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益菲：江户的读书会
晋有王羲之兰亭集会，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宋有苏东坡西园雅集，觥筹交错，吟诗作画。文人雅集在中国历史上数见不鲜、不胜枚举。一种似于我国文人雅集的文会活动亦出现在近世日本武士的日常生活中。朝日重章，一名生活在名古屋城下町的尾张藩中下级武士，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其参加文会的点滴。透过这些日记，或可窥得近世日本武士文会活动的原貌。
《鹦鹉笼中记》是日本江户时代前中期的一部武士日记，日记的主人朝日重章（一六七四至一七一八）是一位生活在名古屋城下町的中下级武士，从元禄四年（一六九一）六月十三日至享保二年（一七一七）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一直笔耕不辍，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如白描般记录下来，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史料。日记内容丰富，涵盖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学者市桥铎认为，这“宛然是一部以元禄为中心的世相史”〔《名古屋丛书续编》第九卷，《鹦鹉笼中记》（一），名古屋市教育委员会一九六五年，解说第2页〕。而文会活动正是《鹦鹉笼中记》所载社会诸相的一部分。
在《鹦鹉笼中记》中，有关文会活动的记录从元禄十年（一六九七）三月二十八日至宝永七年（一七一0）正月初七，前后共历十四年。联想朝日重章四十四年的短暂人生，文会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想必有着不凡的意义。整体而言，朝日重章对文会活动的记录十分简洁，多是寥寥数笔带过，但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在大部分记录中都有交代。遗憾的是，擅长白描叙事的朝日重章并没有对文会的细节做详尽描写。
具体而言，朝日重章等人举行文会的日期并不固定，前后间隔少则三四日，多则十几日甚至数月。其中，笔者注意到，元禄十年四月十二至五月初六这段时间举行文会的日期很有规律，前后相隔都是八天。而朝日重章在这一年四月分别于朔日、初九、十七以及二十五日当值，恰好也是前后间隔八日。这种时间间隔上的契合，或可说明文会举行的日期与成员的当值时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而且，因为武士一般在上午当值，所以文会多在午后、傍晚或是夜里举行，只有元禄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和宝永五年（一七0八）二月十三日的文会是在中午之前。文会的持续时间一般很长，有时会进行到深夜以至凌晨，这从日记中的“丑刻前归宅”“子时过，归宅”“亥半”等记录可见一斑。
文会并没有固定的会场，而是文会成员轮流承办。日记中出现的文会成员共计二十人，但是，每次文会并非全员出席，据考，每次文会，参加成员平均在三至五人左右，最多的时候有七人。文会成员阶层广泛，有藩士、神官、儒者以及僧侣等。成员之中，比较著名的有三位，分别是神道学家吉见幸和、尾张闇斋学派名儒小出侗斋以及国学者天野信景，他们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是文会的中坚力量，其他成员多是追随他们学习的尾张藩士。松庵和昌庵，其履历虽不可详考，但从名字来看当是寺庙的僧侣。文会成员并非一成不变，不时会有新成员加入。例如，宝永六年（一七0九）五月初二的日记中写道：“此会后，铃木胜右卫门入。”〔《名古屋丛书续编》第十一卷，《鹦鹉笼中记》（三），名古屋市教育委员会，一九六五年，463頁〕同年九月十五日条中写道：“十一日之会，昌庵加入。”（同上，498页）又诸如前期经常出现在日记中的铃木理右卫门，宝永年间的日记中就很少有他参加文会的记录，这是因为其于宝永元年（一七0四）病逝的缘故。
虽然朝日重章在日记中并没有对文会的细节做细致描写，但从中还是能发现一些历史线索。例如，元禄十年十月二十日条中所提及的吉见幸和“讲释中臣祓”，宝永二年（一七0五）八月初一日条中所提及的“晦哲（小出侗斋）来，有小学讲谈”，宝永五年九月十一日条中所提及的“今日职原开讲”。《小学》是儒学经典，《中臣祓》是神道经典，而《职原抄》则是北自亲房所作的有识故实书。从日记中所提及的文会研读书目可以推断，朝日重章等人所参加的文会是一个以儒学、汉诗、神道、有识故实等为主题的学术沙龙，与现代社会的读书会颇为相似。而且，朝日重章所参加的文会又非单纯的学术活动，从日记记录来看，文会成员们以文会友、答疑解惑之余还少不了美酒佳肴、觥筹交错。朝日重章在元禄十年五月初六日的日记中曾写道：“村濑半平处有文会，食笋满腹，味留舌喉。”而在同年九月六日的日记中，朝日重章对当日的文会做了“乐有余而不可演笔头”的评价，可见文会的氛围非常轻松活泼。此外，从当天日记中所记载的“各出鸟目（指日本古时的铜钱）而为文会”可以推测，该文会或许还会收取一定数额的会费以资文筵。
《鹦鹉笼中记》中有关文会活动的记录大致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元禄、宝永年间，尾张藩的一些藩士、神官、儒者以及僧侣等同好者结成文会，他们定期集于一室，研读儒学和神道经典，切磋诗文，亦把酒言欢，觥筹交错，颇具文人志趣。与传统印象里征战杀伐的日本武士相比，元禄、宝永年间参加文会的这些近世日本武士呈现出的却是一幅文人雅集的别样图景，此中意味，值得深究。
一六一五年夏，德川家康和丰臣秀赖的对决以德川军团攻破大阪城、丰臣秀赖自杀而告终。丰臣氏的灭亡标志着自战国时代以来连年征伐的结束，是年，朝廷在幕府的授意下改元“元和”，寓意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史称元和偃武。以元和偃武为起点，日本历史进入了一个泰平之世。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朝日重章所生活的时代，距离元和偃武已有半世纪有余，正是元禄文化发展的全盛期。这一时期文会出现在武士的生活中，与元和偃武以来日本社会历史发展有一定关联。泰平之世的日本武士早已远离了祖辈们戎马倥偬的征战杀伐，幕府的文治之风将马背上征战的武士逐渐改造成为统治机器服务的“上班族”。以《鹦鹉笼中记》作者朝日重章为例，他所属的本丸番和深井丸番都是三人一个值班小组，共八组，每八天轮换一次。这样，他每月只需值班四次就完成了所谓“奉公”的使命。这在现代社会的人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奢望。充裕的业余时间在客观上也为武士参加诸如文会等娱乐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近世日本社会是以身份制度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其特点是等级分明，代代世袭，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生来就会从祖先那里继承其家族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藩主之子世代为藩主却不能做将军，家老之子世代只能是辅佐藩主的家老而不能成为藩主，下级武士之子世代只能是下级武士。在这种被世袭身份制度所束缚的社会中，纵有经世之才，也不能改变世袭身份的命运。在中国和朝鲜，学问能为寒门士子提供立身出仕的机运，但在日本，学问带给武士的仅是修身养性而已。朝日重章等尾张藩中下级武士定期集于一室，研读儒学和国学经典，交流诗文的文会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他们对世袭身份制度下现实社会的一种无力的逃避。正如日本学者揖斐高所言：“他们疏于事关现实社会的经世之学，畅游于诗文书画的古典文学和艺术的世界之中，由此来治愈被现实社会所排斥的自我意识，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从现实世界解放自我的精神空间。”（揖斐高：《江户的文人沙龙：知识人与艺术家》，吉川弘文馆二00九年版，4—5页）对文会成员来说，文会是一种超越身份和地位的精神共同体般的存在，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治愈心灵的安乐场所。
文化的魅力在于多元化，一种文化现象，可以从多元的历史视角加以解读和理解。在文化形式上，文会活动与近世武士的会读（かぃどく）有共通之处。所谓会读，即学习者定期集于一室，针对既定的经典书目、章句，相互讨论、交换见解的集团式阅读方法，又分为读经典和讲经典两个层次（前田勉：《江户的读书会：会读的思想史》，平凡社二0一二年版，12页）。作为近世日本武士学问养成的读书方法，会读在江户时代各地的藩校和私塾中广为流行。元禄十年十月二十日条中的“讲释中臣祓”和宝永二年八月初一日条中的“晦哲（小出侗斋）来，有小学讲谈”等记录体现的即是讲经典的会读形式。
在历史功能上，文会是成员间交换和共享信息的场所。江户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五街道的畅通和递飞脚制度的确立促进了信息情报的流通。《鹦鹉笼中记》之所以因内容丰富而被称为一部“元禄世相史”，正是受惠于当时社会信息的流通，而文会极有可能就是他们彼此交换和共享信息的场所。文会成员中，朝日重章和天野信景私交甚笃，且有随笔集《尘点录》和《盐尻》流传于世。朝日重章的随笔集《尘点录》，内容主要是读书拔萃和杂录。由于全书散佚，现藏于日本爱知县图书馆的《尘点录》仅存二十六卷，其中，有四卷内容涉及《盐尻》。对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尘点录》不仅内容与《盐尻》内容重复，而且，笔迹也颇为相似，极有可能是天野信景令友人朝日重章誊写（名古屋市编：《名古屋市史》学艺编，川濑书店一九三四年版，89页）。《名古屋市史》人物编中评价天野信景懒于抄书，命多人代笔（名古屋市编：《名古屋市史》人物编二，川濑书店一九三四年版，88页），这点也印证了天野信景和朝日重章共享素材信息的可能性。
元禄·宝永期尾张藩的文会活动并非孤例，在京都，儒学家伊藤仁斋早在宽文年间（一六六一至一六七三）就结成了阅读五经的同志会，在江户，几乎与朝日重章同时代的大儒荻生徂徕及其门下的弟子也有读书会。但与伊藤仁斋学派和荻生徂徕学派纯粹以学术为主的读书会相比，尾张藩的文会则兼具学问和娱乐两种文化性格，这或许是居于江户和京都两大文化圈之间的名古屋文化特殊性的体现。而今，日本大学里一直保持着读书会的传统，学生和老师每周都会集于一室，围绕指定书目展开交流和讨论。每次参加读书会，都不禁会想到朝日重章等尾张藩士主办的文会，这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