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色情对男性青少年心理组织的影响（下篇）
潜伏期的扰乱
这样一来，约瑟夫的家庭文化就为Guignard（2010）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实例，即“通信技术的变化，与家庭结构的重大社会学变化，造成了儿童发展过程中潜伏期的消亡”（Marzi，2016, 第96页）。我第一次见到约瑟夫时，8岁的他已经在性方面受到过度的刺激，并且已涉足网络色情。也就是说，他没有表现出典型的潜伏期的特征，即生殖器或俄狄浦斯期冲动的平静（Bornstein，1951；Colarusso，1992；Freud，1905；Gilmore和Meersand，2014；Mahon，1991；Novick和Novick，1994；Shapiro，1976）。他的家人对他充满性意味的脏话的容忍，对暴露于性唤起刺激的界限的疏漏，以及对他可以并且确实使用了他的一系列现代技术途径的一无所知，这让他不觉得被排除在原初场景或任何俄狄浦斯禁忌感之外（Marzi，2016）。他们对他的理想化鼓励了他的无所不能也是如此。相反，约瑟夫越过了他的潜伏期，觉得自己与父母和强大的俄狄浦斯竞争者平等。这种俄狄浦斯全能的延续，在接触网络色情和家庭动力的支持下，破坏了潜伏期与年龄相适应的自我调节能力的内化和发展（Sugarman和Jaffe，1990）。结果便是他的自我结构受到了影响。该发展阶段的典型转变——具象象征、防御性功能和更独立的超我功能受损（Gilmore和Meersand，2014；Sarnoff，1971；Sugarman和Jaffe，1990）。在正常发展中，冲动的平均可预期受挫由环境的限制性设置所支撑，而且也没有过度的驱力刺激，这就使得具体操作思维得以出现，以用于形成防御，并更好地区分内在的自体和客体表征，以及外在的客体。“大脑成熟、认知和情绪自我调节的全面变化、俄狄浦斯期压力的减轻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这些方面汇合一起，引发了这个关键的童年期”（Gilmore和Meersand，2014,141）。在想法之间构建反向和互惠关系的能力，使儿童能够不依赖于与相关他人的外部互动而转换自体和客体表征（Greenspan，1979）。但是，约瑟夫从来没有能够充分利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认知天赋来发展任何这些能力，因为他仍然相信自己无所不能，而且受到无法防御的性冲动的冲击。
缺乏适当的防御，以及持续的全能妄想（Novick和Novick，1991，1996）破坏了一个“分化的、等级组织的自我图式”的发展（Sugarman和Jaffe，1990，132）。他的自体感仍然是具象的、未整合的，因为更原始的、不成熟的自我意象和冲动从未从属于更成熟的自我意象和冲动。这种转化的失败既干扰了一种新生的综合功能的发展，也干扰了其升华的能力。约瑟夫从不利用体育、学业或音乐来转移和表达他的攻击性和性欲，部分原因是他从未被要求这样做。色情内容刺激着他的欲望，加上他被鼓励相信自己如果不是更优越的，也是一个与父亲相当的俄狄浦斯竞争者，这使升华变得不可能。Blos（1958）指出了一种潜伏期的变化，即欲力贯注（cathexis）从外部客体转向内部客体表征，这一转变使得对驱力的衍生物进行管理成为可能。对约瑟夫来说，这种转变不仅没有充分发生，而且他未能发展出一个更加清晰、更有层次的表征世界（Sandler和Rosenblatt，1962），这妨碍了一个自治和良好内化的超我的形成。他倾向于把自己的不当行为归咎于外在世界，这并非内疚或对自己的失望的外化。约瑟夫真正相信，他人期望他遵守他们不合理的指令是错误的。
潜伏期转化不充分之后的青春期管理
经历过正常潜伏期的青少年在进入青春期时，其心智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逐渐显现的综合能力使他能够以一种连贯和有调节的方式处理发展中的任务或挑战。防御足够强大，使得自我调节成为可能，超我已经建立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内化，升华渠道已经得到发展，客体关系被内化，自体感也被内化、阐明，并被合理地整合起来。真实的自体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和理想化的自体表征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至于破坏他管理与整合内在和外在世界的能力。如果他要管理自己将在新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关键是要拥有这种现实地评价自己而不过度谴责的能力，以及一种可以通过升华来管理驱力压力的感觉。不幸的是，约瑟夫没有经历过正常的潜伏期，因此他在进入青春期时的发展严重受限。经历过充分潜伏期的青少年能够利用他们刚刚发展起来的正规操作能力来接触抽象的过渡性现象，如他们那一代的音乐、政治意识形态和流行文化符号，由此增强关键的自我调节功能的内化和自主性（Sugarman，2017；Sugarman和Jaffe，1989）。就像早期发展阶段的具象或有形的过渡性现象一样，这些更抽象或象征性的现象对于重新恢复内在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平衡是必要的，这种平衡在潜伏期的儿童向青春期过渡时被破坏了。青春期作为成年的准备，其新的发展挑战如此以至于发展上更早和更具象的过渡现象是不够的。必须被内化的调节功能需要一个能够使用其抽象和象征能力的头脑。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体变化和大量涌出的性激素的内在挑战，还是环境对自主性的期待和接近成年的外在挑战，都需要一个能够真正区分内在和外在现实的头脑，并考虑可能的解决方案的各种排列，以重新建立某种心理平衡状态。
不幸的是，约瑟夫没有接触到这种抽象的过渡现象。他对他那一代人的音乐、偶像或政治理想没有明显的兴趣。事实上，他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冲突如何损害自主的自我功能。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智力禀赋当然可以发展出抽象和象征性的过渡性现象。但是，家庭结构支持的无所不能和色情过度刺激的有害影响，干扰了他发挥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潜能。在他的潜伏期或青春期，我从未听说过任何暗示升华的兴趣或价值观。相反，他仍然专注于性和自恋追求的具象满足。他的智力可以用来为这种满足服务，例如他精明的商业意识或他理解女孩想听什么和想感受什么以便和他发生性关系的能力。但我从未听到过他对青春期的典型理想有任何兴趣，如改善世界、帮助人类、打击社会不公等。即使在治疗中，我也找不到一种方法在我们的互动中创造某种过渡性空间，使想法、情绪、恐惧或幻想能够得到发挥，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因为它们看起来“好像”而非具象的。他的焦点总是放在一些实际的外在问题上。当真的触及到了情感时，它们总是被体验为由他人引起。而且它们需要被消除、满足，或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某种程度上，对约瑟夫来说，情感从来都不是只能被检查和感受的抽象现象。他与父亲之间公然的俄狄浦斯竞争，或他的糖尿病将如何挑战他的无所不能，从来没有被讨论或审视过。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似乎更像一个潜伏期的儿童，对他来说，表征仍然是具象的、“真实”的。而更健康的青少年则不同。“对青少年来说，有价值的是思想、事业、角色或象征，而不是虚幻的图标”（Sugarman和Jaffe 1989, 115）。
在我治疗约瑟夫的那些年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超越了以一种具象的方式与自己或他人建立联系。在他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其他人仍然是只为满足他的自恋或性欲而存在的部分客体。他的商业成功从未引起他对经济、金融或商业复杂性的更深兴趣。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对他的商业头脑的确认。而商业的性质，利用互联网来促进性行为，凸显了他多年来接触网络色情的不可磨灭的印记。除了性和物质上的获利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爱好或激情。他在成年生活中的心理状况不太可能良好，至少用大多数分析师定义成功的成年的标准来看是这样（Colarusso和Nemiroff，1981）。相反，就他在终止治疗时与他人的关联而言，约瑟夫似乎注定仍是一个自恋的、自以为是的人，被锁在一个封闭的、施受虐的系统中（Novick和Novick，2016）。
结论
总之，过度接触网络色情会严重损害青少年的心理能力，使其无法从潜伏期成功过渡到青春期，也无法以一种促进自我同一性和提升参与成年期发展任务能力的方式穿越青春期。当家庭结构无意中支持了对自恋和性满足的强调时，只会增加这种失败发生的可能性。数据和临床经验表明，儿童在潜伏期被暴露于网络色情中。这种趋势和其他社会变化一起产生影响，使得通常在潜伏期发展和转化的内在结构不再以支持积极发展的方式进行（Antinucci，2016；Guignard，2010）。因此，像约瑟夫这样的儿童在进入青春期时，没有足够的内化结构和自我调节能力来使这一过渡成功。
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结构和早期的阶段性自我调节能力，网络色情就会具有代偿性，同时也会继续破坏更具象征性、抽象性和内化的自我调节模式。结果，在青春期需要牢固被内化并独立于环境支持的五大自我调节功能仍然受到损害。这些功能是(1）自恋调节；（2）驱力调节；（3）超我整合；（4）自我功能；以及（5）客体关系（Sugarman，2017；Sugarman 和Jaffe，1989）。
自恋调节
在不同的内外压力下发展和维持持久的自尊，是青春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迫切要求。切断与父母的早期客体关系的压力，刺激了对父母缺陷和局限性的幻想破灭，这考验着青少年保持强大但现实的自恋平衡的能力。妥协程度较低的青少年可以利用他们这一代人最喜爱的音乐家、作家或其他升华渠道，如艺术、体育或表演，来提升自我价值感或自足感（Benson，1980）。这些现象既培养了自恋的目标，同时也受到现实的限制（Blos，1962；Downey，1978）。
相比之下，像约瑟夫这样的青少年从来没有接触这些特定阶段的兴趣和升华，因为他们全神贯注于网络色情，这使得他们专注于以具象和非现实的手段来维持自恋平衡。不停地追求拥有“色情明星身材”的完美性伙伴，使他们没有时间以更现实、更稳定的方式来维持自我价值感，而这种自我价值感在他们穿越青春期和面对成年期的挑战时具有适应价值。相反，他们无法区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因为这一界限从未完全发展（Longo，2016）。这种失败使他们在面对中年的自恋挑战时，会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困难（Colarusso和Nemiroff，1981）。
驱力调节
精神分析中强调的最早的发展线是驱力的发展。因此，青春期驱力的高涨和改写是最初的精神分析观点之一，并且100多年来已经被青少年分析师和家长所证实。荷尔蒙的成熟和由此产生的身体变化，使发育中的青少年需要抵御强烈的性冲动和幻想。与自恋调节一样，这一阶段的驱力调节也得到了当时的青少年亚文化所提供的置换的客体和目标的帮助。再加上利用他们更大的抽象和象征能力使驱力衍生品变得不那么真实的机会，这帮助青少年最终获得了对重新上演的俄狄浦斯幻想和渴望的内在控制，从而世界被视为提供的不仅仅是性的满足。
但沉迷在网络色情中的青少年从来没有学会使用升华、置换或象征化来调节驱力的表达或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那些已经学会“以提议和假设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它不一定是真实的。愤怒不会导致杀人；俄狄浦斯情结不会导致乱伦行为；渴望不一定导致融合”的青少年有很大不同。（Greenspan，1979,212-213）。他们的头脑仍然是“一根筋”，作为男性成为了女权主义者幽默的笑柄时，她们嘲笑说他们是用错误的头脑思考问题。他们一直被锁在一个永无止境的性刺激和满足的循环中，从未充分发展或利用他们的认知或关系的潜能。
超我整合
在青少年时期，超我的自我理想和道德成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成功过渡到成年期是很重要的，此时超我必须足够强大，以强化乱伦的障碍，同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允许与年龄相适应的客体导向的本能的斗争（Jacobson，1961,1964；Tyson和Tyson，1984）。在青春期早期，由于与父母表征的内在分离而导致超我效能的下降，这已被充分证实会增加行动和直接释放冲动的风险（Blos，1962）。十几岁的男孩可能会反抗超我，因为他们要用行动来抵御被动，而女孩则可能转向滥交来抵御朝向前俄狄浦斯期母亲的退行性吸引力。与这种内在分离平行的是自我理想的弱化，因为父母被去理想化（Tyson和Tyson，1984）。在这些背景下，青少年亚文化的抽象符号、习俗和偶像可以减弱对父母价值观的践行或完全排斥，这是建立在幻想破灭和去理想化的基础之上的。“在青春期之前，行为的理想形式是为了确保来自原始客体或他们在超我中的对应者的爱。在青春期，一个人努力追求的理想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帮助其从自恋供给的原始来源中解放出来，并为情感的成熟铺平道路”（Laufer，1964, 210）。
使用网络色情的青少年普遍缺乏这些亚文化抽象或符号来促进成熟的认同。他们在使用性满足和/或其他确认他们全能的方法时，仍然是如此的单维和具象，以至于他们冒着反社会的危险，不顾一切地寻找替代现在被他们贬低的父母亲的内在形象和理想。例如，约瑟夫似乎没有将人际关系与围绕客体关系的更成熟的理想区分开来，也没有将经济剥削与成功的定义区分开来。
自我功能
由于需要适应和管理上述自恋、驱力和超我方面的转移、倒退和转化，青少年的自我变得紧张起来。通常由青少年亚文化提供的抽象的过渡现象是必要的，以防止我们在边缘性和精神病性的青少年身上所看到的自我的退行。这些抽象有助于支持自我的防御性功能。反向形成、置换和理智化被用来支持早期的压抑和否认，并促进了与驱力的更远距离。例如，当青少年通过强调自己的理想和想要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利他主义来挑战父母的建议时，这种对父母的对立性和违抗则是更可接受的，也更加微妙。这种说法与潜伏期孩子因为想玩而拒绝做家庭作业相去甚远。
禁欲和进一步的理智化，是青春期中期置换和中和驱力表达，尤其是攻击性的重要方式（Blos，1962）。人们可以在当前青少年对应对气候变化和枪支游说的拥护中看到这种倾向。可以肯定的是，就其本身的价值而言，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奋斗目标。但是，它们主要是由青少年带到世界舞台和媒体上，这并非巧合。在这方面，它就像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反战运动。那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奋斗目标。但它主要是由青少年亚文化导致的，部分原因是它提供了管理由于荷尔蒙倾泻引起的攻击性激增的方法，以及重新处理俄狄浦斯冲突的发展性需要。改善世界和对抗不公平的理想具有有益的防御功能。“当然，在青春期，当害怕失去满足，以及害怕失去作为潜伏期和青春期前期特征的自我的稳定结构时，对幻想以及进一步心理活动的刺激的需要似乎很明显”（Rosner，1972,416）。
综合功能也必须在青春期建立并稳定下来。这样做需要对自我功能进行分级重组（Blos，1962），今天我们称之为非线性转化（Gilmore和Meersand，2014）。再一次，青少年亚文化中抽象的、特定年代的符号在这种分级重组中相当有用。发展性研究表明，旧的自我结构从未消失。相反，它们服从于发展上更先进的结构（Sandler 和Joffe 1967；Sugarman，2006）。抽象的过渡现象被用来为这种综合服务。
但像约瑟夫这样的青少年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抽象或符号来为这种综合服务。他们仍然被锁定在实际屏幕上由具体图标组成的二维世界里，只关心在外在世界中复制他们发展中关于现实的原始观念。真正的转化和结构性分级未能发生。相反，他们仍然专注于对驱力和自恋满足的狭隘追求，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复杂性。他们从来没有过因为对某个人、某一学科或事业感到深深的兴趣或迷恋而爱一个人或寻求成功的想法。相反，完美的身体、完美的性高潮或可以吹嘘的完美的成功仍然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
客体关系的发展
青春期亚文化的抽象符号的另一个有价值的功能是帮助他们完成这一阶段的第二次个体化的过程（Blos，1967）。摆脱婴儿期的客体关系对于内在世界的转化是必要的，这样这些婴儿期的关系就不会干扰到第二次的个体化阶段。这种内在转化得益于接触青春期亚文化中更抽象的符号。“目标必须被修正、调整和选择性地附加或拒绝，并被替代，以便在心理上脱离婴儿期的内摄和认同（Schafer，1973）”（Sugarman和Jaffe，1989,121）。认同的早期品质被修改并服从于新的依恋和认同（Jacobson，1961）。
例如，对职业之路的愿望通过围绕职业认同来组织自体表征，从而促进一个凝聚性的自体表征，这种情况并不少见（Benson，1980）。随着青少年对各种愿望的尝试，一个由自我模型、理想、自体等组成的分级组织发展起来。能够接触到抽象的象征性过渡现象的青少年经常利用这些现象来创造一种世界观，一种连贯的世界观，这有助于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形成一种整合的、广泛的自体感（Jacobson，1961）。此外，它们提供情感和认知刺激，在巩固自我和他人的界限，抵制退行冲动的同时，带来了更生动的，有意图的、自主的自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