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起、触处生春,夏承焘先生说词之妙

1900年2月10日,夏承焘出生在浙江。提起夏承焘先生,就离不开“词”。他从十四五岁就开始了诗词创作,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享有“一代词宗”的美誉。吴战垒先生是夏承焘先生的关门弟子,在本文中,他回忆了夏承焘先生为人和治学。

【夏承焘先生说词】

吴战垒

听夏承焘先生说词,是一大享受。四十年前,在课堂上听他说稼轩词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如在眼前。夏先生说词不用讲义,娓娓而谈,庄谐杂陈,课堂上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真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夏先生这种授课态度,与另一位授课的任心叔(铭善)先生的严肃正经大不相同。任先生是夏先生在之江大学时的老学生,被夏先生视为畏友,他曾劝夏先生在课堂上要严肃一点,夏先生却说本性如此,无法改变。

夏先生的说词,潇洒从容,举重若轻,能入而能出,能放复能收,如东坡之作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有水流云起、触处生春之妙。我觉得这正是切于词境的最佳阐说方法,似乎词中三昧,不如此则不能道破。夏先生本性为词人,他以词人之道说词,宜其有从容自得之乐,且能以之感动听众,与人同乐。心叔先生平生专攻经学和小学,且生性刚直,不苟言笑,其讲课之庄重严肃,亦正与其本性及所治之学相当。

夏先生说词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深入地剖析词境和体会词心,他绝不“拆碎七宝楼台”,咬文嚼字,见小失大,而能由浅及深、由表及里地引人入胜,把一个完美的词境展示在你的面前。比如他说稼轩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指出这首词是词人隐居上饶带湖时,夜行黄沙道上的感受。上片写晴,下片写雨,而各有深浅主次之分和心情急缓之变。首句“明月别枝惊鹊”,写夜空明月乍出,鹊儿见光惊飞。“别枝”者,离枝也,与苏轼诗“月明惊鹊未安枝”同意,而非唐人“蝉曳残声过别枝”作“另一枝”解之“别枝”。先生所说切合情景,故能片语解纷。

次句“清风半夜鸣蝉”,虽在夜半,蝉鸣不止,可见天气十分闷热,则为下句写雨作伏笔。“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二句,为上片主笔。夜半无人,“说丰年”者,既不会是农人,也不是词人自言自语,而是随着稻花香四溢的那一片蛙声!这种侧面烘托之法,比正面抒写对丰收的喜悦更为生动而深刻。下片写雨和遇雨心情,极有层次。“七八个星天外”,写雨前空中起云,密布的云层中透漏出几颗星星,预示未雨而已有雨意。“两三点雨山前”,写夏天阵雨初来景象,数点飘洒,滂沱随至,它不同于春雨之随风潜入,悄然无声。“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写行人遇雨的心情,先是焦急,骤雨急至,急于找一个避雨的地方,记得在那土地庙树林边有一爿乡野茅店,可以去避避雨,歇歇脚。于是急急忙忙过了溪桥,那盼望中的茅店果然出现了,其心情的欣喜也可想而知。“路转”也正是心情由焦急而向欣喜之转折,由此一转而戛然收束,则使词情跌宕而生波澜。

这类小词,看似平淡无奇,先生却善于把词中的意象贯串起来,提挈意脉,于无字处看出内在的关联和情感的逻辑,从而把一个完整的意境再现出来。

这种善体词心、善解词境的说词功力,来自先生深厚的词学修养和文史底蕴。他撰有《唐宋词人年谱》,熟悉唐宋词名家的身世遭际和创作历程,知人论世,善于把词作放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上进行观照,又能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进行印证和想象,还能毫不费力地征引前人的作品参互比较,因而使人感到切理餍心,既熨帖深刻,又亲切有味。

如先生说稼轩《清平乐》“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即与通常以“醉里”谓词人带醉者有异,而谓词人听到有人带着醉意用柔和娴婉的吴音在交谈,初以为是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情,定神一看,却发现是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年夫妇!用倒装章法,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出乎意外,才令人于惊奇之余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类似相声“抖包袱”的艺术效果,不但使得词的节奏跌宕有致,而且通过幽默的口吻,也不难体会到词人对这对农村老年夫妇恩爱和睦生活的深情赞美。夏先生的说解入情入理,十分中肯,倘能起稼轩而问之,亦当笑颔。记得周汝昌先生也对此深表赞赏。

夏先生说词,既能洞悉词心,细致入微,又能放眼词史,宏通阔大。其说敦煌曲子词、花间词、温韦词、南唐君臣词、苏轼豪放词、易安词、清真词、稼轩词、放翁词等,均能以小见大,通过具体作品点示出诸如词乐的变迁、词风的同异、词调与声情、寄托与无寄托之类词学要义。读者于赏词之际,得此良师导引,不唯能体会词心之曲折,词境之深美,且能获得不少具体生动的词史和词论知识,并领悟到学词的门径。

夏先生被誉为“当代词宗”,他治词史、词论于一炉,而本身又是一位杰出的词人,多年的治词心得与丰富的作词经验,使他对古人的词作在章法、句法、字法、过片、结束、用典等方面有十分深切的体会,在说词中,即随宜点出,金针度人,嘉惠后学不浅(先生拟就此撰为专著,名曰《词例》,已属稿若干,惜未竟其业)。

先生说词,颇赞赏常州词派“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主张,他常从一点生发开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中引申出一些深刻的艺术和人生的哲理来。四十年前,我从游于先生,杖履追随,得亲謦欬,每闻谈词,辄有醍醐灌顶之感。记得有一次,先生说张玉田《清平乐》中的两句词:“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他从《淮南子》“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谈到唐人诗演化为“一叶落知天下秋”,又谈到杜甫的“一片花飞减却春”,娓娓不尽,胜义纷纭,由此而点出文人敏感的心灵,见微知著,以及艺术表现上“一”与“多”的辩证关系等,短短两句词,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其时先生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边摇边说,悠闲自在,此情此景,历久难忘。曾有句志感云:“弥天花雨纷纷落,满座春风冉冉生。”

先生说词,必先吟诵,其声情随词情而变化,长吟短咏,抑扬顿挫,使人为之动容。曾听他吟诵陆游的《夜游宫》,上片激昂慷慨,回肠荡气;过片声情凄咽;至结尾数句,又复起伏变化,声调凡三转:“自许封侯在万里”句,高亢振起;“有谁知”,陡然一顿,作短暂休止;接着以摇曳激楚之声吟出“鬓虽残,心未死”二句,叹惋悲凉,抑郁不平,放翁之心声宛然可闻。先生的女弟子琦君(潘希真,台湾著名散文家),对先生的吟诵十分倾倒,说经先生一吟诵,诗词的意蕴已领会大半。我于此深有同感。可惜当时无录音设备,不能把先生的吟诵录下来。有一位懂音乐的同学,曾把先生吟诵几首诗词的声调记为简谱,但后来也散失了。这是一大憾事。

这本《唐宋词欣赏》,是四十多年前先生为广大读者欣赏唐宋词的需要而说解的,大半由先生的助手怀霜记录整理,经先生改定,发表于杭州、上海和香港的报刊上。这些记录下来的说词文字,与无拘束的谈说相比较,其鲜活的意味似乎有所减杀;又因当时环境所限,有些话不能说得很畅,且难免说几句套话,但其见解的精警和说词的鲜明特点仍然存在。它虽然不同于先生的词学专著,却能为大众说法,深入浅出,可读性强,使唐宋词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这也是先生的一大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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