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诗歌30首:一粒沙看世界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2012年2月1日),波兰诗人、翻译家,是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6年)的女诗人、第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美称“诗歌界的莫扎特”,其诗作被称为“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1945年3月发表第一首诗《我追寻文字》。1953年起在文学评论杂志《文学生活》撰写书评专栏“选读札记”。1992年这些专栏被编成书出版。除了个人的文学创作之外辛波丝卡还曾经把许多法文巴洛克文学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波兰语。2012年2月1日,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在克拉科夫因肺癌逝世,享年89岁。

失物招领处的谈话

我在北上途中遗失了几位女神,

在西行途中遗失了一些男神。

有几颗星已永远失去了光芒,无影无踪。

有一两座岛屿被我丢失在海上。

我甚至不确知我把爪子遗落在何处,

谁披了我的毛皮四处走动,谁住进了我的壳里。

当我爬上陆地时,我的兄弟姐妹都死了,

只有我体内的一根小骨头陪我欢度纪念日。

我已跳出我的皮,挥霍我的脊椎和腿,

一次又一次地告别我的感官。

我的第三只眼早已看不见这一切,

我耸动肩上的分枝,我的鳍抽身而退。

遗失了,不见了,散落到四面八方。

我对自己颇感诧异,身上的东西所剩无几:

一个暂且归属人类的独立个体,

昨天遗忘在市区电车上的不过是一把雨伞。

陈黎、张芬龄 译

一粒沙看世界

我们把它称作一粒沙,

但是它并不自称为颗粒或沙子,

它没有名字,依然完好如初,

无论是一般的或别致的、

永恒的或短暂的、

不恰当的或贴切的名字。

我的一瞥、触摸,于它没有任何意义。

它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被触摸。

它坠落于窗台,

这是我们的经验,却不是它的。

为此,这与坠落在其他事物上并无差别,

也无从确定,它已坠落,

或者,还在坠落。

对于湖泊,窗子可以看到美妙的景色,

但是,景色并不会观看自己。

它存在于这个世界,

无色,无形,

无声,无臭,无痛。

湖底并没有底部,

湖边也没有堤岸。

湖水感觉不到自己的湿润或干涩。

对自己而言,波涛,无所谓单数或复数。

波涛将寂静泼溅于自己的喧嚣之上,

在无所谓大或小的卵石上。

这一切都在天空之下,其实不曾有天空,

太阳落下,其实一点也没有下沉,

藏于心不在焉的云层,其实也并未藏匿。

风吹皱云层,唯一的理由是,

它在吹。

一秒钟逝去,

第二秒依然是一秒钟,

第三秒。

唯有对我们而言,这才是三秒钟。

时光飞逝,如一名携带紧急讯息的邮差。

但那只不过是我们的比喻。

人物是杜撰的,其匆忙也是假装的,

传递的也不是人的讯息。

胡桑 译

自切

在危险中,那海参把自己分割成两半:

它让一个自己被世界吞噬,

第二个自己逃逸。

它暴烈地把自己分成一个末日和一个拯救,

分成一个处罚和一个奖赏,分成曾经是和

将是。

在海参的中间裂开一个豁口,

两个边缘立即变成互不认识。

这边缘是死亡,那边缘是生命。

这里是绝望,那里是希望。

如果有等量,这就是天平不动。

如果有公正,这就是公正。

死得恰到好处,不过界。

从获拯救的残余再生长。

我们,也懂得如何分割自己,

但只是分成肉体和一个碎语

分成肉体和诗歌。

一边是喉咙,另一边是笑声,

轻微,很快就消失。

这里是一颗沉重的心,那里是不会完全死,

三个小字,像光的三片小羽毛。

我们不是被一个豁口分成两半,

是一个豁口包围我们。

陈黎、张芬龄译

乌托邦

一切都变得清清楚楚的岛。

这里你可以站在证据的坚固地面上。

这里除了抵达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

灌木被累累的答案压弯。

这里长着“猜对了”之树,

它的枝桠自古以来就不纠缠在一起。

简单直接得令人目眩的“解理之树”

长在“原来这么容易之泉”旁边。

越是深入树林,“明显之谷”

就越是开阔。

要是有任何疑问,风就把它驱散。

回声没人呼唤地响起,

热心解释世界的秘密。

右边,一个住着“意义”的洞穴。

左边是“深信之湖”。

“真理”脱离水底然后轻盈地浮上水面。

山谷上高耸着“不可动摇的信念”。

从它的尖峰可以一览无遗地俯视“问题的核心”。

虽然如此迷人,这岛没人居住,

而在海岸附近看得见的小小脚印

都毫无例外地伸向大海。

彷佛这里只有离开,

跃入深处便一去不返。

生命那不可测的深处。

陈黎、张芬龄译

结束与开始

每一场战争之后,

有人必须清理战场。

毕竟,事物

并不会自行收拾。

有人必须将瓦砾

铲到路边,

以便装满尸体的货车

通过。

有人必须跋涉穿越

泥泞和灰烬,

沙发的弹簧,

玻璃碎片,

血污的破布。

有人必须拖动柱子,

撑住墙壁,

有人必须为窗子安上玻璃,

将门装入门框。

没有原声短讯,没有拍照机会,

这需要许多岁月。

所有的相机都

到别的战场了。

桥梁需要重建。

火车站也一样。

衬衣袖子卷成了

碎片。

有人手持扫帚,

还记得事情的样子。

还有人在倾听,点点

未被击穿的脑袋。

而另一些人必定匆匆经过,

感觉一切

有点令人厌倦。

偶尔,有人仍必须

在灌木丛下

挖出生锈的争辩,

扔进垃圾堆。

那些了解

这场战争的人

不得不让位给

那些所知甚少的人。

以及所知更少的人。

甚至一无所知的人。

有人必须躺在

草中,隐藏

原因和结果,

嘴里含着茎秆,

凝望着云。

胡桑 译

植物的静默

我知道叶片、花瓣、穗子、球果、茎干为何物,

四月和十二月将对你们做些什么。

尽管我的好奇得不到回应,

我还是特意向你们其中一些俯身,

向另一些伸长脖子。

我已拥有一系列你们的名字:

枫树、牛蒡、獐耳细辛、

槲寄生、石楠、杜松,勿忘我,

你们却没有我的。

我们正一起旅行。

同行的旅人总是闲谈,

交换看法,至少,关于天气,

或者,关于一闪而过的车站。

不可能无话可说:我们拥有太多共同的话题。

同一颗星球使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

我们投下影子,依据同样的定律。

我们试着理解事物,以我们自己的方式。

那些并不知晓的事物,使们更为亲近。

我将尽我所能解释这一切,随意问吧:

双眼看到的事物像什么,

我的心脏为了什么而跳动,

我的身体为何没有生根。

但如何回答无法提出的问题,

尤其是,当提问者如此微不足道。

林下植物、灌木林、草地、灯芯草丛——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只是独白。

你们都没有倾听。

与你们的交谈是如此必要,却不可能。

如此紧迫,却被永远搁置,

在这仓促的人生中。

胡桑  译

博物馆

这是餐盘,却没有食欲。
这是婚戒,回报的爱
却已消失三百年。

这是扇子——何处残留着少女的羞涩?
这是几把剑——何处残留着愤怒?
黄昏时鲁特琴的弦音不再响起。

由于“永恒”已经缺货,
取而代之,一万件古物聚集于此。
长满苔藓的卫士在金色的睡梦中,
髭须支撑在展览窗的数字上……

八。金属、陶土、羽毛在庆祝
它们寂静的胜利战胜了时间。
只有一只埃及少女的发簪在傻笑。

王冠比脑袋活得更久。
手输给了手套。
右脚的鞋打败了右脚。

至于我,还活着,你瞧。
我与裙子的战争进行于愤怒之中。
它挣扎,愚蠢的家伙,如此顽固!
它决意在我死后继续活着!

可能发生的

辛波斯卡

它本该发生的。

它必定会发生。

它发生的早了点。晚了点儿。

近了点儿。远了点儿。

它没发生在你身上。

你幸存下来因为你是第一个。

你幸存下来因为你是最后一个。

因为你孤身一人,因为你在人们中间。

因为你向左转。因为你向右转。

因为下雨。因为阴天。

因为阳光灿烂。

你很幸运——有一座森林。

你很幸运——没有树。

你很幸运——一个耙子,一只钩子,一道梁,一片车闸,一根侧柱,一次转向,一公分,一瞬间。

你很幸运——刚好有一根稻草在水面飘过。

结果,因为,虽然,尽管。

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一只手,一只脚,一英寸,一头发丝的不幸巧合?

你会在这儿?会为另一次躲避,险情,缓和而昏眩?

网里有个洞而你溜掉了?

我震惊至极,我无话可说。

听,你的心在我体内是怎样地怦怦跳动。

元勇   译

写履历表

需要做些什么? 
填好申请书 
再附上一张履历表

尽管人生漫长 
但履历表最好简短

简短、精要是必须的 
风景由地址取代 
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

所有的爱情只有婚姻可提 
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

认识你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重要 
旅行要出了国才算 
会员资格,原因免填 
光荣记录,不问手段

填填写写,仿佛从未和自己交谈过 
永远和自己只有一臂之隔

悄悄略去你的狗,猫,鸟 
灰尘满布的纪念品,朋友和梦

价格,无关乎价值 
头衔,而非内涵 
他的鞋子尺码,而非他所住的地方 
用以欺世盗名的身份

此外,再附张露出单耳的照片 
重要的是外在形貌,不是听力 
反正还有什么好听的 
碎纸机嘈杂的声音

陈黎、张芬龄 译

越南

“女人,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你多少岁?来自何处?”“不知道。”
“那条地道怎么挖出来的?”“不知道。”
“你在里面藏了多久?”“不知道。”
“为什么你咬我的手指?”“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你吗?”“不知道。”
“你站在哪一边?”“不知道。”
“这是战争,你必须做出选择。”“不知道。”
“你的村子还存在吗?”“不知道。”
“这些是你的孩子?”“是的。”

陈黎、张芬龄 译

三个最奇怪的词

当我说“未来”这个词,

第一音方出即成过去。

当我说“寂静”这个词,

我打破了它。

当我说“无”这个词,

我在无中生有。

陈黎、张芬龄译

迷宫

——而现在只几步远

在墙与墙之间,

沿这些阶梯而上

或那些阶梯而下,

接着往左稍移,

如果不是往右,

从墙里面的墙

直到第七个门坎,

从任一处到任一处

一直到交叉路口,

诸路在此交会

为了再次分离:

你的希望,错误,失败,

努力,计划和新希望。

一条路接一条路,

但却没有退路。

可以走的唯有

在你前面的路,

那儿,仿佛给你安慰,

一个弯角接一个弯角,

惊奇后还有惊奇,

景色后还有景色。

你可以选择

在哪里或不在哪里,

跳过,绕道,

但不可以视而不见。

所以走这边或这边,

不然就那一边,

凭直觉,凭预感,

凭理智,凭运气

随便选一条捷径,

缠绕交错的小路。

通过一排又一排的

长廊,一扇又一扇的门,

速度要快,因为此刻

你的时间已不多,

从一地到一地,

到依然开放的许多地方,

那儿虽有黑暗和困惑

却也有隙缝和狂喜,

那儿有幸福,虽然辛苦

只一步之隔,

而在某处,此处彼处,

此方彼方,任何地方,

快乐总被不快乐包围

一如括弧嵌在括弧内,

而认清这一切之后,

一座悬崖骤现,

悬崖,但有条小桥,

小桥,却摇摇晃晃,

摇晃,但仅此一条,

因为别无他条。

某处一定有个出口,

对此我全不怀疑。

但不用你去寻找,

它自己会来找你,

它一开始就

悄悄跟踪你,

而这座迷宫

只为你一人,为你

一人打造,只要你能,

就属于你,只要是你的,

逃离,逃离——

陈黎、张芬龄译

▎旅行挽歌

一切都是我的,却是短暂的借用。

记忆一无所有,

而只在凝视的片刻,我才占据了事物。

记忆进入了心灵,宛如出土的雕像,

头颅错乱地摆放在一起。

在萨莫科夫城,只有雨,

一无所有,除了雨。

如今,从卢浮宫到指甲,

巴黎长满了眼翳。

圣马丁林荫道:如一些阶梯

伸向远方,逐渐消失。

在多桥的城市列宁格勒,

桥,只剩下了一座半。

可怜的乌普萨拉,巨大的教堂

缩小成一堆废墟。

索菲亚的不幸舞者,

一具身体,没有脸部。

随后,单独地看,他的脸上没有眼睛;

继续看,眼睛里缺少瞳孔。

最后再看,则是一双猫的瞳孔。

一只高加索鹰尖叫

在峡谷的复制品之上,

太阳骗人的金色,

伪造的石头。

一切都是我的,却是短暂的借用。

记忆一无所有,

而只在凝视的片刻,我才占据了事物。

无穷无尽,无边无际,

但具体到最细的纤维,

一粒沙,一滴水——

都是风景。

我不想隐藏一片草叶,

而要让人看到它的真实。

问候与告别,

使用了同一个眼神。

丰盈和匮乏

只是脖子的一次扭动。

胡桑 译

▎生日

顷刻之间,这么多事物充满了世界——如此匆忙,如此喧嚣!

冰碛石、海鳗、贻贝、沼泽、

火焰、火烈鸟、比目鱼、羽毛——

如何将它们排列整齐,如何将它们聚集在一起?

以及这些灌木、蟋蟀、匍匐植物、小溪!

仅仅是这些山毛榉、水蛭就需要几个星期。

栗鼠、大猩猩、菝葜——

太感谢了,但是,过度的仁慈会杀死我们。

哪里有容器可以装下:疯长的牛蒡、溪流的潺湲、

秃鼻乌鸦的口角、蛇的蠕动,那么多,那么麻烦?

如何堵住金矿,按住狐狸,

如何对付猞猁、食米鸟、链球菌!

取走二氧化物,它如此轻盈,却强劲有力;

那么,章鱼呢,蜈蚣呢?

我检查了价格,却没有勇气:

这些商品我付不起,不是我应得。

日落是否有点过量,也许,双眼

不再睁开去看日出,谁知道呢?

我只是穿过这里,这是一个五分钟停靠站。

我看不到远处的东西;太近的,我又会混淆。

当我试着探测虚空之物的内在感受,

我一定会掠过罂粟和三色堇。

多么失败,当你想道,多少努力已被付诸于

完善这茎干、雌蕊、气味,

为了它们被准许的一次性显现,

多么冷漠的精确,多么脆弱的自负。

胡桑 译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

这么多日期中的一个

我们不再记得。

那天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遇到了谁,谈了什么,

我不能记起。

如果附近发生了罪案,

我也没有辩解之辞。

太阳闪耀、消失,

在我的视野之外。

地球旋转,

并未记录于我的笔记本。

我宁可假设

自己暂时死去,

也不愿继续活着,

却记不住任何事情。

毕竟,我不是幽灵。

我呼吸,吃东西,

走路。

脚下发出声音,

手指当然也在门把上

留下了印迹。

镜子捕获了我的影像。

我穿了一些或另一些某种颜色的东西。

有人肯定见过我。

也许那天我找到了

遗失的一些事物。

也许我遗失了后来又出现的事物。

我曾充满感情与知觉。

如今那一切就像

括号里的一行圆点。

我藏身于何处,

隐匿于何处?

消失于自己眼前,

是一种不错的幻术。

我摇动记忆。

也许在它枝叶间

沉睡多年的某些事物

突然振翅起飞。

不。

显然,我已要求太多。

甚至是对一秒钟。

胡桑 译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一条鱼抓住一条鱼,

一条鱼切碎肚里有几条鱼的鱼,

一条鱼造一条鱼,一条鱼在一条鱼里面,

一条鱼从一条被包围的鱼那里溜脱了。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一条鱼爱慕一条鱼,

你的眼睛———它说———像天上的鱼闪亮,

我愿跟你游向我们共同的大海,

你这鱼群中的尤物。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一条鱼找到了高于一切鱼类的鱼,

一条鱼向一条鱼屈膝,一条鱼向一条鱼唱情歌,

一条鱼向一条鱼祈祷,为了减轻游泳的痛苦。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我是一条孤独的鱼,一条喜好孤独的鱼

(至少不是一条木头鱼石头鱼)

几次写在银山的小鱼,那么短,

也许它就是困惑地闪光的黑暗?

傅正明 译

在一颗小星下

我为把偶然称为必然而向它道歉。

万一我错了,我就向必然道歉。

请别生气,幸福,如果我将你占为己有。

死者,但愿你容忍这一切,我的记忆正在枯萎。

每一秒钟我都忽视了整个世界,于是,我向时间道歉。

我为将新欢当成初恋而向旧爱道歉。

原谅我,远方的战争,原谅我将鲜花带回了家中。

原谅我,外露的伤口,原谅我刺破了自己的手指。

我为小步舞曲唱片而向在深渊里呼喊的人道歉。

今天,清晨五点我仍在熟睡,为此我向等候在火车站的人道歉。

宽恕我,被追逐的希望,宽恕我一再地大笑。

宽恕我,沙漠,宽恕我未能及时带来一匙清水。

还有你,猎鹰,这些年你依然如故,在同一个笼子,

在空中,你的目光凝固在一处,

原谅我,即使你变成标本。

我为桌子的四条腿而向被砍倒的树木道歉。

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

真理,请不要太在意我。

尊严,请对我大度些。

容忍我,哦,神秘的存在,容忍我拆掉了你裙摆上偶然的针线。

灵魂,请别指责我偶尔才拥有你。

我向所有事物道歉,我不能随时到达每一个地方。

我向所有人道歉,我无法成为每一个男人和女人。

我知道,只要我活着,就不能变得公正,

因为,我是我自己的障碍。

言语,不要怪罪我借用了庄严的词句,

又竭尽全力让它们变得轻盈。

胡桑 译

写作的愉悦

这只被书写的母鹿为何跳跃着穿过被书写的树林?

是去饮泉中被书写的水,

水的表面将复印出她温顺的口鼻?

她为何抬起头;她听到了什么声音?

栖止于从真理借来的四条瘦小的腿上,

她在我指尖下竖起耳朵。

“寂静”——这个词在纸上沙沙作响,

拨开

从“树林”这个词中萌生的枝叶。

这些不怀好意的字母,

顺从地串联成句子,

埋伏着,在白纸上等待突袭,

永远不想让她逃离。

每一滴墨水潜藏着众多的

猎人,在视线后面眯缝着眼,

准备随时扑向倾斜的笔,

围住母鹿,缓慢地瞄准他们的枪。

他们忘了,纸上不是真实的生活。

这里另有律法,白纸黑字。

在我的话语中,眨眼的瞬间可以随意持续,

如果我愿意,它可以被切分成许多微小的永恒,

子弹停满飞行的中途。

除非我同意,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没有我的许可,树叶不会坠落,

草叶不会在蹄子完全的停歇中弯曲。

那么,是否有一个世界,

我可以彻底掌握命运?

时间可以用符号的锁链绑住?

存在听命于我而变得永无止尽?

写作的愉悦。

保存的力量。

凡人之手的复仇。

胡桑 译

葬礼

「这么突然,有谁料到事情会发生」

「压力和吸烟,我不断告诉他」

「不错,谢谢,你呢」

「这些花需要解开」

「他哥哥也心脏衰竭,是家族病」

「我从未见过你留那种胡子」

「他自讨苦吃,总是给自己找麻烦」

「那个新面孔准备发表演讲,我没见过他」

「卡薛克在华沙,塔德克到国外去了」

「你真聪明,只有你带伞」

「他比他们聪明又怎样」

「不,那是走道通过的房间,芭芭拉不会要的」

「他当然没错,但那不是借口」

「车身,还有喷漆,你猜要多少钱」

「两个蛋黄,加上一汤匙糖」

「干他屁事,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只剩蓝色和小号的尺码」

「五次,都没有回音」

「好吧,就算我做过,换了你也一样」

「好事一桩,起码她还有份工作」

「不认识,是亲戚吧,我想」

「那牧师长得真像贝尔蒙多」

「我从没来过墓园这一区」

「我上个星期梦见他,就有预感」

「他的女儿长得不错」

「众生必经之路」

「代我向未亡人致意,我得先走」

「用拉丁文说,听起来庄严多了」

「往者已矣」

「再见」

「我真想喝一杯」

「打电话给我」

「搭什么公车可到市区」

「我往这边走」

「我们不是」

金 婚 纪 念 日

他们一定有过不同点,

水和火,一定有过巨大的差异,

一定曾互相偷取幷且赠与

情欲,攻击彼此的差异。

紧紧搂着,他们窃用、征收对方

如此之久

终至怀里拥着的只剩空气——

在闪电离去后,透明清澄。

某一天,问题尚未提出便已有了回答。

某一夜,他们透过沉默的本质,

在黑暗中,猜测彼此的眼神。

性别模糊,神秘感渐失,

差异交会成雷同,

一如所有的颜色都褪成了白色。

这两人谁被复制了,谁消失了?

谁用两种笑容微笑?

谁的声音替两个声音发言?

谁为两个头点头同意?

谁的手势把茶匙举向唇边?

谁是剥皮者,谁被剥了皮?

谁依然活着,谁已然逝去

纠结于谁的掌纹中?

渐渐的,凝望有了挛生兄弟。

熟稔是最好的母亲——

不偏袒任何一个孩子,

几乎分不清谁是谁。

在金婚纪念日,这个庄严的日子,

他们两人看到一只鸽子飞到窗口歇脚。

陈黎、张芬龄 译

在 众 生 中

我就是我。

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

一如每个偶然。

我原本可能拥有

不同的祖先,

从另一个巢

振翅而出,

或者从另一棵树

脱壳爬行。

大自然的更衣室里

有许多服装:

蜘蛛,海鸥,田鼠之装。

每一件都完全合身,

竭尽其责,

直到被穿破。

我也没有选择,

但我毫无怨言。

我原本可能成为

不是那么离群的事物,

蚁群,鱼群,嗡嗡作响的蜂群的一份子,

被风吹乱的风景的一小部分。

某个背运者,

因身上的毛皮

或节庆的菜肴而被饲养,

某个在玻璃片下游动的东西。

扎根于地的一棵树,

烈火行将逼近。

一片草叶,被莫名事件

引发的惊逃所践踏。

黑暗星星下的典型,

为他人而发亮。

该怎么办,如果我引发人们

恐惧,或者只让人憎恶,

只让人同情?

如果我出生于

不该出生的部族,

前面的道路都被封闭?

命运到目前为止

待我不薄。

我原本可能无法

回忆任何美好时光。

我原本可能被剥夺

好作譬喻的气质。

我可能是我——但一无惊奇可言,

也就是说,

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陈黎、张芬龄译

种种可能

我偏爱电影。

我偏爱猫。

我偏爱华尔塔河沿岸的橡树。

我偏爱狄更斯胜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偏爱我对人群的喜欢

胜过我对人类的爱。

我偏爱在手边摆放针线,以备不时之需。

我偏爱绿色。

我偏爱不把一切

都归咎于理性的想法。

我偏爱例外。

我偏爱及早离去。

我偏爱和医生聊些别的话题。

我偏爱线条细致的老式插画。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我偏爱,就爱情而言,可以天天庆祝的

不特定纪念日。

我偏爱不向我做任何

承诺的道德家。

我偏爱狡猾的仁慈胜过过度可信的那种。

我偏爱穿便服的地球。

我偏爱被征服的国家胜过征服者。

我偏爱有些保留。

我偏爱混乱的地狱胜过秩序井然的地狱。

我偏爱格林童话胜过报纸头版。

我偏爱不开花的叶子胜过不长叶子的花。

我偏爱尾巴没被截短的狗。

我偏爱淡色的眼睛,因为我是黑眼珠。

我偏爱书桌的抽屉。

我偏爱许多此处未提及的事物

胜过许多我也没有说到的事物。

我偏爱自由无拘的零

胜过排列在阿拉伯数字后面的零。

我偏爱昆虫的时间胜过星星的时间。

我偏爱敲击木头。

我偏爱不去问还要多久或什么时候。

我偏爱牢记此一可能——

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火车站

我按原定计划 
没有抵达N城。

你已接到我一封 
未寄出的信的通知。

你总算没有在 
预期的时辰抵达。

火车在三号月台停下。 
很多人下车。

我没有占据的空间 
做了其他人的出口。

几个女人匆忙填补了 
我在 
人群中的位置。

某个我不认识的人 
跑向她们其中一个, 
但她立即就 
认出了他。

两人互相 
吻了不是我们的唇, 
一个不属于我的皮箱 
丢失了。

N城那个火车站 
轻易地通过了 
客观存在的测验。

一切都维持不变。 
那些细节沿着 
指定的轨道飞奔。

就连这次见面也 
按计划发生。

在我们现身的 
范围之外。

在可能性的 
失乐园里。

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啊,这些话声音多清脆。

黄灿然 译

一滴水落在我手上。

源于恒河与尼罗河。

源于离开海豹的胡须进入天空的白霜,

源于在伊苏和提尔城破碎的水罐。

在我手指所指之处,

里海会打开封闭的水域。

太平洋是鲁达瓦河温顺的支流,

一样的水流漂浮于细小的云中,掠过巴黎,

在公元七百六十四年,

五月七日,凌晨三点。

没有足够的嘴说出

你那些转瞬即逝的名字,哦,水。

我必须以每一种语言命名你,

在一瞬间,说出所有字母。

同时,我还要保持沉默——为了那个

尚未被命名,

并不存在于大地上的湖泊,就如那颗星辰

倒影于湖中,却不在天上。

有人溺水,有人奄奄一息时

向你求救。在很久以前,在昨日。

你将房屋从大火中救出,你攫走了

房屋与树木,森林与城镇,等等。

你在圣水盆中,你在交际花的浴缸中。

在棺木中,在亲吻中。

你正侵蚀石头,滋润彩虹。

在糖果中,在金字塔与丁香花的露水中。

雨滴多么轻盈,

世界给我的触摸多么温存。

不管何时、何地所发生的何种事情,

都被写在了巴别塔的水上。

胡桑 译

一见钟情

他们两人都深信

一种突然的激情使他们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信念是美丽的

但犹疑不定更为美丽。

如果从未相遇,他们确信,

他们之间将什么也不会发生。

然而,从街道、楼梯、走廊传来的词语在说着什么?

也许,他们已无数次擦身而过?

我想问一问他们

是否已不再记得——

在某扇旋转门里

在瞬间,他们曾看见彼此的面容?

也许,在人群中,曾低声说“对不起”?

在电话里,不经意地说过“打错了”?

然而,我知道答案。

是的,他们已忘却。

他们如此惊异,多年来,

机遇一直

摆弄着他们。

机遇还没有准备好

成为他们的命运

它将他们推近,又驱使他们分离,

它挡住他们的去路,

随后又闪到一边,

屏住了窃笑。

曾经有过一些迹象与征兆,

但他们未能解读。

也许是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个星期二,

一片树叶

从一人的肩上飘至另一个人的肩上。

意见东西掉了,又被捡起。

谁知道呢,也许是那只球,消失于

儿时的灌木丛?

门把上,门铃上,

一人先前的触痕被另一个的

覆盖。

他们寄存的箱子并排在一起。

有一个晚上,也许,他们做着相同的梦,

到了早上,却不再清晰。

每一个开始

仅仅是续篇,

事件之书

总是从中途开启。

胡桑 译

剧场印象

我以为悲剧最重要的一幕是第六幕: 
自舞台的战场死者复活, 
调整假发、长袍, 
刺入的刀子自胸口拔出, 
绳套自颈间解下, 
列队于生者之间 
面对观众。 
个别的和全体的鞠躬: 
白色的手放在心的伤口, 
自杀的女士屈膝行礼, 
被砍落的头点头致意。

成双成队的鞠躬: 
愤怒将手臂伸向顺从, 
受害者幸福愉悦地注视绞刑吏的眼睛, 
反叛者不带怨恨地走过暴君身旁。 
用金色拖鞋的鞋尖践踏永恒。 
用帽子的帽缘扫除道德寓意。 
积习难改地随时打算明天重新开始。 
更早死去的那些人成一列纵队进场, 
在第三幕和第四幕,或者两幕之间。 
消失无踪的那些人奇迹似地归来。 
想到他们在后台耐心等候, 
戏服未脱, 
妆未卸, 
比长篇大论的悲剧台词更教我心动。 
但真正令人振奋的是布幕徐徐落下, 
你仍能自底下瞥见的一切: 
这边有只手匆忙伸出取花, 
那边另一只手突然拾起掉落的剑。 
就在此时第三只手,隐形的手, 
克尽其责: 
一把抓向我的喉咙。

陈黎 张芬龄 译

特技表演者

从高空秋千到 
高空秋千,急敲的鼓声戛然终止 
在终止之后的静默里,穿过 
穿过受惊的大气,速度快过 
快过身体的重量,再一次 
再一次让身体无法坠落。

独自一人。或者称不上独自一人, 
称不上,因为他有缺陷,因为他缺乏 
缺乏翅膀,非常缺乏, 
迫使他不得不 
以无羽毛的、而今裸露无遮的专注 
羞怯的飞翔。

以吃力的轻松, 
以坚忍的机敏, 
在深思熟虑的灵感中。你可看到 
他如何屈膝蹲伏以纵身飞跃,你可知道 
他如何以头到脚密谋 
与他自己的身体作对;你可看到 
他多么灵巧地让自己穿梭于先前的形体 
为了将摇晃的世界紧握在手中 
如何自身上伸出新生的手臂——

超乎一切的美丽就在这一 
就这这一,刚刚消逝的时刻。

桥上的人们

奇怪的星球,它上面奇怪的人们。 
他们屈从于时间,却又不想承认时间。 
他们有他们表达抵抗的方式。 
他们画出这样的画:

初看毫不起眼。 
一处看得出是水, 
一道河岸, 
一条窄小的船费力地逆流而上, 
一座桥跨过水面, 
还有桥上的人。 
他们显然在加快步伐, 
因为雨水开始从一片乌云倾注而下。

问题是,什么都没有进一步发生。 
云既没改变形状也没改变色彩。 
雨既没消退也没猛增。 
船一动不动。 
桥上奔跑的人们 
一如他们刚才那样。

很难不在这里做一番评论: 
这根本就不是一幅天真的画。 
时间在这里被迫停下, 
它的法则不再被听从。 
它对事件的进程失去了影响, 
它受到了轻忽和侮辱。

要感谢一位叛徒, 
某一位歌川广重 
(顺便说说,这个存在者 
早已仙逝,这也合乎情理), 
时间绊了一跤,被摔倒了。

或许它不过是个没多少意义的恶作剧, 
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但实情的确如此, 
让我们补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数个世代来它一直被视为合情合理之举 
对这幅画推崇备至, 
对它不吝赞美而且为之陶醉感动。

对某些人来说,甚至这还不够。 
他们听到了雨的啪嗒声, 
感到了脖子和肩膀上雨点的沁凉, 
他们看着桥和桥上的人们 
仿佛看到了自己在那儿, 
在那永无终止的奔跑中 
沿着没有尽头的路,一直走向永恒 
并且他们有胆相信 
事情真是如此。

杨昌禹 译

和石头交谈

我敲响石头的门, 
——是我,请让我进去。 
我想进到你的里面, 
观看你的四周, 
呼吸你的气息。

走开——石头回答, 
我紧闭密封,无缝可进, 
即使把我分成碎块, 
我也封闭得很紧: 
即使把我研成细沙粉末, 
我们也不会放进外人。

我敲响石头的门, 
——是我,请让我进去。 
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 
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遇。 
我想造访你的殿堂, 
然后再去看看树叶和水珠。 
可是我的时间所剩无几, 
我之将死定会把你感动。

我是石头——石头回答, 
因此我必须无动于衷。 
从这里离开吧, 
我连笑都不会笑一声。

我敲响石头的门, 
——是我,请让我进去。 
我听说里面有空旷的大厅, 
不让人看看,再美也是枉然, 
一片寂静,没有任何脚步声, 
但你该承认,你心中非常明白。

空旷的大厅——石头说道, 
但里面没有你呆的位置。 
也许很美,不过是来自 
你那想象贫乏的趣味。 
你能见到我,但永远不会了解我, 
我会把自己整个外形向你展示, 
但却会封闭全部的内蕴。

我敲响石头的门, 
——是我,请让我进去。 
我并不想在你里面久留, 
我不是个时乖运蹇之人, 
我也不是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的世界令人流连忘返, 
我将空手进去,空手出来; 
我本身的真正存在就是证明, 
除了言词,我无法提供别的证据, 
而语言又往往不能使人相信。

你不能进去——石头说道, 
你缺乏参与的意识, 
而其他意识都不起作用, 
即便是洞穿宇宙的眼睛 
对你也毫无用处。 
你不能进去,因为你刚刚萌生愿望, 
只有这种意识的最初联想和想象力。

我敲响石头的门, 
——是我,请让我进去。 
我不能等待二十万年, 
才进到你的里面。

如果你不相信我——石头说道, 
你就去问树叶,它的回答和我一样, 
你就去问水珠,它的回答和树叶相同, 
最后,你只要问问自己的头发。 
笑声震动着我,是一种响亮的笑声 
一种我无法笑出来的笑声。

我敲响石头的门, 
——是我,请让我进去。

我没有门——石头回答。 
   
林洪亮 译

任何事物都不会再次发生

任何事物都不会再次发生 
重现时也不会完全相同 
因此我们出生时毫无经验 
我们死时也总是感到陌生 
虽然我们在全世界的学校中 
是最懒最笨的学生 
但我们也不会再去重读 
任何一个夏天和冬天 
决不会有两个相同的白天 
也不会出现两个相同的晚上 
决不会出项两个相同的吻 
也不会出现两种同样的眼神 
昨天,有人在我身边 
大声说起你的名字 
这对于我,犹如从敞天的窗口 
扔进一枝玫瑰花 
今天,当我们再次重逢 
我却把脸转向墙壁 
玫瑰花,玫瑰花怎会如此丑陋 
难道这是鲜花?也许就是石头 
为什么你,可恶的钟点 
会和不必要的恐惧混杂在一起 
你来了,但你又必须离开 
你离去,却又如此美好 
我们微笑着,相互紧紧拥抱 
试图在寻找我们的一致之处 
但我们依然有所不同 
就像两滴纯净的水珠

人与世界——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

文/辛波斯卡

据说任何演说的第一句话一向是最困难的,现在这对我已不成问题啦。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后一行——对我都是一样的困难,因为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理当谈诗。我很少谈论这个话题——事实上,比任何话题都少。每次谈及,总暗地里觉得自己不擅此道,因此我的演讲将会十分简短,上桌的菜量少些,一切瑕疵便比较容易受到包容。

当代诗人对任何事物皆是怀疑论者,甚至——或者该说尤其——对自己。他们公然坦承走上写诗一途情非得已,彷佛对自己的身份有几分羞愧。然而,在我们这个喧哗的时代,承认自己的缺点——至少在它们经过精美的包装之后——比认清自己的优点容易得多,因为优点藏得较为隐密,而你自己也从未真正相信它们的价值……在填写问卷或与陌生人聊天时——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职业不得不曝光的时候——诗人较喜欢使用笼统的名称“作家”,或者以写作之外所从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称来代替“诗人”。办事官员或公交车乘客发现和自己打交道的对象是一位诗人的时候,会流露出些许怀疑或惊惶的神色。我想哲学家也许会碰到类似的反应,不过他们的处境要好些,因为他们往往可以替自己的职业上冠上学术性的头衔。哲学教授——这样听起来体面多了。

但是却没有诗教授这样的头衔。这毕竟意味着诗歌不是一个需要专业研究,定期考试,附有书目和批注的理论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场合授与文凭的行业。这也意味着光看些书——即便是最精致的诗——并不足以成为诗人。其关键因素在于某张盖有官印的纸。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俄国诗坛的骄傲、诺贝尔桂冠诗人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就曾经因为这类理由而被判流刑。他们称他为“寄生虫”,因为他未获官方授与当诗人的权利。

数年前,我有幸会见布洛斯基本人。我发现在我认识的诗人当中,他是唯一乐于以诗人自居的。他说出那两个字,不但毫不勉强,相反地,还带有几分反叛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为他忆起了年轻时所经历过的不人道羞辱。

在人性尊严未如此轻易遭受蹂躏的较幸运的国家,诗人当然渴望被出版,被阅读,被了解,但他们绝少使自己超越一般民众和单调日常生活的水平。而就在不久前,本世纪的前几十年,诗人还竭尽心力以其奢华的衣着和怪异的行径让我们震惊不已,但这一切只是为了对外炫耀。诗人总有关起门来,脱下斗篷、廉价饰品以及其它诗的装备,去面对——安静又耐心地守候他们的自我——那白晰依旧的纸张的时候,因为到头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伟大科学家的电影版传记相继问世,并非偶然。越来越多野心勃勃的导演企图忠实地再现重要的科学发现或杰作的诞生的创造过程,而且也的确能几分成功地刻画出投注于科学上的心血。实验室,各式各样的仪器,精密的机械装置重现眼前:这类场景或许能让观众的兴趣持续一阵子;充满变量的时刻——这个经过上千次修正的实验究竟会不会有预期的结果?——是相当戏剧化的。讲述画家故事的影片可以拍得颇具可看性,因为影片再现一幅名作形成的每个阶段,从第一笔画下的铅笔线条,到最后一笔涂上的油彩。音乐则弥漫于讲述作曲家故事的影片中:最初在音乐家耳边响起的几小节旋律,最后会演变成交响曲形式的成熟作品。当然,这一切都流于天真烂漫,对奇妙的心态——一般称之为灵感——并未加以诠释,但起码观众有东西可看,有东西可听。

而诗人是最糟糕的;他们的作品完全不适合以影像呈现。某个人端坐桌前或躺靠沙发上,静止不动地盯着墙壁或天花板看;这个人偶尔提笔写个七行,却又在十五分钟之后删掉其中一行;然后另一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谁会有耐心观赏这样的影片?

我刚才提到了灵感。被问及何谓灵感或是否真有灵感之时,当代诗人会含糊其辞。这并非他们未曾感受过此一内在激力之喜悦,而是你很难向别人解说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几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也躲闪规避。不过我的答复是:大体而言,灵感不是诗人或艺术家的专属特权;现在,过去和以后,灵感总会去造访某一群人——那些自觉性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且用爱和想象力去经营工作的人。这或许包括医生,老师,园丁——还可以列举出上百项行业。只要他们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挑战,他们的工作便是一趟永无终止的冒险。困难和挫败绝对压不扁他们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问会自他们解决过的问题中产生。不论灵感是什么,它衍生自接连不断的“我不知道”。

这样的人并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们选择这项或那项职业,不是出于热情;生存环境才是他们选择的依据。可厌的工作,无趣的工作,仅仅因为待遇高于他人而受到重视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厌,多无趣)——这对人类是最残酷无情的磨难之一,而就目前情势看来,未来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因此,虽然我不认为灵感是诗人的专利,但我将他们归类为受幸运之神眷顾的精英团体。

尽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许存有某些疑惑。各类的拷问者,专制者,狂热份子,以一些大声疾呼的口号争权夺势的群众煽动者──他们也喜爱他们工作,也以富创意的热忱去履行他们的职责。的确如此,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们不想知道其它任何事情,因为那或许会减弱他们的主张的说服力。任何知识若无法引发新的疑问,便会快速灭绝:它无法维持赖以存活所需之温度。以古今历史为借镜,此一情况发展至极端时,会对社会产生致命的威胁。

这便是我如此重视“我不知道”这短短数字的原因了。这词汇虽小,却张着强有力的翅膀飞翔。它扩大我们的生活领域,使之涵盖我们内在的心灵空间,也涵盖我们渺小地球悬浮其间的广袤宇宙。如果牛顿不曾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园地面上的那些苹果或许只像冰雹一般;他顶多弯下身子捡取,然后大快朵颐一番。我的同胞居礼夫人倘若不曾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或许到头来只不过在一所私立中学当化学老师,教导那些家世良好的年轻仕女,以这一份也称得上尊贵的职业终老。但是她不断地说“我不知道”,这几个字将她——不只一次,而是两度——带到了斯德哥尔摩,在这儿,不断追寻的不安灵魂不时获颁诺贝尔奖。

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每一首诗都可视为响应这句话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纸页上才刚写下最后一个句点,便开始犹豫,开始体悟到眼前这个答复是绝对不完满而可被屏弃的纯代用品。于是诗人继续尝试,他们这份对自我的不满所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成果,迟早会被文学史家用巨大的纸夹夹放在一起,命名为他们的“作品全集”。

有些时候我会梦想自己置身于不可能实现的处境,譬如说我会厚颜地想象自己有幸与那位对人类徒然的努力发出动人噫叹的《旧约·传道书》的作者谈天。我会在他面前深深地一鞠躬,因为他毕竟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至少对我而言。然后我会抓住他的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你是这么写的,传道者。但是你自己就是诞生于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你所创作的诗也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因为在你之前无人写过。你所有的读者也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因为在你之前的人无法阅读到你的诗。你现在坐在丝柏树下,而这丝柏自开天辟地以来并无成长,它是藉由和你的丝柏类似但非一模一样的丝柏而成形的。传道者,我还想问你目前打算从事那些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将你表达过的思想做进一步的补充?还是驳斥其中的一些论点?你曾在早期的作品里提到'喜悦’的观点──它稍纵即逝,怎么办?说不定你会写些有关喜悦的'太阳底下的新鲜’诗?你做笔记吗?打草稿吗?我不相信你会说:'我已写下一切,再也没有任何需要补充的了。’这样的话世上没有一个诗人说得出口,像你这样伟大的诗人更是绝不会如此说的。”

世界——无论我们怎么想,当我们被它的浩瀚和我们自己的无能所惊吓,或者被它对个体——人类、动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难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所激愤(我们何以确定植物不觉得疼痛);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为行星环绕的星光所穿透的穹苍(我们刚刚着手探测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旧死沉?我们不得而知);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座我们拥有预售票的无限宽广的剧院(寿命短得可笑的门票,以两个武断的日期为界限);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它是令人惊异的。

但“令人惊异”是一个暗藏逻辑陷阱的性质形容词。毕竟,令我们惊异的事物背离了某些众所皆知且举世公认的常模,背离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明显事理。而问题是:此类显而易见的世界并不存在。我们的讶异不假外求,并非建立在与其它事物的比较上。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类的语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任何一个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接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看来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

陈黎 张芬龄 译

碎语、奇迹市场、或希望

——《我曾这样寂寞的生活》译序

文/胡桑

“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是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这是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的诗句,用来总结米沃什的好友、另一位波兰诗人辛波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的一生极其贴切。八岁起,辛波斯卡随父母迁居到波兰南部古城克拉科夫,并在这里居住了大半个世纪,直至生命的终点。她的家位于市区西北,是一所两室小屋。与克拉科夫古城其他区域内沧桑古朴而低矮的老楼(米沃什就住在古城东南角的这样一栋老楼里)不一样,这一片街区以高耸的现代公寓楼为主,被诗人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称为“知识分子区”,许多波兰诗人、作家、艺术家住在这里,包括扎加耶夫斯基自己。2012年2月1日深夜,辛波斯卡就在这所屋子里安静地闭上眼睛,她在沉睡中完成了八十八年的生命。这是从一次完整而静谧的生命中延伸出来的死亡。她的窗外有一株白杨。我们可以想象,她每天走到窗口凝视树木时的静默神情:

生前栽于屋旁花园中的树

仍在为他生长。

这句她参观歌德故居后写的诗,似乎是为自己写的。辛波斯卡声称所有的写作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她生存其中的世界。她的诗行随着世界的节奏而起伏。在具有挽歌性质的《植物的静默》一诗中,她以谦逊的姿态与植物所代表的万物交流,她自己则作为终有一死的侍奉者出现于诗中:

与你们的交谈虽然必要但不可能。

那么紧迫,却被永远搁置,

在这次仓促的人生中。

在她的诗中,我们能够领受到世界的令人惊异之处、生活的苦难、人类的尊严和内在的束缚、承受世界的坚忍与真诚,以及地平线上隐忍的希望。

1996年10月7日,在波兰《选举报》记者安娜·鲁德尼茨卡、塔杜施·内切克对她所做的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说道,“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令人赞叹。”两个月后,她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发表演说时,她一直在强调对于世界的“我不知道”的态度:“在诗歌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这是对世界的永恒的未完成状态的尊重,也是人类希望的来源。

作为二十世纪波兰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诗人,辛波斯卡总是与傲慢和雄辩无缘,有时候,甚至会给人以柔弱的感觉。然而,在这柔弱之中,她倾注了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大限度的爱。她是备受苦难的二十世纪波兰的女儿,但并不钟情于政治,也不关注热门的宏大主题。她专注于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事物。1996年11月14日,米沃什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论辛波斯卡》,他写道:“她在诗中是弱小的。她的诗只是一句碎语。”然而,她不是无聊生活的粉饰者、低级情感的推销员。瑞典学院院士布里吉塔·特罗泽克夫人的评价是,辛波斯卡“把诗歌当做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细节中发现奇迹,坚持不懈地领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她为每一首诗赋予优美的形式、精确而又富于层次的内容,为此,瑞典学院赠予她一个称号——诗界莫扎特。她以精致而富于节奏的诗歌语言演奏出一个富于魅力的精神世界,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在悼念她时说:“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

瑞典学院为辛波斯卡撰写的诺奖授奖辞是极其精确的:辛波斯卡的诗“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反讽不是廉价的幽默,相反,她善于精妙的错位、偶然和断裂唤醒根植于我们内在的对世界的忧伤、乡愁和依恋,在我们享受审美愉悦的时候令我们发出叹息,随后又引发我们赞美。

1923年7月2日,辛波斯卡生于波兹南附近的小镇布宁(Bnin)(现属于库尔尼克[Kórnik])。这座波兰小镇上有许多新哥特建筑。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红色屋顶,现在仍保存着,临近一个狭长的湖泊。她的父亲是小职员,1936年去世,当时辛波斯卡才十三岁。她还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玛丽亚·诺沃耶卡(Maria Nowojka)。她在诗中不太写私人事务,家庭成员也极少出现于她的诗中。只有在《终于,记忆》一诗中,父母的形象隐约出现,然而是在一个梦中,“他们的脸庞如两盏灯,在黄昏,发出幽暗的光。”《赞颂我姐姐》一诗中则出现了姐姐,一位从不写诗、却喜欢寄明信片的姐姐。我们对辛波斯卡的家庭几乎一无所知,正如我们对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欢将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们只阅读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则藏身于作品背后,正如墨西哥诗人帕斯说的:“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并不安定。1926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兰小城托伦(Toruń),她在那里上小学。1931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这里上完小学后,进入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尝试写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降临,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战争期间,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她写下了一些诗歌,在某次搬家期间,她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不过从未发表,自以为这是一篇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品。1943年,为避免进入德国的劳动营,她在一家铁路公司当职员。两年后,她入读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前途的专业。战后的波兰迅速社会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合法的思想,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学习了一年社会学。她并不清闲,上学的同时,还在一个小编辑部做校对工作。

1945年3月14日,对辛波斯卡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波兰日报》(Dziennik Polski)副刊《战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搜寻词语》(Szukam slowa),她作为诗人的生涯以此为起点,虽然这中间似乎具有一种偶然性。她曾经在一个访谈中说过,如果最初发表的是小说,她也许会成为小说家。可是命运偏偏让她成为了诗人。然而对偶然的忠诚才能成就命运,这也是辛波斯卡在诗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她在生活中也是这么实践的,她的一生是忠诚于诗歌的一生,当然,她真正忠诚的是生活。

当时,波兰诗人亚当·符沃德克(Adam Włodek)在《战斗》编辑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过十几本诗集的诗人,负责联系辛波斯卡。符沃德克十分欣赏她的处女作,发现辛波斯卡读的诗集那么少,他惊讶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小时候,辛波斯卡家里只有卡斯普罗维奇、泰特马耶尔的两本小诗集。她对现代诗歌几乎一无所知。出于偶然,同学送她一本战争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诗集,她在沦陷期读了这本诗集,这也许是她接触的仅有的先锋派诗歌。而符沃德克藏书丰富,她经常去借书看。两人迅速相恋,并于1948年结婚,不过,这段婚姻并不圆满,只持续了六年。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Kornel Filipowicz)是一名作家,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不久被关进德国集中营,战后被解放回波兰,随后从事小说创作,出版过二十余部小说,1990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内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充满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对过往岁月的沉思、对命运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的澄澈领悟。在其中一首《事件的版本》中,她写道:

个体的命运

被赋予我们,为了审视:

多数命运被我们拒绝,

带着恐惧与忧伤。

以及:

爱吸引着我们,

是的,但必须是

兑现承诺的爱。

他们通过这次婚姻兑现了爱情的承诺,也履行了在尘世的爱的义务。尤其是那首饱含深情的《一见钟情》,更是由爱的激情进而深入了对命运和机遇的思考。这首诗广为流传,打动过不少读者,包括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结束与开始》出版当年的圣诞节,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华沙街头的一个书摊上无意中发现了这本诗集,本来想把诗集送给《三色》的译者罗曼·格林,因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欢的诗人。当他翻阅诗集时,读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的主题与他正在拍摄的《三色》最后一部《红》十分接近,于是他留下了这本诗集。

辛波斯卡并非横空出世的天才诗人,而是一名逐渐演变、丰富、深邃的诗人,写诗对她来说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诗就像树木的年轮,经受着岁月的磨砺,生长出清晰的脉络。1949年,当她试图出版一部诗集时,由于已经社会主义化的波兰审查制度而流产,因为它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这部诗集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们曾把世界弄得先后没有秩序,

——它是那么细小,两只手就能抓住它,

那么平易,可以面带微笑地将它描写,

那么普通,就像祈祷中的古老真理的回声。(张振辉译)

这里我们可以隐约发现辛波斯卡诗歌的胚芽。不过,她随即遏止了这一胚芽的生长。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Dlagtego żyjemy),主动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保持一致。这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的诗集,涉及苏波友谊、战后重建、帝国主义等宏大主题,里面只有几首爱情诗以低沉的语调透露着她未来诗歌的走向,大多数诗歌显得空洞而虚假。这是一个完全令人感到陌生甚至有些厌恶的辛波斯卡。然而,这本诗集一出版就迅速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同年,她加入了波兰作家协会和统一工人党。(1966年,因不满将哲学莱谢克·柯瓦柯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开除,她宣布脱离统一工人党。)

1954年,她出版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Pytania zadawane sobie),在这本集子里,政治主题并未消失,却有所削弱,高亢的诗歌中掺入了一些低语。比如《向自己提问》一诗,她通过一系列质疑开始自觉地搜寻并辨认出自己的声音——对人性困境的敏感、对爱和真实的渴望和对沉默的敬意。在《被激怒的缪斯》一诗中,她写下了这样有力的句子:

是的,这平常的担心

却把我的喉咙扼住了。

……

幸运的是我知道,

应该怎样去对待这种沉默。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触及带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壮的诗句向我尖叫?(林洪亮译)

她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赋并不适合于“雄壮的诗句”,而逐渐向“带刺的玫瑰”倾斜,然而,对于二十世纪诗歌而言,辛波斯卡这一优雅的倾斜是多么幸运。

《我们为此而活着》和《向自己提问》两部诗集后来基本被诗人否定,在以后的各种选本中,这两本集子中只有零星的几首诗入选。她以沉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过去。在雅盖隆大学就读期间,她开始接触波兰先锋派作家,尤其是结识了诗人米沃什,在写作上也受到了他影响。尽管如此,米沃什仍直言不讳:“我不喜欢她的早期作品,她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不过,米沃什接着承认,“但(她的)每一部诗集都在变得更好。”1957年,《呼唤雪人》(Wołanie do Yeti)出版,这是一部标志性的诗集,从此她自觉地摆脱了政治诗的僵化声音,以柔韧而多层次的声音进入她所擅长的自然、爱情、人性、存在等众多主题。她的诗集不多,每本诗集一般也只有一二十首诗。她是少有的以少胜多的诗人,犹如一生只写了一百多首诗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

辛波斯卡的生活,则令人想起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和德国诗人阿内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ulshoff)。她也是一名深居简出的诗人,不喜欢出入公用场合,不喜欢接受采访和诗歌朗诵(她有一首《怯场》表达的就是对公开朗诵诗歌的反感)。宁静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年至1981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学生活》(Zycie Literacia)的编辑,负责诗歌部,培养了大批年轻诗人。

她没有生育。诗歌就是她的子女。她过着朴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后的晚年。她喜欢抽烟,喜欢鲱鱼和伏特加。她不是一个热衷于在生活上历险的人。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波希米亚气质。她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这将为难任何试图为她写传记的人。事实上,她拒绝别人为她写传记,她只希望人们能专心地去阅读她的作品。她不愿意成为明星,即使在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分特殊,这一年是化学家诺贝尔逝世一百周年。前一年的得主是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很多人没有料到诺奖会连续两年授予诗人。这一年的奖金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12万美金。辛波斯卡难以避免地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在接受巴布里拉·文茨卜的采访时,她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至少是不满意我的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这些纯属个人的私事,我不会公之于众。这会使我内心受到损害。我只是尝试——至少部分地——将我的某些人生经验融入我的诗中,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可是,要把这些得失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会和盘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为明星需要做广告。我只希望我的诗会有人去读,至于为自己做广告,我是干不出来的。”

阅读占据了辛波斯卡的大量时间,也呼应着了她平缓的生活节奏。1968年开始,她为《文学生活》“非强制阅读”撰写书评,与雅盖沃大学文学教授马强格轮流供稿。1981年,《文学生活》停刊,又为《选举报》陆续写过一些书评。她的书评行文不拘一格,随着性情而展开,轻松幽默,短小精悍,深为波兰读者喜爱。撰写书评对一个书虫来说是正中下怀的美差。她是那么热爱阅读,甚至说过:“我很老派,我认为阅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荣耀的事。”她还是翻译家,精通法语,翻译过不少法语诗歌,包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自己的诗中,她会偶尔掺入一些法语词。她那简短的诺贝尔奖授奖答谢辞是用法语演说的。

晚年,辛波斯卡每年秋天会住到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山区扎科潘内(Zakopane)。在这里的作家俱乐部二楼,她有一间屋子。扎科潘内以风景闻名于世,然而辛波斯卡追寻的是静默的生活。她的屋里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只在里面与世无争地修养、写作,偶尔在山路上散步。这是她理想的创作环境。在迪恩·墨菲的访谈中,她说:“我无法想象诗人不去争取安闲和平静。不幸的是,诗歌并非诞生于喧闹、人群之中,也并非诞生于公共汽车上。所以,必须有四面墙,并且保证电话不会响起。这是写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动荡生活,辛波斯卡一生过着简单而安静的生活。在早年的《墓志铭》里,她就设想了自己朴素的一生。

波兰诗人尤利杨·普日博希对辛波斯卡的评价很有趣:“她是个近视眼,也就是说,要在近处才能把一些小的事物看清楚,可是那些大的背景就看不清楚了。”辛波斯卡的诗都是对日常境遇、个体存在状况的沉思、质询、反讽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身上和他周围的环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体的困惑、个体的境遇。《在一颗小星下》几乎是她的诗歌宣言:“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她选择站在弱小的事物的一边。在《无需标题》中她写道:

当看见这些,我不再确信

重要的事物

比不重要的更为重要。

她重视诗歌写作中的民主,极力为被忽视、被压抑、被遗忘的事物增加砝码。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记者就这样称赞她:“你是唯一一位能够将不重要的事情变成重要的事情的诗人。”的确,她拥有一种奇异的天赋,即经由对日常事物的沉思,精妙地揭示出人类的普遍命运。用她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通过一粒沙看世界。辛波斯卡虽然与米沃什、罗兹维克、齐别根纽·赫伯特、贡布罗维奇同属于波兰战后一代先锋派诗人和作家群,但相对于其他人,她的诗凝注于普通的人和事,其政治色彩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被减弱到了很小的限度。辛波斯卡是真实世界的信仰者。《巨大的数字》是对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抽象世界的拒绝。《填写履历》更是这一主题上的杰作。她曾经回忆,八九岁时,她刚移居克拉科夫,和班上同学去参观一个反酗酒的展览会。然而,她对那些图表和数字无动于衷,记得最清楚的却是一块牌子,上面每两分钟就亮一下红灯,解说词是:“每两分钟,世界上就有一个人死于酒精。”她的一位女同学用手表测验红灯的准确性,并以优美的动作画着十字,念诵祝愿死者安息的祷告。这一细节感动了辛波斯卡。正是与真理具有沟通能力的、令人惊异的微小事物将世界从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来,这是辛波斯卡写诗的核心任务。她能够通过对细节的敏感,记录“日常的奇迹”。她的许多诗都呈现了对平凡事物的惊异感,比如《奇异》《奇迹市场》《一见钟情》等。通过诗歌,辛波斯卡将世界呈现为一个“奇迹市场”。她的诗是生动的剧场,人性和命运被暴露在灯光下。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Stanisław Barańczak)这样评论她的诗,它们“震动了许多读者,使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了许多事情,同时她也让他们把这些事情当成了戏剧表演。”她的诗试图更新我们对寻常事物的认知,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推到临界点。她的诗即使聚焦于某一场景,也会为之赋予各种夹层,为平庸的日常世界打开丰富的褶皱,比如《葬礼II》《特技表演者》《恐怖分子,他在注视》等。

请不要误会,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位只会经营琐事、热衷表象、兜售廉价情绪的诗人。她书写平凡且日常的事物,是为了防止个体的尊严受庞然大物(比如极权主义、消费主义)威胁。她写过一首《乌托邦》,用以揭示庞然大物的谎言性质。她相信个体的救赎,而不是集体的解放。在文茨卜的访谈《我将自卫》中,她甚至对读者阅读她的环境提出了期待,她不喜欢读者坐在大厅里集体感受她的诗歌,而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的闲暇时间,随意地翻开书本或杂志,读她的诗。她对具体世界的信仰是建立于布罗茨基所谓的两个否定之上的:对语言大众的否定,对引力法则的否定。她书写日常而普通的事物却拒绝平庸,书写具体而真实的事物却拒绝对重负的屈从。

辛波斯卡也不是原子论者。她渴望人类团结、友爱的能力。她曾说过,诗歌的职责就是将自己和人们沟通起来。在早年的诗歌《爱侣》中,她写道:“我们同情那些并不相爱的人。”(林洪亮译)她的诗歌才能体现在优异的反讽能力,在细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切近与渺远、偶然与必然的事物之间取得巧妙的沟通,使每一样事物随时可能走入另一个未知的空间。在一篇书评中,她写过:“在那个时代的平凡与伟大之间得到真正的平衡。”这句话仿佛是她对自己写作的总结。她的诗并不封闭,而是向生活开放,向每一个人开放。

现代主义诗歌在十九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有一个封闭性的神话,即诗歌必须自律、朝向自身。也许出于对马拉美、瓦莱里和维特根斯坦的误读,二十世纪产生了大量沉溺于语言游戏的纯诗主义者。对他们而言,诗歌不再是体验生活、沉思命运的古老智慧,而成了言说自身、外在于生活危机的形而上之物。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二十世纪一样,诗人们如此热衷于谈论诗歌形式自身的秘密,倾心于呈现一首诗成形的过程。更严重的是,这一情形经常发生于诗歌文本中而不只是在理论文章中。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东欧很少产生纯粹的形式主义诗人。在辛波斯卡的诗歌中,几乎见不到关于诗歌自身的言说。在众所周知的《种种可能》中,关于诗歌的诗句不是对形式主义的沉溺而只是对诗的守护: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辛波斯卡看重的不是语言的无限,而是语言和交往的内在困境,如她在《巴别塔》中表达的。即使在少数几首关于写作的诗中,她也并未蜕变为形式主义者,比如《写作的愉悦》,这首诗触及了语言不可思议的力量,即便如此,她依然将写作的愉悦视为“凡人之手的复仇”。她写作,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在她的作品中辨认出他们自己,她为每一个渴望爱和自由的个体写作。米沃什在《论辛波斯卡》中写道:“辛波斯卡的诗探索着私人境遇,然而有时相当具有普遍性,这样,她才能避免独白。……对于我而言,辛波斯卡首先是一名知觉诗人。这意味着她面向我们说话,与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作为我们的一员,为她自己储存私人事务,以一定的距离经营它们,而且,涉及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

辛波斯卡的诗歌并不锁闭事物,而是从事物身上敲出可能性的裂隙。她出版于1972年的一本诗集,取名为《种种情况》(Wszelki wypadek)。而在1986年的诗集《桥上的人们》(Ludzie na moście)中,又有一首诗叫做《种种可能》(Możliwości)。相信可能,这与她对待现实的态度一致。她不沉溺于当下,而是希望在当下注入记忆与未来,从而打开当下现实的封闭性。“每个人都可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必须是时代的孩子。也许我在某些方面属于十九世纪,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属于二十一世纪。我之所以属于下一个世纪,是因为我并不喜欢本世纪的所有事情。”在访谈《我站在人们一边》中,她如是说。对她而言,可能性并非预示乌托邦性质的专制性未来,并不代表对待世界的相对主义态度,而是在人类认清了自己的必然束缚之后仍不懈求索而得到的自由,是召唤希望的入口。她相信个体的、日常而微弱的、对雄辩具有天然体抗力的声音,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隐秘小径,尽管它曲折而漫长。她在文茨卜的访谈中说过:“我觉得我只能拯救这个世界一个很小的部分。当然还有别的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拯救这么一个很小的部分。”

2013年5月,波恩

来源: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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