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3：三代与西方宗教渊源
3 ，宗教信仰
截止摩西时期犹太教的出现之前，希伯来人一直有火崇拜与山崇拜的嫌疑，而亚伯拉罕可能就是该宗教的领袖。在《旧约》中很容易都能找到类似的痕迹，比如西奈山上的荆棘着火的启示等。甚至在后来演化出的基督教中也有类似踪迹，比如“光明”是基督教的核心崇拜之一，甚至有些宗派就是光明教，如摩尼教，这都与这一远古的根系有关。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早期火崇拜的领袖，是个“炎帝”。无论塔里木盆地的圆形古墓建筑，还是后来的波斯的祆教，都可能与之有关，现在很难确定是否与古提人等印欧人的信仰传统有关。假如中国“三代”假如来自亚氏后代，则肯定接受他的信仰。中国曾经遍地火神庙，并且南方楚国拜火神祝融为祖先，更凸显这一文化特色。
炎帝与祝融是中国最大的两个火神，而且祝融是炎帝的后代，他们一脉相承。“炎帝”的“炎”不仅发音与“亚”接近，而且由二个“火”字组成，很可能“炎”是一个名为“亚”的火神的音意合体字。“炎帝”很可能就是亚伯拉罕。而且中国最兴盛的火神崇拜地区一个是陕西宝鸡，另外一地是江南楚文化所在地，这也符合夏、周影响的结果。当然“炎帝”在中国还有其他的身份，比如他也是农业文明的传播者。后来的波斯祆教应该是在同一个地区对于古提人的原始火崇拜的继承。中国地区经久不衰的燔祭习惯与火崇拜实际上一直保持到20世纪的农业时代。中国地区在农业时代一直遍布火神庙，说明曾经被火崇拜广泛覆盖，但起源时间不详。
许多人以为中国“三代”假如来自《旧约》人物，那么就必定信仰犹太教，这是错误的。因为犹太教的产生晚于夏，不早于商。所以“三代”早期是不可能有犹太教的。商朝期间的宗主国是赫梯帝国，所以其信仰应该保持相对一致性。
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上帝”或“耶和华”的概念是在亚伯拉罕期间产生的，根据犹太人崇拜上帝的燔祭仪式，联系东方的火神崇拜，商朝出现的“上帝”与《旧约》的“上帝”应该有接近的同一内涵。太阳、火乃至后来的天是统一的，都指向光明，他们又转化为人格神“上帝”。在中国“上帝”与“天”是同一概念。中国上古时期出现的“上帝”与后来翻译《圣经》时的“上帝”是同样的汉字，甚至两地的“上帝”发音一致：中国人称之为ShangDi（上帝），古希伯来人称呼为Shaddaj，这不可能是一种对“上帝”称呼的巧合现象[1]，而是同源传播关系。
到周朝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时，犹太教也已产生。西周的确发现了从西北羌族地区开始的禁止养猪的考古事实（王明珂，2013），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东北红山附近——这里既是商朝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周朝时鲜卑人的封地（鲜卑与希伯来乃至西伯利亚很可能有同源关系，待考）。我认为这就是犹太教在东亚的影响痕迹。
犹太教的许多清规戒律即便在西亚也并不是一直得到很好的贯彻，人们一度还丧失了信仰，所谓在历史上“消失的以色列十个支派”就是如此，因为人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十个支派的踪迹，说明他们也已经可能丧失对犹太教的信仰。因此，犹太人在到达东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丧失犹太教信仰，甚至改宗别的信仰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西周禁止养猪的现象到东周时就不再明显[2]，这似乎就说明犹太教在东亚的消失或最终失传。但我怀疑公元前6世纪时孔子开始提倡的儒教就是犹太教的遗脉，只是已经变异得面目全非。而他提倡的“礼”是否就是来自“利未”（Levi）这个祭祀族群呢？不得而知。
排查中国古典，在涉及“三代”早期的《尚书》里，很明显“上帝”信仰出现于商朝与西周，不出现于夏。这符合我们的推测。涉及东周的《礼记》和《左传》，发现“上帝”出现率又明显降低，并且在周朝“上帝”逐渐被“天”的称呼所替代，但“上帝”信仰体系依然对当时的社会有约束力。到《战国策》几乎看不到“上帝”与“天”的影响力了，这与猪骨在华北的重新再现形成逻辑关联。实际上这些就是犹太教在中国的从无到有、从兴盛到消亡的命运展现。
另外，犹太教在中国的排他性没有得到贯彻，因为即便在“上帝”存在时期“三代”的占卜等巫术活动都很兴盛（但有人解释其为向上帝问询），甚至周朝祭祀时还能看到用猪祭祀的事情，但羊的地位更高是个事实，而羊是《圣经》信仰的象征符号。基督教称呼“牧师”即潜在把信众作为羊群。所以“三代”时期可能是一种多神崇拜多元并列状况。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有关犹太教和下属的伊斯兰教为何禁食猪肉，至今众说纷纭。总之，猪在这两个宗教之内是个禁忌，基督教应该也是曾经禁食猪肉的，但后来开禁。一般不出例外应该有两个起源，一是因为嫌弃，一是因崇敬而生禁忌，不能食也。就考古发现与中国文献看，中国在三代之前是有猪崇拜的，尤其在华北与东北非常明显，有猪玉龙等，新石器时代贵族下葬通常也都陪葬猪下颌。比较有趣的是商朝的一个祖先的名字是亥。亥者，猪也。王亥是商朝汤的第7代祖先，居住于商丘，同时他也是中国牧业与华商之祖，毫不意外他是犹太教之前的人。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中国地区西周出现的猪禁忌应该是犹太教带来的影响。
[1]安东尼奥.阿玛萨里（意）著《中国古代社会》，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200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