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庸

《中庸》的价值，应当是高于《周易》的。

这里有两个理由。一是《中庸》在《周易》之后，比《周易》晚五、六百年，学问传承，《中庸》在学术阶梯上，应当是站在了《周易》的肩膀上，比《周易》更高一筹，是自然而然的。二是先秦时期的学问递进，到了《中庸》时，学者们已经开始从外务的学问，逐渐注意到内观的学问了。《周易》时期的学者们，大概只是注意到日常经验的积累和归纳，注意到实践中的伦理和政治，注重礼乐仪节等，就连孔子等也是如此。儒家学问发展到子思这一辈，《大学》《中庸》等学说的出现，学问的关注点深入到人的内心。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史记》讲，《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做。《中庸》原本是成书于汉儒的《礼记》中的一篇，后来被宋儒独立成书，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中庸》在儒家经典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有人甚至称《中庸》、《大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与《心经》、《金刚经》在佛家经典中的地位，类似。为众经之纲、众经之胆。简单讲，《中庸》于儒家子弟，就是练武之人的内功心法。即使一开始不理解，日日习诵，假以时日，也会开悟一二，受用不穷。

显然，在人们心目中，《中庸》没有《周易》的影响力大。原因也有两个。一是《中庸》出现的时间相对晚，语言文字距今天较近，没有《周易》的神秘感。二是后来，特别宋儒以后，学者们曲解了《中庸》之义，将儒家的内功心法《中庸》庸俗化了，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

笔者认为，《中庸》实际上是一篇小《周易》，是《周易》精神和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中庸》是儒家修身的学问，核心要义可以总结为两个字：“用中”。

《中庸》的方法，总纲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的重点是“性”。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古人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担负着上天交付的使命。但是，“五十而知天命”，人活到五十岁的时候，才能知道自己担负的天命。于是，在人生前五十年，人生种种，如果能够与天命暗合，就会收获一个成功的人生。但是，这太难了，有努力、有机遇、有运气等等，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知命太难了。

不过，“性”却是与人生死相随、与生俱来、不假外求的。自己内心的呼唤，应该不用去请教别人吧。天命就是性。知命虽难，但知性容易。性分普适性的人性和人的个性。人性是普适的，是人都有人性。但在每个人的本性里，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不同于别人的，哪怕是亲生父母的，后天无法教会，也无法练就的，那些原初和根本的东西。我们有时称这些原初和根本的东西为性格，有时称为生命的冲动，或者生命的原动力，有时根本不知道这些原初和根本的东西叫做什么，但它的确存在。而这种存在，即“性”，在初始的意义上，决定着一个人的一生。

认识到“性”，率性之谓道，顺着性就是道，即本着自己的良知良能去做事。如此，人人皆有道，人人皆可为尧舜。修道之谓教。大意是，教育的本义是引发人性，唤醒良知。

小结一下。人生凡事皆操在己，先知先觉者，顺着人性做事；后知后觉者，跟着学。我们看到也有不少没有怎么上过学的人，生活事业也是风风火火，原因是他们深谙人性。

怎么学？《中庸》告诉我们，学习的目的是用中；达到用中的途径，是诚；学习诚的方法，是教。

中庸就是用中，核心是“中”。

千年以来，一般的理解，中庸是折中调和，这种理解大体上来源于宋儒。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过渡到朱熹，就成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他又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在朱熹那里，“中”，就成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无所偏倚”，即折中调和的意思。很明显，宋儒走错了路。笔者认为，折中调和，是对中庸之道的误解。实践中，那些依违两可、苟且的折中，那些不左不右圆滑处世之道，如此庸俗不堪的东西，怎么能够是中庸之道？

要搞明白中庸之道的真实含义，核心要害是对“中”的理解。

《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句话是理解中庸之道的钥匙。

窃以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不是通常理解的左中右的中，而是“心中”、“水中”之“中”，指人心、内部的东西。未发，深藏于人内心深处，显然它就是“性”。在这里，中庸的“中”，用中的“中”，就是“性”，就是“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中”即“性”。

有人会问，《中庸》中还有一个句子，“（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里的“中”，不是“中间”的“中”吗？不是的。世事循环往复，无头无尾。所谓两端，不是左右、上下、是非、黑白之意，而是事情的由来和去处。了解清楚了事情的由来与去处，顺着事情自身的逻辑和道理，就能处理好当下之事。这里“中”，就是事与物的“中”，事与物的“性”，西学所谓规律的意思。

喜怒哀乐的情绪没有显露出来之前，深藏于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人的天性。人内在的情绪可能会受到外部世界现实影响刺激显露出来，也可能自发地（别人看来无原由的）显露出来，当人的情绪显露出来，如果做到与外部现实相和谐，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该快乐的时候快乐，该悲伤的时候悲伤，这就是“发而皆中节”之“和”。

在这里，“中”为本、为体，“和”为用；“中”为性，“和”为情。中庸之道，用中的方法，就是要“致中和”，即性情合一、体用不二。

人的内心世界活动变化，是人所有情绪和行动的根源、根本。而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相和谐，是人快乐幸福的不二法门。人能够表里一致，才有真正的快乐。所以说，《中庸》讲人性修养，核心要义是通过人的自我修炼、自我成就，达到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相和谐。包括：人内心世界（各种欲求）的一致性（内心平衡），以及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相和谐。做到这些，一个完整的、完美的人格，就形成了。在万事万物之间，人在精神上、物质上，自然就一种自洽的、平衡的和幸福的状态。

我们扪心自问，人性修养达到这个目标，还是很难的。内心的煎熬这一关，多数人都通不过。其实，内心的煎熬，就是内心世界各种欲求之间无法平衡，就是欲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中庸》全篇主旨，意在指导儒生，养成刚正不阿、中立不倚、奋发有为的君子人格。儒家认为，君子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坚定的信念，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坚持原则，和而不流，不同流合污。只有在个人道德修为上，做到择善固执，才能通过“道中庸”而达到“极高明”的境界，成为万众景仰的圣人。

《中庸》讲授的修习之道，首先是个人身心修为，修养练习的核心，是内心的成熟。成熟的标志，首先是内心平衡，内心世界的一致性。其次是要将自己的内心（性）与外在事物以及天地万物连接起来，相合相生，将思辨与践行统一起来，做到自己与他者的协调一致。

如何达到？《中庸》讲了很多方法，如“君子和而不流”、“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等。但是，达到“用中”，实现中庸之道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慎独”，二是“诚”。

慎独是儒家心法。一般的理解是，慎独是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人前人后一个样。这是不准确的。所谓“独”，指的就是那个“未发之中”，指未与外物接触，或自觉地阻断对外物的知觉时，内心的想法，独即本心。

有人讲，天下最危险的东西，就是人的内心。人的内心，不仅会欺人，也会自欺。儒家讲诚意功夫，诚意在毋自欺，毋自欺只在慎独。所谓“慎”，指的是用自己的真心。慎独，指的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儒家的慎独功夫，大体有三个层次。一是自省。借助外事外物修炼，吾日三省吾身，有没有干坏事，有没有做违心的事，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慎独，首先是要有敬畏，要有恐惧心。“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小土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二是直指内心，扪心自问。自我修炼，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这样吗？然后诚于内，形于外。

三是虚其心。把心里装的所有东西都倒掉，把心掏空，达到一种澄明的状态。打个比喻，人心似镜，初心光洁明亮，后受外事外物侵扰，日渐斑驳陆离。修炼的目的就是要去除尘世之垢，回复光洁明亮。（对外事外物）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上述三个层次，虽觉得有些言不及义，但还是大胆地讲了出来。是否如佛家所言，不可说，不可说。因为一说即错。

《中庸》在方法论上，是最重一个“诚”字。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又讲“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如何“诚之”？《中庸》回答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诚，来自对天道的体悟。天之道，日月之行，四季更替。日月之行，太阳升起月亮落下，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一日之内，循环往复，从不爽约。四季更替，一年之内，春夏秋冬，该什么时候出现什么，就必然出现什么，有条不紊，一点儿也不出差错。这些就是天之“诚”。古人法天，曰诚。既然“诚者天之道”，那么接下来就是“诚之者人之道”。

《中庸》将诚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认为，只有诚，才能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人的天性本来就是诚的，若能依照着这个诚的天性去做，就能充分发扬人的天性，以至于“与天地参”。

如果再扩展一下。诚的目的和价值指向，就是儒家的淑世主义。一个人首先要自立与自达（尽其性），其次还要有愿心让别人也自立自达（尽人之性），不仅成就自己，还要成就别人。修己安人，博施济众。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显著区别处。

多读《中庸》，读懂《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就会理解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并居之安然，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如果人世是一片汪洋大海，《中庸》就是海面上漂浮的渡船。

理解《中庸》，就会知道，真正的儒者，努力做到性情合一、体用不二，一定是一个积极的人生。这种积极的人生，来源于人要 “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那股冲动。这与《易经》的刚健、笃实的精神，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