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文人该有的样子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文人的责任，大概就在发声。

西风渭水，落日长安。1915年8月，袁世凯复辟苗头已昭然若揭，梁启超理直气壮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亟言帝制之非，京津沪报刊争相转载，震动中外。辛亥革命后，梁适时回国，袁世凯以高规格、低姿态接见之。昔日宿敌，深度合作，袁出钱，梁出力，集合军政实力派与立宪派力量，组建民国第二大党进步党，以制衡国会中的革命党人。即便如此，论迹不论心，此非权衡利弊的选择，大义面前，不念私交。虽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局限里，荒诞年代不乏清醒头脑，选择远比能力更能表明你是怎样的人。

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为之。国家失常之际，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此时也正是软弱与怯懦大面积成为社会存在之时。值此时局，且能三缄其口，偷安过日，已属不易。有不甘寂寞者，冒着信誉风险，以修辞替代逻辑，确立主题填内容，围绕概念寻找理由，升平之歌，此起彼伏。热衷于各种聚会，一场接一场的饭局，借助酒醉，相互吹捧，各自吹牛，其实就是文人社会的缩影。人人忌惮，噤若寒蝉，美其名曰涉世以慎言为先，此间的一骑突出，放怀无阻，那该需要怎样的勇气。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谔谔之士，具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文人的力量，源自其文章。文章惊世俗，所谓的康乾盛世，一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便能戳穿。能够一语点醒梦中人、且绝响于后世者，在于其真切真实。破晓之文，不在长短，在及时，况且梁之“新民体”，向来是一气衔接，脉络贯通，保有足够的现实关注与审美热情。蔡锷称梁启超此文“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一句真话的分量，果真比整个世界还重。黯淡处的一束光，是文人以精神照亮世界的一种方法。

真话未必只有文人道出。痴迷于佛事的梁武帝，与达摩表达其向往成佛的愿望，“朕自登九五以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达摩告之，虽有善因，非是实相，说白了，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怎么算你的功德？这已不是政教相争，梁武帝一时语塞，竟变容不言，茫然无对。至夜，达摩潜过江北，入于魏邦。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你敢骂的人，未必太坏，真正的坏人，你也不敢吱声。袁世凯软禁章太炎于龙泉寺，监控由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措施：“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君不明，臣投外国，父不仁，子奔他乡，梁启超此间回国，且未再逃，足以说明问题。

身着鹑衣，斗鸡走犬过一生；口食粗粝，天地安危两不知。虽如此，依然不失独立思考，仍能保持优雅言行，这才是文人该有的样子。雪消依旧青山，虽说时过境迁，再读此文，历久弥新，咒语般不惧岁月之长。生活作为整体，还将继续下去，历史若复活，但愿不是重演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