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互文性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评价甚高，具体论述具见于《中国小说史略》第23篇《清之讽刺小说》；此外在杂文中又曾多次提到，如在《真假堂吉诃德》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中写道：“《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这个故事见于《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说的是已故娄中堂之子娄琫(三公子)、娄瓒(四公子)回到故乡湖州以后，阔极无聊，遂仰慕古代礼贤下士豢养门客的阔公子，努力接纳一些名士高人，于是先后求得名士杨执中、权勿用，后来又结识了据说是十八般武艺齐全的侠客张铁臂，稍后来了一件突发事件——
……两公子秉了一枝烛，对坐商议。到了二更半后，忽听得房上瓦一片声的响，一个人从屋檐上掉下来，满身血污，手里提了一个革囊，两公子烛下一看，就是张铁臂。两公子大惊道：“张兄，你怎么半夜里走进我的内室？这革囊里是甚么物件？”张铁臂道：“我平生一个恩人，一个仇人。这仇人已衔恨十年，无从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级在此。这革囊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但我那恩人已在十里之外，须五百两银子去报了他大恩。自今以后，我的心事已了，便可舍身为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办此事，只有二位老爷，外此，那能有这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来求，如不蒙相救，即从此远遁，不能再相见矣。”遂提了革囊要走。两公子此时已吓得心胆皆碎，忙拦住道：“张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处置？”张铁臂笑道：“这有何难？我略施剑术，即灭其迹。但仓卒不能施行，候将五百金付去之后，我不过两个时辰，即便回来，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药末，顷刻化为水，毛发不存矣。二位老爷可备了筵席，广招宾客，看我施为此事。” 两公子听了，大是骇然。弟兄忙到内里取出五百两银子付与张铁臂。张铁臂将革囊放在阶下，银子束在身，叫一声多谢，腾身而起，上了房檐，行步如飞，只听得一片瓦响，无影无踪去了。
到天亮，两公子备下酒席，广招宾客，也不讲是什么缘由，打算出众人不意地开一个别开生面的“人头会”，来共赏侠客表演奇迹。谁知怎么也等不来，一直等到晚上，革囊里散出臭气来，家里太太很不放心，打发人来叫公子们进去看看，他们进到里面去不得已打开一看，却是一颗血淋淋的猪头，约有六七斤重。“两公子面面相觑，不则一声，立刻叫把猪头拿到厨下赏给家人们去吃。”“两公子悄悄相商，这事情不必使一人知道，仍旧出来陪客饮酒。”这一对相门之子的难兄难弟从此闭门谢客，再也不结交什么高人侠客了。
这个新奇的故事其实是有所本的。中唐著名诗人张祜有任侠之风，著有《侠客传》，他也曾碰到这么一件不尴不尬之事：
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不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 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义气，可假余十万緡，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鸡为狗，无所惮。”张且不吝，深喜其说，乃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其期不至，五鼓绝声，东曦既驾，杳无踪迹。张虑以囊首彰露，且非己为，客既不来，计将安出，遣家人将欲埋之。开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叹曰：“虚其名无其实，而见欺之若是，可不戒欤。”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桂苑丛谈·崔张自称侠》)
张祜被骗的情节与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几乎如出一辙。钱锺书先生早就指出：“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又说，“近世比较文学大盛，‘渊源学’(chronology)更卓尔自成门类。虽每失之琐屑，而有裨于作者与评者不浅。作者玩古人之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会心不远，往往悟入，未始非他山之助，评者观古人依傍沿袭之多少，可以论定其才力之大小，意匠之为因为创。近人论吴敬梓，颇多过情之誉；余故发凡引绪，以资谈艺术者之参考。”(《小说识小续》)钱先生举过几个例子，也包括张铁臂的故事，只是点到即止，这里稍作引证以为说明。这两位公子礼遇杨执中、权勿用两位名士的故事，也都有些出处，与《史记》《三国志》《三国志演义》有着复杂微妙的联系，钱先生没有提到，而商伟先生研究《儒林外史》的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一书则有很好的分析。从这些例证中都可见出吴敬梓知识的广博与匠心的巧妙。
这种点铁成金，脱胎换骨，西方文论后来的术语谓之“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法]缔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后出的文本乃是先前种种文本的转换和衍生，在先的文本与据此改造过的文本互相生发，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分析某一本不能离开它所利用改造的文本(所谓“底文”)，也不能不管后来受它影响的文本，最好要加起来一道研究。这种办法看来特别适用于《儒林外史》的分析与研究。（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