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纷飞的黑天鹅，洗牌的价值链

文/陈根

现代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从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向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的转变。

全球商品链是围绕最终可消费的商品而发生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劳动生产的链式过程。而随着完整商品交易组织方式的碎片化，以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独立的生产要素体系的解构，高度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片断得以在大规模精细化分工与重组的基础上实现全新的跨国链接，进而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国际生产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价值分析被引入了全球商品链，并进一步形成了如今的全球价值链——产品和服务在生产及出售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使产品增值的一系列阶段，其中至少有两个阶段在不同国家完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部门或公司参与了GVC的（至少）一个阶段，那么它就参与了GVC。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新冠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互相交织，正在催化新一轮的全球价值链调整。

全球价值链从扩张到收缩

全球价值链被提出，用于解释在全球范围内将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售后等创造价值的环节分包到不同国家，企业通过参与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环节来获取相应价值增值的贸易活动。可以说，全球价值链是过去三十年间各国经济贸易融合的最重要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化大生产不断扩张，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巨大发展——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价值链长度也在快速延长。同时，中间品贸易开始超越最终产品，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之一。第一财经研究院的ULC数据库显示，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上，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

麦肯锡研究院曾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其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制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既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作为“世界市场”的需求方角色也越发重要。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全球价值链在1990年到2007年期间增长最为迅速，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技术进步，以及贸易壁垒降低吸引制造企业将生产流程延伸至国境之外。并且，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中国、德国、美国为中心的亚洲、欧洲、北美三大区域价值链网络。

然而，这一全球价值链扩张趋势，在2008年后开始发生了转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在这一年，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达到了52%的巅峰值，而后，该指标呈现出了向下波动的发展态势。这一现象与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同步发生。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2001年外，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一直保持在全球GDP增长量的1.5倍至2倍的水平。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情况出现了变化——

2012年和2013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相当于全球GDP增长量；随后三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量低于全球 GDP增长量；2017年和2018年出现了反弹；2019 年，全球商品贸易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持续的贸易紧张关系下陷入停滞，并在接近年底时出现下滑，总体小幅下降0.1%。

而今，全球贸易增长率比低迷的全球GDP增长率还要低，而在过去的景气时期，全球贸易增长率约为全球 GDP增长率的两倍。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根据WTO的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更是将大幅下降13%~32%。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成为基本事实。

多因素驱动全球价值链转变

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有多方面的动因。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均未实现完全出清，产能过剩导致世界经济总量增速放缓，投资增速放缓尤为显著，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发展所累积的经济社会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围绕人口、债务等问题的结构性矛盾被放大和激化，使得全球保护主义浪潮兴起。

其次，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中国，开始进行广泛的国内中间品替代国外中间品，使得纯国内生产活动代替全球价值链生产。

并且，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APL）和单位劳动力成本（ULC，生产每单位增加值所需要的劳动力成本，数值上升代表竞争力下降）均出现了快速的上升，而在同期内，全球制造业第三、第四大国的日本和德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持续下降。这也使得制造业迁出中国端倪初现，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价值链的变动。

其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多国政府对产业转移的干预力度加强。在美国转向“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前，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已经造成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制造业回流现象。

2011至2014年间，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中，制造业回流最为活跃的前四个子行业分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电子电器产品和其他制造业，其中化学制品企业的回流最为显著。

美国所采取的加征关税、科技禁令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了跨国贸易成本，大幅提高中间品及产业链成本，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加快了部分产业链回迁与转移，引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最后，劳动力替代工具（如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制造业生产，进一步降低了在全球最低成本之地配置资源的必需性，也形成就业市场错配。

根据马林和基里奇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前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使用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市场环境较好的时候，企业通过增加机器人使用和推动全球价值链两个手段来降低成本与扩大生产规模。

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机器人的使用呈现明显互相替代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产能过剩时，机器人将更多地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替代品而出现。他们进而发现，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300％和利率下降30％，那么机器人的应用率将提高76％，并导致全球价值链显著收缩。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都在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旨在全球竞争与位阶重整中进行创新或者对整个价值链进行重新配置。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价值链重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疫情进一步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比如，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中间产品的生产及运输遭遇延迟或停止，使得企业无法获得关键投入品的风险增加。许多生产率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都依赖于及时交付投入和精益库存管理，但这些举措可能会导致身处全球价值链中心的国家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此外，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认为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将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进而影响全球价值链。全球前5000家跨国企业（MNE）因疫情平均向下修正了30%的年内盈利预期，并且这个趋势仍将持续。

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为能源、基础金属、航空业和汽车产业。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盈利预期修正幅度最大，下修幅度达到35%，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20%。断崖式下滑的盈利前景将使全球FDI下降30%至40%，而跨国企业FDI是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的主要推动力。

但同时要看到的是，疫情作为催化剂，也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部分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制造模式和组织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促使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分解、融合和创新，国际产业分工的“微笑曲线”发生严重变形，各环节的附加值发生相应变化。

这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增添了新要素，使得价值链逐渐向新经济体和链条的更高层次延伸，以 Al、5G、智慧物流、线上支付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已初现规模，其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全球价值链重构是一种兼顾价值链升级与价值链治理的国际分工活动。事实上，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发生是客观的必然，而疫情则为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增添了科技的要素。

如果说，早期探讨“全球竞争与位阶重整”时认为“重构”是价值链参与者在执行价值链活动中进行创新或者对整个价值链进行重新配置。那么，现阶段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还关系价值链分工在纵向和横向维度上的“伸”与“缩”及网络节点位移，并同时受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全球经贸规则等变化影响。

把握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契机成为现阶段的各国政府的共识。中国政府想要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浪潮，抢占经济与技术双重制高点，必须选取合适的重构路径，迅速做出链条转换和路径选择的战略设计和方针。

一是要认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地位。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二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依然明显。

当前，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总体上是相对于除美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提升，而非直接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中国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主要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研发、品牌推广等方面的竞争会逐渐加剧。

二是要选取合适的重构路径。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路径分为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被动接入国家价值链和主导创建区域价值链三种，并且根据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选取的路径也有差异。

根据国家“双循环”的宏观经济理念，各条路径并不是独立存在。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趋向于全球化背景下选择被动接入国家价值链的重构路径，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趋向于自主创新的同时，创建主导区域价值链重构路径。

三是提升技术水平和完善国内供应链网络。在同发达国家技术竞争逐渐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本积累，推进自主技术创新，同时通过改革优化创新环境，努力提升我国的整体技术竞争力。

从长期看，要坚持推进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开放，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增强我国企业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适应能力，吸引高水平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为持续完善国内供应链网络、推进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

疫情扰乱了全球价值链，也在危机中孕育着新机，顺势而为，以锻造升维竞争的全新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