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刊时间比我年龄还长的《文学遗产》来说，“转眼已四十年了”之类的感慨是轮不到我发的。尽管如此，值《文学遗产》四十年刊庆之际，我还是怀有特别的感触，像躬逢老师或好友的生辰。算起来，从进大学始读《文学遗产》已有十七年，给《文学遗产》投稿也有十年了，她是我投稿最多、发表论文最多的刊物。自1986年第6期首次刊登我的论文以后，《文学遗产》就一直是我尊敬的良师益友，是她携着我的手引我步入了学术界。我清楚地记得，1986年《文学遗产》为推动古典文学研究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发起宏观研究征文，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许多著名学者撰文响应。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跟程千帆先生读博士，《文心雕龙》课程的作业《＜文心雕龙＞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在考察古代文论的发展、考察历来对文体的分类、比较历代著名文选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在近代接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之前，一直没有形成现在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体系，而只有文章学理论体系，《文心雕龙》正是其典型代表。千帆先生觉得文章虽还幼稚粗糙，但尚有自己的见解，便指导我修改，然后推荐给《文学遗产》。编辑部很快给我答复，说准备发表在“宏观研究征文”栏目中。这对只发表过《＜典论·论文＞再探索》（《教学与研究》）和《戴叔伦作品考述》（《中华文史论丛》）两篇古代文学论文的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荣幸，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不久我出差去北京查资料，编辑部知道后，让我去处理一下文稿中的一些技术问题。那次到编辑部的具体经过，已全然记不清。我不是个善于交际和攀谈的人，好象把稿子弄好就告辞了。只记得接待我的是个长辫子的女编辑，态度很随和，后来我们成了同事，知道她名叫张奇慧。对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来说，《文学遗产》不啻是个龙门，说一文刊出天下知，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虽然以后我又陆续发表一些论文，但许多朋友都说还是从那篇论文知道我的名字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是《文学遗产》引我步入学术界的。不过，比发表论文更让我感铭的是编辑部给我的教益。离开学校和老师，再不像过去，有人耳提面命，有人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陷，就像生活在一个没有镜子的地方，狼藉画眉阔也毫不自觉。虽然《文学遗产》在我心中占有神圣的位置，每次投稿都很慎重，但毕竟所造有限，论文中常不免疏漏之处。有幸的是，编辑的学术眼光和负责态度最终让我减少了误己误人的次数。我在《文学遗产》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曾得益于编辑的意见。《论戴叔伦诗》得王学泰先生指点修改得稍为简练，《角色诗综论》得徐公持先生指点使内容、观点更加充实，《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得李伊白女士指点使论述更加周密，而《时空观念与大历诗风的嬗变》得陶文鹏先生指点，调整论文框架，题旨顿为豁目……多年来我得益于《文学遗产》之多实在是难于缕述。1990年我还特别享受了一次殊荣──一年中在《文学遗产》发表了两篇论文。当然，其中一篇《＜谈艺录＞的启示》是适逢钱钟书先生八十华诞纪念专辑而刊登的。这篇文章让古典文学界以外的一些朋友记住了蒋寅的名字。从1988年进入文学所工作以来，与《文学遗产》对门办公，朝夕相处，编辑部的各位先生可以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承他们垂青，我也帮忙看过稿，有时还坦率地贡献自己的意见。相交也久，相知也深，这个集体让我怀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尊敬。虽然各位编辑性情不同，待人接物的方式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同样都有着热情、正派、朴实的品质，开放、团结、认真的精神，故而这个人数不多的集体不仅能成功地维持一份专业核心刊物的高效运转，还以她独特的地位给学术研究以积极的影响，赢得学术界的普遍尊敬，享有崇高的声誉。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古典文学界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思潮──提倡宏观研究与建立文学史学，都是由《文学遗产》发起和倡导的。前者与八十年代中叶的方法论热相呼应，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文学研究方式与思路的变革，后者则在九十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反思总结，建设开拓，提出了具有深远学术意义的学科建设问题。它们对九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到下个世纪。实际上，近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面貌、新气象，与《文学遗产》的开放态度和学术观念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徐公持、吕薇芬两位主编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开放的学术襟怀和长远的学术眼光，通过陶文鹏、李伊白两位编辑部主任的组织和策划，落实为刊物一系列卓有成效、富有建设性的学术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对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起了扎扎实实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在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起成立的中国古典文学学会，是《文学遗产》所做的又一件团结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有益工作。在《文学遗产》上日益增多的外国学者论文，是刊物联系海外学者，日益走向世界的标志。《文学遗产》曾以若谷虚怀刊登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批评大陆学术界不良作风的尖锐文章，并迅速组织笔谈予以回应，显示出编者的坦荡襟怀和对严肃学风的倡导，在国内外引起良好的反应。如果国内的学术刊物都能这样引导学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更快的学术进步是不难期待的。目前，《文学遗产》在国内外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她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我辈躬逢其盛，还可以有几十年的追随。
原载《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