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法书柜｜《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 谢宇 著 (2012年)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二版）谢宇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作者简介
谢宇，美国密歇根大学Otis Dudley Duncan教授，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统计系和中国研究中心教授，社会研究院（ISR）人口研究中心和调查研究中心研究员，调查研究中心量化方法组主任；北京大学特聘讲座教授。2004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其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主要著作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科学界的女性》、《美国亚裔的人口统计描述》、《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婚姻与同居》等。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内容简介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第2版)》是一本针对研究生的讲述定量研究方法的教辅书，美国定量研究方法领域权威教授写就，针对中国国内“重定性，轻定量”的研究现状，就定量研究的本质、基础、范畴和争论，做了精辟的论述和分析，是国内外广大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有专长或有兴趣的学者和学生必备的手册和工具，正应时下社会科学研究之需。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二版序言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力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在我看来，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社会变革，其在世界历史长期进程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这样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转折点的事件。
近几十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急剧、大规模且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是多方面的。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一个方面不受其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经济增长、教育普及和人口转型三个方面。
中国的经济产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持续增长。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GDP和人均GDP显著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人均GDP在1978－2008年间的年增长率为6.7%。相较于如此大规模、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就连美国的黄金工业化时期(1860－1930年)也黯然失色——当时美国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仅为1.5%, 远远低于中国近年来人均GDP年增长率。
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在近年来也明显提高，尤其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生的人数以平稳增长为主，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开始激增。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快速增长既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过这场非凡的教育扩张，中国完成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有可能迅速超过美国。
在这几十年间，中国同时也完成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急剧下降，从6降为2, 正好处于人口更替水平。预期寿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稳步提高，目前为70岁，与发达国家1970年左右的水平相当，并远远超过其他欠发达国家。
经过这场人口转型，中国开始享受“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这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年龄结构。不过，人口老龄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我认为这三个领域的变化——经济增长、教育普及和人口转型——是中国在过去30~40年间发生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当然，在其他领域，很多重要的社会变迁也正在发生并且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比如，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加剧，离婚率的上升，婚前同居现象的增多，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等等。
我们这一代社会科学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能够目睹中国发生的这些社会变化，并有机会在它们发生的同时对其进行观察、记录、分析和解读。当然，中国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中国的社会变革恰恰是由于伴随着全球化才显得尤为令人瞩目，它不仅反映了世界整体发生的社会变革，而且显现了中国在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独特之处。
有的读者也许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会问:“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 由于篇幅所限，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要留到我日后的研究中。而在此处，我仅强调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实存在类型上或至少程度上的差异。
首先，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力非常强大。原因有三点: （略）
谢宇
2012年7月7日于北京
《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一版前言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为了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从自身经验和学习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知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积累的知识体系也越来越复杂。
学术研究的任务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观察、分析和总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变化规律，从中提炼和创造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将被补充进人类的知识体系，使之不断丰富和更新。要能够真正认识前人没有经历、尚未发现的新的知识，社会责任、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是学者们进行知识开拓的三个重要的前提。
学术研究是枯燥和辛苦的工作，特别是从事基础知识研究的工作，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需要一个过程，研究者通常不能从社会及时得到回报，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很难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去默默无闻地辛苦耕耘。
有了社会责任感，并不一定就能够探求到社会演变的规律。有时客观事实背后的道理是与我们感情上的期待和价值追求相违背的，是很残酷的，这时就需要具有真正的客观精神和科学态度，承认客观事实，尊重研究结果所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努力在认识和思考当中做到“价值中立”，只有这样才能冲破传统思想框架和个人利害关系的无形束缚，做出真正带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
有了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也有了立足于实证研究去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精神，在从事每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还需要有适当的研究方法，才能事半功倍，把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和提炼出来。就好像一个木匠需要一套锐利高效的工具，一个生物学家需要一架高倍的精密显微镜，一个渔夫需要一张精巧坚韧的渔网，一个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社会学家同样需要符合自己专业特点的研究方法。当年，创立社会学的学者们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与自然科学相似的社会科学体系。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应当是在社会研究领域发现知识、论证知识的基础方法，所以社会学与社会哲学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在中国大陆重建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在讨论如何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传统始终强调“学以致用”，换言之，强调应用性研究而轻视基础性研究。过去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所考察的题目与内容，或者是对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的诠释，或者是应用性“ 国策”的论述。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批评一些学者到了田里不识五谷，指的主要是那些在实验室长期从事基础研究或只在图书馆读书而不接触实际社会的学者。也正因为中国文化中的这一传统，基础学科直到近代始终没有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这些基础学科不仅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学科，材料、建筑、机械等工科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甚至包括历史、语言、逻辑等人文学科。建国以来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成绩的中国学者，也大多受过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仅有从外国学习和复制技术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自己的基础科学，并在一系列基础领域发展出独立创新的实力。所以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大批学者长期默默无闻地在各个基础学科的研究领域里耕耘，不断积累本国学术创新的基础与能力，并逐步建构起一个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彼此衔接、相对平衡的学术研究体系。
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技术更新步伐加快，经济生产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很容易再次把主要注意力放到现时急需应对的那些应用性研究课题上去。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更应同时加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层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别与距离，不在于表面层次的相似或不同，而在于一些最基础的、根植于几千年不同文化传统在社会理念之间的差别，对于这些深层面专题的研究和讨论将有助于国人理解世界并更好地与他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进行对话。（略）
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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