲击。同时，广州湾内部的国人到处渗透，他们打入租界中一些重要的机构和部门，破坏租界与法国本土的情报联络。1927年广州起义后，法国租界公使署为避免各种压力，不得不将地址一迁再迁，前后达到3次之多。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重新站了起来，同时，由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同属于同盟国阵营，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广州湾的回归便提上了日程。
1945年，由于法国在这里的利益已经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在广州湾被占领的第46个年头，它终于回归了中国，这也是它很少为人所知的原因。广州湾回归后，由于许多法国人世代生活在这里，产业和工作也在这里，所以不愿同法国相关人员回到欧洲，而选择在这里永远定居。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有些与中国人通婚，其后代成为中法混血儿，现在仍有不少当年的法国人混血后裔生活在中国。当年租界内的许多建筑，后来都得以保留，如法国公使署，其它行政机构和许多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如今也都成为了文物。但保留这些建筑，并非仅仅供人游玩，这些承载着巨大历史耻辱和代价的洋楼，时刻警醒着我们：今日美好的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应当的。
当闻一多为这场抗争写下《七子之歌·广州湾》时，当郭沫若写下“一寸土地一寸金”时，作为后人的我们，当铭记国耻，砥砺前行，并让这种精神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