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国——罗马时期的世界格局（下）
中华第一帝国
在分析汉帝国的军事之前，我们先大致梳理一下中国古代史的脉络。古代中国事实上绝非中学历史课本里的纲要显示的那样，是不同朝代的简单更替，而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不断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以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理论作为参照，如果说春秋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勃发期的话，那么随着秦帝国在政治上开创了统一局面，继承者汉帝国已经推动着这个国家在文明进入到了一个成熟期，也就是活力减退而开创性的工作逐渐收尾，体系趋于稳定。作为一个普遍的共识，秦汉是作为中华第一帝国时代而存在的，第二帝国时期则是隋唐。而在唐后，经过宋朝的经济繁盛期，古中国的历史进程事实上在蒙古的征服战争中就被打断了，所谓唐之前近古，宋之后近今，蒙元之后的中国和之前的中国其实是两个有个巨大差异的文明体。随便举个例子，唐宋及之前，中国主导的文化风韵在于散文和诗词，而元朝开始，中国的诗词文化就相当凋零了，文学领域的创造力转移到戏曲和小说。这说明了什么呢？很显然，唐宋之前汉人的士大夫阶层是整个社会的主导，他们引领着社会消费和审美，等蒙元征服后，在其开创的更压抑和专制的统治下，士大夫阶层已经被阉割和踩倒，风骨成为奢侈品，剩余的文化创造力和审美只能龟缩到市民阶层——哪怕是病态的。
在这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之后，再往下延续的话可以将明清称为第三帝国时期，不过那个时期和中古历史差别较大，先按下不表。事实上，前两个帝国时期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从外部来说，秦汉帝国时期，中国周边唯一算得上威胁的就是北方的游牧帝国匈奴，而如前所述，此时限于技术和组织能力的不足，游牧民无法真正动摇一个强大农耕帝国的根基。因此即使出现大规模的内战，如秦汉之交的从陈胜吴广到刘邦项羽的大混战，或者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到三国的全面内战，外部的敌人都并不能获得机会征服中国。当然，西晋经过八王之乱后，确实出现了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但这和纯粹的外来蛮族进攻有所不同，因为最初参与中原角逐的，当初都是被中国所接受的内迁并开始接受汉化的蛮族，如改姓刘的匈奴人刘渊家族，这些人取了汉名，雇佣着汉人知识分子出谋划策，并时刻学习着汉人的文化，而且是谁学的最认真谁就最有出息，如脱颖而出的鲜卑政权。他们学习得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后来的隋唐也被认为是纯粹的汉人政权。
而隋唐时期的外敌就完全不同了，中原的汉人帝国必须小心谨慎地面对周边的高句丽、突厥、吐蕃、大食等外部强权，因为他们都是组织严密，内部有力的势力，既可以长驱直入也能步步为营。而一旦中原内乱，就会被这些外部势力趁虚而入，如契丹就趁着五代十国的混乱而攫取了燕云十六州。
而从内部的角度，我们就先来简要分析一下作为中华第一帝国的秦汉帝国。秦帝国往往被冠以强秦的名号，这部分是因为战国时期的东方六国对秦的敬畏，但也部分是因为秦国统一后对外部的强势姿态。相比之下，其实汉帝国在建国初期阶段并不以军事出彩，在它之前的秦帝国要显得威武雄壮的多，秦始皇并吞天下自不必说，接着以蒙恬30万大军北逐匈奴，以50万大军南征百越，都显得气势如虹。而汉朝建立之初，刚刚消灭了项羽势力的刘邦就在与匈奴作战时被围困在白登山，靠贿赂才得以脱困，此后近70年里汉帝国一直靠着和亲和贿赂来保持和匈奴的和平状态，这显然不太符合强汉的名头。
不过这很大程度是个错觉，因为秦始皇时期北方的匈奴还没有实现统一，他们还是草原上的互不同属、无法协调行动的诸多部落，这样的态势使得匈奴的入寇表现为局部的骚扰和抢掠。因此秦军北逐匈奴时，匈奴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大帝国受到打击后立即反击的姿态和能力。真正难对付的游牧大帝国是在秦汉之交，由冒顿单于建立的，而一旦建立，就立即让战略态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个变化并不奇怪，在大约1000年后，同样是这片草原，本来也是处于内部纷争而被金国欺压的蒙古各部落，被一个叫铁木真的人统一后，也是立即就催动出了一股凌厉无比的骑兵旋风，连续摧毁了欧亚大陆上众多帝国，缔造了一个无比庞大的蒙古帝国。
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游牧民族在单位人口承载的战斗力上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放牧和打猎就是其生存方式，因此游牧民族战士的数量远比农耕民族更接近于其成年男性的数量，当分成若干势力乃至众多部落时，分散行动的他们带来的只是骚扰。比如秋高马肥时为了储备过冬而南下的劫掠，这类行动一般而言汉人只需要一个能干的太守带一些边防部队就可以应付。而如果这些诸多游牧部落汇合成单一的力量，将会拥有以十几万乃至几十万计的庞大而凶悍的军队。相比之下，农耕民族由于必须依赖筹措全国资源来维持一只脱产的职业军队才能保持和游牧民族接近的军队质量。那么这样一来，军队的规模不可能太大，而这只军队又要防卫漫长的边界线，那么在同一个区域内所能保持的军队数量就更有限。比如后来的唐朝所设置的10个节度使，总兵力47万人，要防守的边境则绵延万里，作战区域辽阔的朔方节度使兵力6万多人，而安西节度使则只有2万多。再如明朝驻防辽东的关宁铁骑和宣大劲旅，其实总兵力全盛时也不过十来万之数，与其所防备的东北少数民族的可出兵力相比并没有优势，在李成梁养寇之前之所以还可以驾驭，主要是因为对方分裂，光是女真人就分为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等诸多势力。而一旦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立即就可以出动6万八旗精兵实施决定性会战，而明朝七拼八凑才能出动不到9万军队，加上朝鲜等仆从军队也不过11万，并没有什么压倒性优势。这种仗其实是很难打也很危险的。
因此，当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缔造了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后，南方的汉人政权要想在正面对抗中出击和击败它，就变成十分困难的任务。对此，刘邦在白登山顶看着四周漫山遍野的匈奴骑兵迅速就把握住了其中关键，因此即使他最终脱困并和主力部队会师，手下还有韩信、英布、彭越，陈平等名将良臣的情况下，还是明智的选择了以和亲作为主要的缓解匈奴边患的手段。而不管是汉帝国面对的匈奴还是后来唐帝国面对的突厥，又或者是明帝国或满清面对的蒙古，对其形成战略优势并能较为彻底压制的时期，都是草原内部限于分裂的时期。
因此就汉朝来说，在西汉前期所面对的局面想要破局是难度很大的，匈奴不但是保持了统一，甚至还通过颇为有效的左右贤王制度把统治扩展到了东胡和西域地区，因此不管兵力还是财力都十分雄厚，足以支持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只是所幸此时的游牧帝国还不善于稳扎稳打地吞并及整合农耕游牧并存的混合国家，使得他们的战略目标还仅仅限于有限的财富索取或掠夺。因此西汉在实现统一后的近70年里，一直在韬光养晦是正确的做法，没有这样的积累，在游牧帝国还保持统一和强大的时期就主动出击是很难收获好的结果的。笔者虽然也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诸多错误决策十分不以为然，但仍然不得不承认，汉帝国在自己选择的强强碰撞中，一次次重击对手，直到将其削弱并使之陷入内乱和衰败的过程十分强悍，不负强汉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