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觅迹】理查德 G·布朗加特和他的《生命进程与世代政治》
文/孙嘉明
上星期我非常高兴地收到布朗加特（Richard G. Braungart）教授为我即将出版的《China's Generation Gap》一书所写的英文版序言。他已经年逾82岁高龄，前一段时间正忙于搬家到离他孩子较近的犹他州住处，需要花许多时间整理杂物，但他还是忙中偷闲完成了7页多的序言，我为之感激。
我与布朗加特教授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80年代。那时我的学术兴趣从政治社会学的一般范畴开始转向对“代沟”这一具体领域的研究，在参考国外文献过程中读到他的许多文章，于是我与布朗加特教授有了书信交流。不久他随信给我寄来了他发表的作品和近照。
两年后，我投稿准备参加1990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ISA世界社会学大会，我的文章“青年工人的社会与政治兴趣调查” （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12月）和他的文章都被收入了会议议程（见如下图）。可惜，那时由于我在复旦的科研经费有限未能如期参与会议，也错失了与他见面的机会。
1994年，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召开国际会议，我被邀请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规范意识与当代中国青年”（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1993年5月）。布朗加特教授作为国际学者和专家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那时布朗加特教授已在中国学界有相当影响，国内有关青年研究机构在80年代中期曾邀请美国的布朗加特夫妇（R·G·布朗加特和M·M·布朗加特）来中国为大学生作关于《80年代的青年问题与政治》的讲座（参见http://www.supelll.com/lunwen/zzfl/zzjylw/76302.html）。曾于1991年10月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之邀，理查德 G·布朗加特教授和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教授先后到北京讲学。他们讲学的内容有：美国青年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美国青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美国青年研究的机构、课题和趋势等。因此，布朗加特教授的到会提升了此次国际会议的影响度。他的有关青年问题研究的报告，特别是世代理论，给与会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与他在此次会议上第一次见面。会后我们作了短暂的个别交流。此后他的一些文章通过我的翻译在国内发表。他的世代理论对我在90年代初在上海进行的“观念代差”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并在此书中引用了他的一些观点。
理查德 G·布朗加特出生在美国大萧条期间的马里兰州的最大城市巴尔的摩。他父亲移民到美国，布朗加特本人在二战期间长大，并见证了原子弹时代、美朝战争和麦卡锡政治时代。19岁时参加了美国陆军赴西德担任后勤人员，视野得到了扩大，并有机会在整个欧洲广泛旅行，亲眼目睹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残败和凋零景象，也经历了冷战时代。退伍后，布朗加特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开始对社会学和历史感兴趣。有机会聆听当时的社会学教授布鲁斯·梅尔文（Bruce L. Melvin）、罗伯特·希尔泽尔（Robert K. Hirzel）的讲课。同时担任教学助理，继续研究生生涯。在宾州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受到政治社会学家大卫·韦斯比（David Westby）和社会心理学家卡罗琳·谢里夫（Carolyn Sherif）的指导，并获得科研经费用于创造性探索来扩展他的研究兴趣。理查德 G·布朗加特的博士论文是根据1200多名案例，对校园中的左，右，中等大学生群体进行调查，是一篇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校园动荡的实证研究。博士毕业后，理查德 G·布朗加特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和雪城大学任教。此后理查德 G·布朗加特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基本定型在政治社会学和世代政治。
布朗加特教授是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sicological Association）政治学会联合创始人，并担任“政治社会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Political Sociology）主席（1994-1998年）。此外他还担任美国和加拿大“国际社会学协会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副主席（1986-1990年）等许多学术兼职。他还曾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编写的研究报告和提案“全球青年情况：2000年趋势与前景”以及“给青年声音：国际青年调查和全球研究计划”等。他的主要学术职位是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授兼“生命进程与世代政治研究中心” 主任以及雪城大学马克斯韦尔（Maxwell School）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Global Affairs Institute）咨询委员会成员。1997年我受布朗加特教授的邀请去了他所在的社会学系和“全球事务研究所”作访问学者，有机会旁听了他的研究生课程。
布朗加特教授在给研究生上课（摄于1997年）
布朗加特教授和他夫人（Margaret M.Broungart）合作编辑出版的《生命进程和世代政治》汇集了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有关代际问题研究的文章。由于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一直引起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其中历时最久的一种理论解释则是基于年龄作为参照系的一种观点。年龄是人类群体最基本的社会范畴之一，也是所有社会在分配角色，授予荣誉和权力时所要考虑的最根本的因素。然而，年龄并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它常常与生命周期（青年、中年和老年）或世代继替（承袭世系遗传而形成）直接关联。那些出生在相同的历史时代的人，有着大致相似的生命周期的发展和生活经验。每一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进入这个现实社会的。正是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为政治稳定和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生命进程和世代政治》R·G·布朗加特和 M·M·布朗加特编著，美国大学出版社 1984年
我曾经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Digest of Foreign Social Sciences） 1994年07期，翻译发表了他的“现实政治: 生命进程论和世代继替论的观察” 。
“现实政治:生命进程论和世代继替论的观察” （R·G·布朗加特； M·M·布朗加特著；孙嘉明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年07期
该文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有关代际理论的基调。文中他谈到：“古代希腊哲人早已意识到年龄对理解人类行为和政治事务的重要性。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人的一生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每一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兴趣。他们早已注意到，青年人办事往往过火，需要年长者经常的指导。于是，不同年龄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往往很难协调一致。而这一情况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柏拉图认为: 世代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而亚里士多德更强调政治革命不仅仅是由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也是因为“父亲们”和“孩子们”之间的冲突。在古代文艺作品中，世系血统往往被认为是稳定和维系家庭的重要手段，是价值观代代相传的重要因素。”
对“世代现象”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生命进程论和世代继替论两种基本的观点：实证论者强调生命进程发展的重要性，主张生命中的年龄上的差别好比是人的社会经历中的决定性的因素; 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稳稳地扎根于生命周期之中。浪漫主义历史学派中的一些人认为：生物学上的年龄差异对于理解社会稳定和变革并不象文化和历史因素那样重要，文化和历史因素构成一代人的智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并同上一代和下一代区分开夹。世代继替现象以及世代的界定应该是基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这两种稍有不同的分析方法，都是基于年龄和社会政治变化两者之间关系，显然年龄是二种观点的基本构成成份。然而，它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分析角度，实证论者的许多假设是用生命进程论的方法去研究政治的; 而浪漫历史学派的观点则是用世代继替的方法去理解政治的。
有关生命进程论和世代继替论的政治研究尚无形成规范的研究领域，但是在经验研究和理论讨论中，把年龄和政治作为二组相关变量来加以研究，并且在各类专门学者诸如社会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中形成共识。就一般意义上，年龄的重要性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已经给予了愈益明晰的理论关注，这些理论和经验的观点适用于广泛的人类行为，在此文中主要关注于政治行为。
布朗加特教授在另一篇文章“世代政治学”（R.G.布朗加特；M.M.布朗加特，孙嘉明译）也于同年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Digest of Foreign Social Sciences 1994年12期）。这篇文章则更为具体地讨论了研究世代政治的不同分析和分类方法。
“世代政治学” （R·G·布朗加特； M·M·布朗加特著； 孙嘉明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年12期
文中提到，由于分析的目的不同，世代政治学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1. 世代承袭或家系政治，2. 同伴政治，3. 政治代。在有关年龄增长和政治相关性的文献中，“同伴”与“代”这两个术语经常被相互换用，但是为了明确起见，还是需要将两者加以区分的。“同伴”是一个“在相同的时间间距内出生的，并且共同成长的那些人所组成的”群体，而“代”不仅具有同伴成员，而且形成了一种年龄群体意识，它作为独特的年龄群体有着一组鲜明的态度和行为，并且与社会中的其他年龄群体之间形成不一致。因此，同伴这一概念是一种“自在的”社会分类，而代这一概念则是以“自为”的社会群体而出现。从世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主要兴趣包括：确定在政治中年龄群体的相似与区别的程度，描述同伴政治或政治代的不同的情况，界定政治代早先的和动员后的状况，以及评价特别是处于积极活跃的政治代的成员在年轻时学习到的政治观念的稳固性。有关世代政治学的这些不同角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在以下作些分析。
一、家系政治
有关代的这一术语的最古老的一种表述涉及世代承袭，诸如祖亲、双亲，后代。在政治研究中，政治价值、态度和行为在家族内从这一代向下一代的传递，一向是有趣的主题。大量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研究强调了年轻一代从父母那儿获得有关政治理论的社会化途径的重要性。行为主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以及符号互动理论都强调人类行为的大部分都力图符合从具有影响力的其他人那儿学到的东西。不仅通过直接的指导和奖赏一惩罚一非强化的经历，而且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后代在家庭中聆听有关政治的讨论和观察他们父母的政治行为，而双亲则对孩子们的符合他们政治信仰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表现给予肯定和赞赏，也许正是他们的这种行动使得孩子们的相反的政治观点得以扼制。
二、同伴政治
有关同伴政治的著作特别重视社会历史因素对年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面的作用。这里的同伴一词，表示出生同伴，换句话说即是在大致相同时期出生的人所组成的群体，他们具有一组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的经历。因此，同伴群体在政治上的显著特点是，那些出生在历史上相似时代的人，注定在生命周期发展的相同阶段上，经历特殊的一系列有意义的事件。社会和政治事件会对社会上不同的年龄群体起着不同的作用。这取决于每个年龄群体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及其以往的经历。诸如经济萧条，战争，移民，技术发明以及文化变迁等重大历史事件，无疑会影响到社会的所有成员。然而对于正在形成政治观点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更会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产生强烈的影响。当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每个同伴群体基于他们的不同年龄而产生相应差异时，同伴团体的成员就有可能逐渐形成他们各自的政治观念和风格。假如这些政治观念和风格大大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经历的话，就有可能引发代际冲突。
三、政治代
当同伴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意识到他们基于共同的年龄群体的观念以及作为政治变革中的积极力量而被结合在一起行动时，同伴群体则转而成为政治代了。在十九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对有关代的概念进一步展开了讨论，并且由曼海姆（Mannheim 1952年）给予代这一概念以最有影响的理论表述。他区分了社会代和生物代，把代的成员和社会阶级成员作了比较。急剧的社会变迁使得一代人有别于下一代，并且产生了一种可能，使得每一个新生的青年一代能发展其独特的精神和行为方式。曼海姆同时指出，即使在代内，也可能存在一些“代单元”。这些“代单元”以不同的方式，逐步建立起他们共同经历的实际材料。具有竞争性的“代单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代成员的不同的社会定位。
本文作者与布朗加特教授在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参加国际会议时合影，摄于1994年
理查德 G·布朗加特对政治社会学的兴趣受到他的成长经历的启发，以及当时的历史事件，如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反战抗议和民权运动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影响。在有关政治社会学理论方面理查德 G·布朗加特受到了C·赖特· 米尔斯（C. Wright Mills），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著作的影响。并试图从经济基础（卡尔·马克思），上层组织和权力（马克斯·韦伯）和内部的民主规划（卡尔·曼海姆）中来解释政治变化。有关他的对比较政治社会学方法的概述，请参阅他的简历（见“阅读更多”）。理查德 G·布朗加特对于世代政治的研究起始于他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博士论文。同时受到学者们思想的影响。他从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社会学，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学，乔斯·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哲学以及安东尼·埃斯勒（Anthony Esler）的历史等多方面获得灵感。
理查德 G·布朗加特的许多研究成果和出版物是与他的妻子玛格丽特·Ｍ·布朗加特（心理学家）一起完成的。他们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不同学科视野，结合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取胜，合作完成了200多本书籍、文章和章节而获得出版。早在上世纪90年代，理查德 G·布朗加特大量文章已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保加利亚文、匈牙利文、阿拉伯文等多国文字，包括中文，可见其思想在全球范围的影响之大。在国内文献资料可查到的被译成中文的布朗加特的文章有：
“当代美国青年的社会结构、问题和对策” （吴鲁平译）《中国青年研究》1993年;
“研究青年运动的代理论”（沈杰译）《青年研究》1993年;
“现实政治:生命进程论和世代继替论的观察”（孙嘉明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
“世代政治学” （孙嘉明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
“60年代政治代对前青年行动主义领袖的影响(上)(下)”（宋迎法译）《当代青年研究》1995年;
“自我和国家──一份关于南非黑人与白人大学生的研究报告” （朱可亮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6年;
“青年的政治社会化与教育(上)(下) ”（莫东江译） 《青年研究》1998年;
“90年代美国的公民权和公民权教育(上)(下)” （莫东江译）《青年研究》1998年。
（点击以下“阅读更多” 可看理查德 G·布朗加特教授的学术简历 CV 或直接去网站：http://faculty.maxwell.syr.edu/rgbraung/Dick%20cv.pdf ）
理查德 G·布朗加特教授著作等身，他的有关政治代的理论以及生命进程的观点，对政治社会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不久之后《China's Generation Gap》的出版能使读者以及学术界重拾对他的记忆，并以此文恭祝他健康长寿！
附： 理查德 G·布朗加特（Richard G. Braungart），1935年出生。 60年代获宾州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马克斯韦尔公民事务学院 （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 。曾任雪城大学社会学系“生命进程与世代政治研究中心” 主任，雪城大学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 全球事务研究所（GAI：Global Affairs Institute）咨询委员会成员。 雪城大学马克斯韦尔学院国际关系计划（IRP：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gram）执委会成员。曾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社会政策和发展司提供研究报告“全球青年情况：2000年趋势与前景”、“给青年声音：国际青年调查和全球研究计划”和提案。曾任“政治社会学研究”创始人兼系列编辑; “西方社会学评论”副主编。1982-1986年任“国际社会学协会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副总裁兼董事会成员。1986-1990年任美国和加拿大“国际社会学协会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副主席。1994-1998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政治社会学委员会“主席（Committee on Political Sociology）。开设课程有：政治社会学，政治行为，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等。主要研究领域：生命进程与世代政治， 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文化世代，社会政治运动，学生运动，青年政治，全球和国家公民，社区权力决策和政治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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