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并存时代下的最后拓边干将——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赵尔丰
导言:
清末新政十年之间,清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大体上恢复了些元气,但在边疆地带却面临着立国以来的少有的险恶的局面。一方面各地的残存土司仍然有势力,而且据险而守,十分保守顽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边疆地带是虎视眈眈,觊觎日久。在这种险恶的局势下,清政府也不得不谋求变革体制,在尽量不影响中外“和睦”关系的大局下,对边疆地带进行了新一轮的改土归流,其中以西南川滇边西藏为最,而其中,赵尔丰主导下的川滇边改土归流态度最为坚决,行动最为迅速,效果也最为显著。成为晚清经营边防中的一丝亮点。
赵尔丰(1845年-1911年),字季和,祖籍辽宁辽阳市,汉军正蓝旗,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弟。历任静乐、永济等县知县,并得到山西巡抚锡良赏识,锡良调任四川总督之后,随之赴四川任职,历任道员、川滇边大臣、四川总督等职。1911年12月22日,赵尔丰在成都被尹昌衡诱骗后抓捕处决。
家世与早年宦海生涯:
赵尔丰是汉军旗人,隶属汉军正蓝旗。父亲赵文颖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太平天国北伐到直隶时,拒不投降太平军被杀。家中兄弟四人,分别为赵尔震、赵尔巽、赵尔萃和他。除他之外其余三人都是进士出身,唯独赵尔丰屡试不中,却颇有将才。赵尔丰屡试不中后只能以纳捐为官,任职于广东。光绪十年(1884)以盐大使改知县,选山西静乐,历永济。清狱治盗,匪绝迹。躬捕蝗,始免灾。擢河东监掣同知,护河东道,以忧去。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晋边,山西巡抚锡良檄总营务处严防密侦,以策退之。二十七年底,锡良任河道总督,调他委河工,累保道员,次年复从至热河。光绪二十九年(1903)锡良任四川总督,疏荐其才,权永宁道。时会匪为患,赵尔丰受任即亲出巡剿,凡八阅月,诛巨匪百馀人,民始安业。
由上可知,赵尔丰是汉军旗人家庭出身,父亲还是战死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烈士之后了。赵尔丰兄弟中,他是唯一的非科举正牌出身的人,最后只能走捐官的路了。不过在早年仕宦生涯中,赵尔丰还是不错的,治理地方很有手段,尤其是手段颇为强硬硬朗,为以后带兵打下了基础。锡良是赵尔丰仕宦生涯中的大恩人。锡良在山西时认识了赵尔丰,爱其才,后不断保举赵尔丰,并让他一直跟随自己。
巴塘平乱,凸显悍吏本色: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时任清驻藏大臣的凤全因在西藏改土归流手段激烈且方法有误在巴塘遇害,震惊全川乃至朝廷,清政府令四川总督锡良迅速平定叛乱并筹划善后事宜。锡良思来想去,最后决议武力戡乱。派经历过中法战争的老将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军五个营出炉关戡乱,并调永宁道道员赵尔丰出任建昌道员,募兵两个营会同马维骐同出关外戡乱,并任善后督办。
马维骐于同年四月平定泰宁后,当即率部向巴塘进发。抵巴境后,侦知“前数日有巴塘派来喇嘛头人于此调聚百姓,垒卡防守,暨见大兵前来,皆不愿应战,于前夜自行解散”。并未像所具“公禀”那样“甘愿先将地方人民尽行诛灭,鸡犬寸草不留”。因此马军沿途只遭遇几次轻微抵抗。六月二十六日,马军顺利地进入巴塘城,“擒两土司而诛之”。以八阁堪布为首的倡乱僧人据守丁林寺。马军攻不进,以炮轰击,大殿中弹起火,全寺焚毁。八阁喇嘛等被擒,余众逃往七村沟。马派军“分剿七村,斩馘亦不少”。赵尔丰于八月初到达巴塘时,马维骐“已火焚丁林,马踏七村”。赵尔丰进驻巴塘后,“麻多哇等七村以愚悍听番僧驱使”,继续顽抗。赵派兵三路进剿,血洗七村沟。巴塘事变始平。
巴塘事件虽然迅速平定,却也使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经营川边,必须改土归流,建立行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平乱后,马维骐率军返回,赵尔丰留在当地开始清户口,查地亩,规定粮税,废除土司,委吴锡珍代理地方一切事宜;委候补知县王会同为盐井委员,前往招安兼征盐税。自此,赵尔丰以巴塘为基础,开始了在康区全面的“改土归流”、筹备建省的行动。同时,赵尔丰因功赏加侍郎衔,会同四川总督锡良和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在川滇边地带划设专门区域治理,向行省过渡。
巴塘事件是赵尔丰晚年政治生涯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恐怕也是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巴塘事件,赵尔丰登上了川滇边这个历史大舞台,并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军政生涯的狂飙突进阶段。
川滇边改土归流,进军西藏:
光绪三十一年(1906)7月,即在平定巴塘一年后,清政府以“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决定设立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开办经费一百万两。次年,四川总督锡良调任云贵总督,赵尔丰护理四川总督。
在任边务大臣和护理川督的时间内,考虑到川边与西藏关系的微妙,赵尔丰筹划了《会筹边务开办章程折》,主张川边与西藏划清界限。其次,增设官署。赵尔丰考虑到清政府每年给边务开办费银一百万两,额度远不能满足公务需求,所以请求油捐与糖捐两项税务收入作为政府将来的常项收入,协济兵食。因内陆兵勇对于西藏糌粑等食物不适应,故将大米青稞两种,分发各半,同时开田引水,试验种植稻米。
光绪三十四年(1908)2月,清政府任命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回任川滇边务大臣,一心办理边区事务,而由其兄保障其后方。
赵尔丰在川滇边务大臣任内,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来整肃安稳地方:
武力清剿土司并改土归流,设置郡县:
当时的川滇边区域内,仍然有不少的土司势力,据守险要,官府很难管理。对于不服从命令的土司,赵尔丰奉行的是先示以兵威的解决手法,对巴塘、理塘、江卡、宁静、盐井这些大土司以武力清剿。自然,为了迅速解决,其手段不免残忍。对于清剿后的土司,赵尔丰设置近三十个府厅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来进行管理,同时鉴于土司仍然有影响力,所以也任命一些合作的土司人员来协助官员进行治理地方的工作。
变革成都将军,集中事权:
按照乾隆年间平定金川后的设计,清政府在四川设立了成都将军,专职管辖川西西藏事务,统辖八旗并绿营兵马高达两万余人,管辖川西大小土司与土屯兵。在川省境内其权势可与四川总督相抗衡。虽然总督与将军有明确的职权范围,但在后期成都将军的官僚不愿也无力管理川边事务,并与总督矛盾重重,对于清政府管理川边事务造成许多障碍,故而其民政权逐渐归于总督。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改土归流,为统一事权,于宣统元年(1909)正式提出将成都将军管理川边地方事务的权力移交四川总督,得到批准。此后成都将军仅专辖驻防八旗蒙古官兵,原统辖之松潘、建昌二镇及阜和协所属各营,松茂、建昌二道所属府厅州县及一切土司事务全部统归四川总督。
发展经济,创设茶叶公司,增加税赋:
川滇边是个贫瘠的区域,必须需要四川的经费支持,但四川在晚清的负担十分沉重,虽然自己的哥哥任川督,但也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故而赵尔丰在川滇边一方面武力清剿,另外也重视发展经济,增加税收。主要有鼓励移民,增加屯垦,整顿税收。这里尤其说下兴办川边的茶叶公司。川滇边区域邻近西藏和印度,当地人爱吃茶,茶叶是重要的生活物质,而且已经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而当时的川边藏茶叶市场和税收十分的混乱,加上印度茶叶逐渐入境,危害不小。种植茶叶,一方面可以抵制印度茶叶入藏入川便,同时也可以增加收入。在赵尔丰的强力督促下,宣统二年(1910)八月成立,官督商办的“边茶股份公司”成立,在雅州城内设立总号,并在打箭炉以及南部的里塘、巴塘、昌都,北部的界姑五处设置售茶分号。其宗旨是集资入股,增强经济实力,提升经营、管理理念,禁伪除弊,监督行销西藏各处茶叶的分类和包装,以至于抵制印茶入藏。茶叶公司成立前后,赵尔丰取缔了不合理的税收,同时鼓励培养人才,提高了茶叶的质量,并扩大了销路。一年之中盈利三四十万元。
整训军队,提高战斗力:
军队是赵尔丰立足川边的基础。赵尔丰在川边纵横六年,能够一路可捷,靠的就是军队。在赵尔丰的苦心经营下,赵尔丰所辖的边军共分为西军、新军和巡防军三类,各辖五个营,总兵力不多,只有五千人不到,但装备了新式武器,加上常年作战,实战经验丰富,日行百二十里为常事。同时为了提高军队凝聚力和戍边意识,鼓励军人在关外安家,以提高守土意识。其手下也培养了一批能臣悍将,如顾占文、彭日升、程凤翔、刘赞廷等,但能文能武备受赵尔丰信任的还是傅华封。
护送川军入藏:
赵尔丰在川边一系列的改土归流,有利于朝廷,但当地土司势力和大喇嘛势力及英国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不断的阻挠。但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在川滇边藏的统治,支持赵尔丰的举措。同时鉴于西藏的局势,认为必须派兵进藏。宣统元年(1909)7月,派钟颖率1700余川军从成都出发进军西藏,这支军队号称一协(旅),实为一标(团),辖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工兵、炮兵、军乐各一队,装备法造过山炮16门,机枪24挺,配有长途电话、渡江铁驳等先进装备。不过鉴于这支军队和钟颖没有经历过实战,派赵尔丰率边军护送入藏,同时任命赵尔丰以边务大臣兼任驻藏大臣。西藏方面强行阻拦,赵尔丰亲赴察木多(昌都),并驱剿类伍齐、硕般多、洛隆宗、边坝各部落势力,三十九族波密、八宿等部咸纳款。而江卡藏兵忽抄边军后路,犯巴塘,分兵击败之,乘势收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察隅)四部落。于是军越丹达山而西,直抵江达,距藏都拉萨仅六日程矣。
赵尔丰兵临拉萨,上疏要求一鼓作气进占全藏。称:“我国幅瀼辽阔,强邻环伺,属地多有侵占。自革达赖喇嘛,阿旺郎结叛逆,不惟藏人摇动,即外人觊觎之心亦因而愈炽。今我兵虽已入藏,然阿旺郎结已入英手,英人必挟以图藏。若再姑容,将成大患。臣因一面由巴塘进兵攻破南墩,一面由察木多进兵贡觉、桑昂曲宗,我兵所到,番人亲附,即洛隆宗、硕板多等亦皆远来输诚,备陈藏中苛虐情形,坚垦内属。臣初意务在保境息民,并无开疆拓土之念。唯桑昂、曲宗属地杂瑜与倮儸野番接壤,时有英人潜伏。倮儸之南,为阿撒密,西为波密。英人若得杂瑜,即可直接波密,由工布入藏,与印度联成一片。则波密不可不收入版图,其势至迫。请及此将边兵所到之地,概收归边。并函商联豫以乌苏里江以东隶边,以西属藏。”不过清政府考虑到西藏情况特殊,以及英国的态度,加上后方的安稳,还有就是驻藏大臣联豫也不希望赵尔丰进藏削弱自己的权势,所以都反对赵尔丰进藏。清政府最后不同意赵尔丰进入拉萨,免去赵尔丰驻藏大臣职务,专任川滇边务大臣,不过赵尔丰所过之处,全部划归其辖区。
发展电报交通,密切联络通讯
当时的中国,各地都已经有了电报通讯,唯独川边藏没有,电报线路只连接到雅安,这对于交通经济发展,以及军书文报的传递和军情沟通是极为不便的。在处理巴塘事件前后,赵尔丰就决定在巴塘先架设电线,收发电报,通报信息。同时电线南下进入大凉山的彝族区域,整个四川的川滇边区域基本连接了电报通讯,电讯进入西藏指日可待。
不出意外,电线进入西藏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是当地民众和上层对这些持保守态度,另外就是英印政府可能的阻挠,还有就是地形复杂,施工和经费困难。宣统元年正月 (1909.2) ,赵尔丰命令下属将电线从巴塘向西延展,经乍丫 (今察雅) 等地进入察木多,并成立电报分局。在向朝廷汇报时,赵尔丰认为电线架设、开通电报后,还可附带开办邮政业务。还提议发展川边地区的电线网,以巴塘为枢纽,向北至德格经江达到察木多,架设复线; 向南,经江卡 ( 今芒康) 、盐井,延伸到云南阿墩子 (德钦) 等地,形成四通八达的电讯线网,保障并扩大通讯业务。
而从察木多到拉萨的电报,进展的则十分缓慢。原因很多,一方面还是经费问题,以及距离较远的施工问题,第二就是当时察木多划归川边,而拉萨属于西藏,是驻藏大臣联豫的辖区,这涉及到许多跨境问题。清政府最后让赵尔丰尽力安排电线入藏事宜,同时让联豫利用西藏邻近印度,采购材料相对廉价事宜,先行安排拉萨到南部江孜的电线架设事宜,一旦通讯成功,就能按照条约交涉赎回西藏南部英国原来架设的电报有关设施。不过直到清朝灭亡,这些都没有实现。赵尔丰只能让察木多到拉萨的交通沿用过去的驿站方式,不过进行了改革以提高效率。日后清末民初之交,西藏局势危机,与交通通讯不畅有很重要的原因。
“乌拉”改革惠及于民
赵尔丰治理边虽然尚用武力,但主要是开始阶段,对于百姓的生计还是颇为关心。当时,“乌拉”非常沉重。宣统元年(1909),赵尔丰实施“乌拉”改革,颁布新的《乌拉章程》,要求征乌拉者必须付给一定的费用,俗称“脚价”。《乌拉章程》共26条,主要改革内容为:牛驮运不得超越120斤,背夫不得超越66斤,过重者,百姓可以拒雇;一匹马只准乘1人,随行货物不得超过20斤;雇佣的骑驮在“乌拉”途中倒毙者,官兵应给赔偿;以前“乌拉”支应者多为妇女,今后应徐图改良,男女均出,且50岁以下。“乌拉”改革是清末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及实施新政的诸多措施中带给百姓利处较多的一项措施,为遭受沉重“乌拉”支应的藏族百姓减轻了负担。
革新习俗,兴办学校
宣统元年(1909年)2月赵尔丰拟定著名的《改土归流章程》)。根据章程,赵尔丰在文化方面对川边地区进行革新。他认为边疆民族的风俗习惯过于野蛮,建议藏族人废除天葬,依照汉俗,实行土葬;凡是百姓,人人皆需剃发梳辫、洁面、着裤、戒烟、不得披头散发,不得随地出恭。对于教育文化,他也特别看重,兴学之初,藏民对学堂教育茫然无知,对让子女入学堂学习更有许多误解,所以藏民一听到办学校,群皆疑阻,认为送幼童入学是当差或者是支“乌拉” (“乌拉”在晚清以前是西藏人民对官府的义务劳动),表现得很消极,并将子弟藏在寺庙和牧区,还纷纷雇贫家子弟冒名顶替。为此,赵尔丰派人奔走于冰天雪地之中多方劝导,令塘兵、商民及蛮头人子弟年龄及格者入堂学习并给以衣服,加以礼貌,联以情谊。
施行《改土归流章程》的地区实际上是与西藏政权争夺汉区和西藏之间的缓冲地带,进展比较顺利,虽然触动了当地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宗教特权,但它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了川边西藏和西藏地方的兴起,对川边地区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应该指出的是,赵尔丰对藏族风俗文化缺乏了解,,欲凭借官威武力在西藏人民中树立威信。在这方面,他正与凤全一样,凤全平时“谩骂成性,接见夷目,率肆口无状,或以吸淡巴菰(香烟)铜斗击夷目首日:'好戴尔颅头!凤老子早晚杀尔蛮狗!’声色俱厉”。赵尔丰在民众心中,是比不过张荫棠等人的。
进军藏南,欲定滇缅:
自宣统时代开始,赵尔丰西南的改土归流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英印总督明托也制定了所谓的“战略边界计划”,欲大幅度的将英印北界继续向北推进,目的就是将西藏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内,最起码拿下一块印藏之间的区域。同时滇缅方向的野人山和片马地区,英印政府也在不断的挑事儿。
赵尔丰于宣统二年元月(1910.2),赵尔丰饬令管带程凤翔率兵从盐井西进桑昂曲宗和杂瑜(今察隅),次月赴下察隅勘查与英印接壤之传统分界。此后,盐局委员段鹏瑞受赵尔丰差遣,再次前去实地踏勘土地状况、人口清理、耕地及牲畜数量,赋税数量、寺庙及僧侣情况等都一一登记在册,并绘制了《闷空全境舆图》、《杂瑜全境舆图》和《桑昂曲宗大江西面舆图》等舆图。另外,依据科麦委员夏瑚的报告,赵尔丰还奏请在下察隅设立州县:妥坝改为归化州,原梯龚拉改为原梯县,木牛甲卜改为木牛县丞。以后百姓上纳粮税、词讼案件,皆由所管县官管理。
1910年底,英军武装入侵片马,关闭当地学校、赶走我教师,修筑堡垒,意欲长期霸占。限于外交的规定,云贵总督李经羲不得派兵逾高黎贡山,与英军对峙。 迫于无奈,李经羲除饬令李根源等人易服前往高黎贡山以西地区,勘测山川地貌,侦查英军的驻防情况,为尔后收复失土预作准备;另外,致电四川总督赵尔巽,请求转告赵尔丰“英缅目的注重打通印缅,穿插藏地,关系至巨,非仅滇边”。滇川相互依存、唇亡齿寒,滇危边不安,希望他派兵南下,进至高黎贡山,阻止英军的进一步行动。“今季帅兵至桑昂曲宗,如南寻缅界横断高黎贡山山脉,使彼无所借口,俾滇从容同谋一辙,以作犄角之势”,协力抵御英国人的侵略,匡救西南边疆。
赵尔巽随即将此电文转交赵尔丰,并且指出:“查仲帅来电,其意自初有,惟英人近于滇边藏三界瓯脱地方,由缅甸一路拓展甚亟,且闻弟收抚三岩,英领极为 注视,则我之南疆自不可不亟求整理。”鼓励赵尔丰采取进一步措施,规复藏东南地区,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至于藏之东界,边之南界,凡与缅甸毗连各地亟应测成详确地图,由我提出与英会勘,早事分划,庶可保我疆土。若再迟数年,致令其地恝人英手,不但藏非我有,滇危而川亦不安”。赵尔丰决定加快治理的步伐。他当即奏请朝廷,谈及片马事件的后果,指出经营察隅等地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自滇缅划界,英指高黎贡山脉以西 为瓯脱之地,今我不取,西藏万难扼守。遂于八月初令程凤翔先据桑昂以分宾主之势,俾使英人无所借口,树我藩屏,以舒民困,犹非拓土辟疆之举”,请求建立县 制,隶属昌都府,建立和健全基层社会组织,委任官吏,刊发印信。赵尔丰的请求得到清政府的同意。不久,科麦县、察隅县等先后建立,调整了区域,平衡了人口数量及负担状况,任命了各县委员(县长),健全了各级政权组织。
另外,片马事件的发生反映出划界问题上敌进我退或我进敌退的严重态势,坚定了赵尔丰尽快收回波密等地、加强国防的决心。他在致赵尔巽的电文中说:“惟有波密乘此不收,将为后患。乃联(豫)持之于藏,踟踌迟迟,实无其力。弟意出奏,犹恐误为争持,可否由兄密函王公,说明此中情形。波密非人私产,实为国防,不 可稍有瓯脱。”次年,因联豫对波密用兵失挫,工布危急,西藏局势大受影响。赵尔丰奏请朝廷任命凤山为波密督办,率领川边防军配合驻藏川军分数路进攻波密及瑜(白马岗),平息了骚动,建立了波密县、东九县和白马岗设治局等行政机构,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实现了对波密及珞渝等地的直接统治。
赵尔丰进军藏南得以部分成功,这些事迹在今日看来,颇具有历史意义,成为我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拥有主权的有力证据。
总体上来看,赵尔丰川边六年任内,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清政府对川滇边藏的统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所收边地(改土归流),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不过赵尔丰治理边地过程中,因为局势紧迫,也因为其手段有些简单粗暴过于直接,地方势力虽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也暂时被降服了,但是仍然有很大的隐患。
身陷保路运动风潮,进退维谷以至身死:
正当赵尔丰在川边锐意进取和开拓滇缅的同时,四川内部局势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影响了四川,也影响了赵尔丰,也影响了全国乃至历史。
宣统三年(1911)4月,赵尔巽由四川总督调任东三省总督接替锡良,锡良调任热河都统。赵尔丰接替哥哥任四川总督,同时继续兼任边务大臣职务,未到之前,由四川布政使王人文护理,边务大臣事务由傅华封暂时署理。
当时清政府欲推行铁路国有计划,主要针对川汉和粤汉铁路的民营计划进展多年不顺利,而牵扯地方就是川鄂湘三省。客观上,川汉粤汉铁路国有计划是必须的可行的,当时中国民间无能力无技术修筑跨省的铁路干线,而盛宣怀等人与洋人谈判签订的借款合同已经是清末铁路借款中条件最好的了。但是盛宣怀和端方急功近利,以及清政府高层不考虑三省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善后措施,欲强行推行,引发了三省尤其是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因为当年为了路权,四川地方政府实行了所谓的租股,即按粮户的收获量派购的路股,随正粮征收,而且起征点比其他省还要低,这样川省几乎人人都有股份,当然实际上是被迫参与的。这些钱都放在铁路公司里头,而路却没有修,钱却积攒的高达几百万两之巨,当时仍有七百万两。而理念公司高层挪用路款达300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各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没有生到利息,反而损失本金达200万之多。而清政府的国有计划中没有提到占比如此之大的租股如何解决的办法,也不管亏空和挪用的钱怎么办,只是简单的说发给空白的无利息股票。这无异于抢劫。
宣统三年夏季,四川就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运动遍布全省。护理总督王人文深知局势,不断上奏清政府要求川路国有一定要量力而行,考虑好善后措施,清政府高层认为王人文态度软弱,由处事强硬的赵尔丰接任川督。赵尔丰到任后,也发现保路运动牵扯的事情和人以及利益极为复杂,超乎原有的现象。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清廷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
赵尔丰面临朝廷的压力被逼无奈,只能忠实的执行清廷的旨意。9月16日,赵尔丰召集各营军官训话,秘密部署弹压保路风潮。9月7日,他以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将应约而来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诱捕。消息传出,同志会组织民众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遭到卫兵的枪杀,造成“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各地同志军闻而起义,旬月之间,四川大半州县被保路同志军攻占,清军处处失利,四面楚歌。川军不愿意接受命令继续镇压,清政府于是派端方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定动乱,导致武昌兵力空虚,因此该事件也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赵尔丰也因此事件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留任边务大臣。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22日和25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原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但是局势并不稳定,12月6日,军队突然哗变,蒲、朱逃走,军政部长尹昌衡平定叛乱,被推为都督,掌控哥老会的大哥罗纶成为副都督。当军队哗变时,应一些绅商的请求下,赵尔丰以卸任总督和现任边务大臣的名义张帖布告以安定军心,因此,事后人们怀疑兵变是赵指使。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处决于皇城“明远楼”,赵尔丰死前,骂不绝口。
在保路运动中,赵尔丰原希望顺从民意,也确实替百姓说话,无奈清政府高层是一批愚蠢的明白人,非要强行武力行事,还不断给地方施压。并派兵进入四川,而端方也不断的参劾赵尔丰,赵尔丰无奈之下先制造了成都血案,后来又被迫交权宣布四川独立。至于后来的成都兵变,主要是军人和哥老会等势力策动的,而且成都城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也许是赵尔丰想重新夺权,也许是有人陷害,也许是有人真的希望他能稳定局势,不管怎么样他出面参与了,而事后又必须有人担罪名,也只能是他了。尹昌衡是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一手提拔起来的,内心开始也不想杀他,但最后仍然毅然决然的逮捕并杀了他。
赵尔丰被杀,主要是尹昌衡、罗纶希望借头立威以稳定混乱的四川但另外的原因恐怕还是赵尔丰虽然下野,但仍然是川滇边务大臣,仍然手握重兵,身边还有数千巡防军归他统率。而且他也确实在卸任前后秘密部署调兵事宜。赵尔丰在调遣傅华封的边军来成都的同时,又电调驻宁远(西昌)的新编陆军第十七镇第六十六标统叶荃率正规陆军三营和新募的士兵两营向成都进发,并且还调驻建南的巡防军统领马守城、司豹子各统五营分两路前来省城。这么看来,赵尔丰所调的陆军、边军和巡防军这三支部队,是在成都独立之前,那时赵尔丰还在四川总督任上,其目的是让傅华封等人的部队来成都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但如果说赵尔丰交权后听到清廷没有灭亡,于是产生悔意而调傅华封的边军准备复辟就不攻自破了。他卸任后,完全可以走,去雅安、去巴塘,去办理边务,离开成都这个是非之地,但他没有走,为什么,也许他还希望再重掌大权,与他极为亲近的周善培,却认为这只有一个极为平常的理由:赵尔丰的老妻生病了,尽管朋友们和老下属们都说,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们照顾,病好后送去,他应该先离开险地。但他告诉周善培:“我同内人是五十年的患难夫妇,大局如此,我丢了她不管,她没话说,我实在不忍。”说话间已经泪流满面。已经习惯了阴谋、并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的国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简单至极的理由,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真相?
不管怎么样,他死了,清朝灭亡前,许多封疆大吏都安然无事,但赵尔丰却成了交权之后被杀的唯一总督级别的封疆大吏。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咨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黑道的力量,终于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而赵尔丰的脑袋,也成为他们巩固权力、扬威立万的台阶。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的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当时年轻的郭沫若日后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而拿着赵尔丰人头当投名状的尹昌衡,几年后被袁世凯诱捕。赵尔巽自然要为其弟报仇,而赵尔丰之女,又正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多亏尹昌衡还曾经认过段祺瑞为老师,才保住了性命。这位果敢的时代骄子,出狱后就远离名利场,教书写书为生。此为后话了。
总评:
民国时代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曾作诗:
“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
“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
诗词简单通俗易懂,我们就不多解释了。
对于赵尔丰的评价差异比较大,因为其在镇压保路运动中,手段残忍。然而在赵尔丰经营川边藏的数年里,“所收边地(指改土归流),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为后来西康的建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尔丰对推动川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贡献,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在政治上,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管理;在宗教方面,抑制寺庙势力的恶性膨胀;在经济上,禁止土司、头人、寺庙放高利贷,严禁炒作买卖土地,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废除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鼓励垦荒,兴厂开矿,改善交通,发展邮政,统一度量衡;在教育方面,发展官学,打破了寺庙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而这些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附:
尔丰至边,已有数年,素知野番成性,向无理想,推心置腹,彼亦怀疑,反复开导,破釜沉舟,概不入耳。势必威以兵力,犁庭扫穴,然后抚之以恩,归心向化。……我朝优待数百年,而达赖不知感恩,认为羁縻。骄态自若,动辄要挟。……若再不及早图维,藏必终为他人所有,图维若何,惟乘此一战。……今正其时,若再迟疑,则不惟费手,且恐无及。何则?今日彼之器械不利,训练未精,政治不备,苛虐百姓,差徭繁重,淫行滥罚,无人可恃。彼虽言欢于外,尚属虚词,外人虽欲牢笼,亦无实际。况此时主权在我,各国周知,英纵欲得之,亦须几费踌躇。彼即欲投英,我尚能与之争执。若再迟久,不惟彼兵精器良,胜负未知,而英之诡计阴谋,必有愈侵愈进,由江孜及于拉萨之势。始则籍口游历,暗中通彼殷勤,继则协济械粮,显以示其亲睦。渐以立教堂,通贸易,甚且设领事,兴建筑。藏人既畏其威,再贪其利,未有不心悦诚服,其地已非我有。彼时若以兵争,英之暗助,固不待言。即明出干预,不曰有碍商务,即曰保护教堂,试想我兵能到藏一步耶!今奉谕旨出兵,竟敢抗命,乃不知破竹之势,已入堂奥,更非与论者知其底蕴。此时进藏,瞬息可至,英人无从干涉,迅速始恰,复以雨露之恩施之,去其苛政,苏其民困,兴学以破其愚,垦田以养其生,通商以裕其利,兴工以富其业,而后建筑铁路,以通内陆,百废俱举,此诚难得之时也。
——赵尔丰《致军机处速筹藏政电》光绪三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