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玺印知识
皇帝玺印：古时的公章 权力的象征
在古代，皇帝专用的印章称之为玺(或宝)，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据记载，最早的皇帝玺印始于秦王嬴政，共制有六方白玉璃虎钮御玺，即“乘舆六玺”，包括天子三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与皇帝三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它们各自代表皇权的不同方面，例如皇帝之玺用于发布诏书、天子之玺用于祭祀神灵。此外，秦始皇另制一枚用于辟邪的方玺，上有李斯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铭文，传至刘邦后被称为传国玺，这样玺的转移也意味着朝代的更替。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诸王的印章皆称为玺，而在其统一后才明确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为玺。
自秦始皇确立玺印制度后，经汉、魏晋沿袭至北周时改为八玺，隋唐皆沿其制。在武则天时，因玺与熄谐音而改用宝字。从宋代起，宝玺的数目不断增加，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例如宋高宗时已掌有14枚玺印。另外，此时对宝玺的管理和使用制度更趋完善。经过东汉时的符玺台、后周设立的主玺下士和隋唐设立的符玺郎，发展为符玺郎分立内外两人。至元代洪武时期，皇帝共刻有17方宝玺，而其职能也逐渐细化，譬如“发给一品至五品官的诰命用制诰之宝，发给六品至九品的用敕命之宝，奖励臣工的用广运之宝，敕谕朝觐官员则用敬天勤民之宝”。
宋/明 和田黄玉龙钮御玺“皇帝之宝”
印文：“皇帝之宝”
在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洪武时期的17方御玺被大火损毁，直到明嘉靖十八年(1539)进行补造，并另添置7宝，共计24件宝玺，即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宝、奉天承运大明天子之宝、大明受命之宝、巡守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其使用范围涵盖了祭祀天地、颁诏册封、奖励臣工等。据载，皇帝每年使用御宝的次数高达3万余次。在澳门中信秋拍中曾有一方宋/明时期的和田黄玉龙钮御玺“皇帝之宝”现身拍场。自宋代开始皇帝御玺始有龙钮，而此拍品上的坐龙庄严端正，栩栩如生，实为精品。
古玉雕麒麟钮“皇帝行宝”(汉、满文)
汉、满文篆书 印文：“皇帝行宝”
清 碧玉“天子信宝”玺
汉、满文篆书 印文：“天子信宝”
清 “大清嗣天子宝”
乾隆帝最常用御玺：栴檀香木制“皇帝之宝”
清代的宝玺制度多沿袭明代，在保留原20宝的基础上，将另5宝改为大清受命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制驭六师之宝以及敕正万邦之宝，且出现了满汉两种字体。例如，在2008年拍场出现的一方“大清嗣天子宝”御玺体侧刻有满汉两种文字，并附带两枚墨玉宝印。东京中央春拍亦推出一件清代碧玉“天子信宝”玺印，这原是皇帝在向少数民族和属国颁令时所用。拍品为交龙钮，刻法上乘，极具帝王风范。此外，明清时期使用御宝的规定更为严格，包括请宝、用宝、捧宝等方面，且每年的开宝与封宝之日皇帝要在交泰殿行九拜之礼。在历代皇帝中，乾隆帝在刻印数量上高居冠首。据《乾隆宝薮》及现存物粗略估计，其一生刻制印章达1800余方。用于公务的御玺延续至乾隆时已有39方，在使用时常出现混乱，因此乾隆在1746年对这些御玺进行核准，挑出25方重新划定功能，其中栴檀香木所制“皇帝之宝”是使用最多的御玺。
清康熙御宝檀香木异兽钮方玺将以估价待询的形式上拍香港蘇富比2016春拍
清康熙御宝檀香木异兽钮方玺印文：“敬天勤民”
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宝玺“太上皇帝之宝”在北京保利2015秋拍中以7475万元成交
清乾隆六十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在北京保利2011秋拍中以1.61亿元成交
除用于公务的玺印外，皇帝亦制作用于表明身份、建筑功用、为政思想、记事纪盛等内容的休闲类玺印，而后两者往往是二级市场中的高价拍品，以康熙、乾隆朝的玺印最为多见。在2016年4月6日香港蘇富比春拍中，清康熙御宝檀香木异兽钮方玺将以咨询价的形式亮相拍场，这是当时藏于清宫西暖阁的“敬天勤民”原印。“敬天勤民”意为仰答眷命、关心民生，是康熙帝政纲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明君应具备的准则。其他如雍正“朝乾夕惕”、乾隆“致中含和”等皆是体现为政思想的玺印。此外，皇帝每遇重要的国事家事也会刻制玺印作为纪念。例如在北京保利2015秋拍中，清乾隆白玉双龙钮“太上皇帝之宝”以7475万元成交。此玺印是乾隆为纪念将皇位传于十五子颙琰、自己成为太上皇而制，与此同名的玺印当时刻有20余方。早在北京保利2011秋拍中，一方形制特殊的清乾隆六十年(1795)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曾以1.61亿元的高价成交。而同场中乾隆为纪念八十寿辰所刻白玉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向用五福”宝玺也以4312.5万元拍出。
清乾隆五十四年白玉龙钮“八征耄念之宝”“向用五福”宝玺在北京保利2011秋拍中以4312.5万元成交
清康熙御宝寿山石瑞兽钮方玺将以估价待询的形式上拍香港蘇富比2016春拍
文人闲章：寄情印文 真情流露
闲章是指除姓名章以外的其他印章的统称，主要反映主人的生活境遇、人生追求、个人情感等内容。闲章是从秦汉私印中的吉语印演变而来，在元代画家王冕首创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以前，文人所用印章多由工匠制作，这极大地限制了其以印寄情的功能。元代以后，文人多效仿王冕自刻印章，到明代集印为册随之风行，并出现包括徐官、何震等在内的篆学理论家。明代的篆刻艺术形成五大流派：吴门派、雪渔派、泗水派、徽派及娄东派。由此可见，闲章的发展由功能性质逐渐向一种艺术形式过渡。在清代篆刻艺术十分盛行，并产生了一大批的篆刻名家，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人。到民国还出现了专门的印学社，文人在研究金石的同时也推动了闲章的新发展，此外他人请文人刻印之风也愈演愈浓。而在艺术创作中，闲章与诗文书画相结合不仅丰富了画面的内容，而且更能体现出文人的雅趣。
明文彭刻灯光冻石印章曾以952万元成交 印文：“我已定交木上座”、“文章不求百年老”曾
齐白石诗书画印四绝六面印曾以470.4万元成交 右一印文：“又得浮生半日闲”
文人闲章的语源一般有四种，一是摘取前人诗文、篇名、警语及箴言等，多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书选择，如北京中拍推出的明代文彭的“我已定交木上座”与“文章不求百年老”灯光冻石印章曾以952万元成交，这两句印文出自宋代诗人如璧的七言律诗《次韵答吕居仁》。再如，在北京保利上拍的齐白石六面印以470.4万元成交，其中“又得浮生半日闲”印文出自唐代诗人李涉的《题鹤林寺僧舍》;二是取自典籍中的故事与传说，如明代收藏家项笃寿“马生角”印出自《燕丹子》，清代收藏家陆时化“蕉鹿梦”印出自《列子·周穆王》;三是根据个人的志趣自撰印文，如清代书法家何绍基“读异书，饮美酒，赏名画，对丽人”印章即反映了个人喜好;四是由亲友赠拟而得。
吴昌硕青田石自用印在北京保利2015春拍中以368万元成交 印文：“同治童生咸丰秀才”
清 邹一桂 青田石自用印 印文：“一举成名天下知”
文人闲章的内容十分庞杂，学者刘尚恒曾将其细分为十四种类型。在二级市场中，最常见的文人闲章是记述功名官爵、爱好逸兴、道德修养、励学精艺等内容。具体来讲，自隋唐实行开科取士以来，一些文人读书求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一旦考取功名有了官职便成为整个家族乃至地区的荣耀。因此，文人将这个人生中的闪光点也刻入闲章以兹纪念。例如，北京保利2015春拍中推出的吴昌硕青田石自用印的印文为“同治童生咸丰秀才”，在边款中吴昌硕详细记录了同治四年应试赶考的经历，而此印是其上乘之作，最终以368万元成交。北京匡时曾推出的清代画家邹一桂所制青田石自用印的边款上就有“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印文。邹一桂是雍正五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印即是他对此殊荣的记录。此外，邹一桂所刻“二甲传胪”、“内廷供奉”等印皆是此意。
清 王澍 洪亮吉 项元汴刻闲章(七方)
齐白石刻印章(两对) 印文：“胸间富丘壑”、“腕底有鬼神”
齐白石刻青田石印章 印文：“麓山红叶相思”
陈师曾刻兽钮印章 印文：“握兰”
文人的书斋生活养成了他们特有的精神气质，其喜好离不开“琴棋书画诗酒花”这几项，因此将个人的爱好逸兴刻入闲章也是其情怀的流露。例如，在中贸圣佳上拍的清代王澍、洪亮吉、项元汴等人携刻的七方闲章印文涵盖了“待月”、“竹西夜月”、“听琴”等雅事;另两方清代画家蒋仁的寿山石闲章则刻有“绿水”、“青山”的印文。而中国嘉德曾推出的两对齐白石刻印章更能反映出文人对书画的喜爱，印文分别是“胸间富丘壑”、“腕底有鬼神”，对联直抒胸臆，正体现出齐白石书画所秉承的一贯追求。另一方齐白石所刻青田石印章的印文为“麓山红叶相思”，表达了对麓山红叶的思念之情。
清 郑板桥款青田石闲章 印文：“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清 罗聘款 广东绿印章 印文：“敬事”
清 丁敬 田黄竹节闲章 印文：“虚心师竹”
在文人闲章中，记述个人道德修养与表明心志的印文不在少数，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对文人有深刻的影响。例如，北京保利2015春拍推出的清代画家郑板桥款青田石闲章以“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为印文，中国嘉德也曾推出清代画家罗聘所刻“敬事”的广东绿印章。此外，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的“默然守吾真”印出自《汉书》，意为保持自然本性，不因穷达贫乐而改变自己的气节;明末书法家姜宸英有“恐于名之不利”印，他被称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由于一生功名难求而刻此印;清人林则徐的“宠辱皆忘”印出自《岳阳楼记》，意为国家安危是大事，个人宠辱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