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置信：中国的古文字何以如此费解
汉字由繁入简，汉语由音配字
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人类的进化是由简入繁、由愚到智的演变过程。然而，从中国的古文字看，却不尽然。中华民族的先祖所创造的文字、所流传下来的著作，现代中国人无论是解释字义，还是阅读著作，都是很费劲的。如果没有专家的翻译、阐释和解说，并把古文字加以简化，普通百姓就很难理解、也很难看得懂、更难以用得上。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难道现代中国人还不如古代中国人聪明吗？
1、中国文字创制的独特性
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创制的文字当中，中华民族创制的文字与众不同。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的典籍中，就有仓颉造字的记载。当然，我们不可能相信，数以万计的文字，都是仓颉一人所为。文字的创制，是千百万民众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按照事物的本身形象、按照口语的习惯音律，一点一滴、常年累月创制出来的。经过专家修订整理，使文字规范化、定型化。仓颉只是人们虚拟化的杰出代表。
文字的发明创造，绝不是一朝一夕即可成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我们的原始先祖开始并不会说话，在共同的劳作过程中，需要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正是这种需要，促使大脑逐渐学会了思维，发音器官逐渐能够发出声音。最初的语言不过是简单的呼喊，后来才逐渐进化为音节分明，并能够作为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的语言。
这是文字创制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的先祖是先有语言，然后才发明创制了文字，实现了语言和文字的有机结合。
众所周知，文字的发明创造，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还难以做出准确地决断。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成果看，大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公元前四千多年的“龙山文化”，就有了甲骨卜辞。从中就有“禾”、“黍”、“稻”、“麦”、“粟”等字。甲骨文中，还有“奴”、“仆”、“臣”、“妾”、“臧”、“奚”等字。至少在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我国已经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同时已经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在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约有10万多片，所记甲骨文单字4500多字，至今已确认者约有2000多字。这些字多以象形字为主。
此后，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人民创制的文字进行着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到了秦代，古文字即增加到3300个字，主要集中在《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典籍中。到了西汉，古文字即增加到5340个字，主要集中在扬雄所作的《训纂篇》。到了晋代，古文字猛增至12824个字，翻了一倍还多。主要集中在吕忱所作的《字林》中。
同时，在书写上也在不断改进。秦始皇根据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客观需要，对文字进行了统一，做到“书同文”，并决定用篆书作为文字的书写方式。此后，经历了由秦篆到汉隶的改变，然后又经历了由汉隶到唐楷的改变，最后又经历了由唐楷到宋体的改变。直到雕版印刷的出现，才使得汉字结构实现了总体定型。
2、中国字典编辑的持续性
自从文字创制以来，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们就开始收集、整理、研究汉字，并开启了编辑字典的漫长历程。
⑴古代文人编辑的字典。主要有：东汉时期的许慎编辑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收录小篆9353个字，收录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1163个字。每个字都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简明扼要，开启了我国字典编辑的先河。
南北朝时期，有些文人根据当时中国古文字的创制情况，陆续编辑了两部字典。其中，杨承庆所编辑的《字统》，有13734个字，顾野王所编辑的《玉篇》有16917个字。《玉篇》以楷书为主体，先注音，后释义，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
到了唐朝时期，文化空前繁荣，所创制的文字大幅度增加，达到了22561个字，主要集中在孙强所作的《玉篇》中。宋朝时期，我国文化也相当繁荣，所创制的文字又有大幅度增加，达到了31319个字。集中体现在司马光所编辑的《类篇》中。这是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
到了清代，康熙帝下旨，命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编辑一部大型辞书《康熙字典》，所收录汉字达到了47035个字。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将其作为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列入世界记录。《康熙字典》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⑵近代文人编辑的字典。1915年，由欧阳博存等编辑的《中华大字典》，收入单字达到了48000多个。中华书局在1980年根据初印本缩印出版。在重印说明中说，这部字典，是我国字典中收录单字最多的一种。不但解释字义比较简明，而且校正了《康熙字典》中的错误两千多条。是一部具有重要使用价值的汉语字典。
⑶现代文人编辑的字典。主要有三部：1971年，由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收录汉字达到49888个字。1990年，由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录汉字达到54678个字。1994年，由冷玉龙等主编的《中华字海》，收录汉字多达85000个字。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字从古至今，都是从研究的角度编辑字典。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从使用的角度编辑字典。把常用字抽取出来，编辑成小型字典，作为人们学习文化的工具书。于是，才有了《新华字典》的问世。从1953年开始出版时，收录了8500多个字。每次再版时，都增加一些字，截止到2020年8月，第12版时共收录了11200多个字。《新华字典》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字典，截止2015年7月28日，在全球的发行量高达5.67亿部。
3、中国文字改革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之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实行愚民政策。中国的文字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人都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进入近代社会，为了扫除民众的愚昧，中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古文字变成白话文。只有把古汉字通俗化，才能让更多人摆脱愚昧，启迪智慧。
新中国的决策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人民要当好家、做好主，必须解决语言文字的通俗化、简单化问题。由此，文字改革即刻提到了新生政权的议事日程上了。新中国建立伊始，1949年10月10日，即成立了以吴玉章为常任理事会主席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字专家78人，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1954年11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称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为主任。1985年12月16日 ，改称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汉字简化和整理、普通话推广、汉语拼音推行。其工作成果主要是：1956年1月31日，正式公布了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77年12月，发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除此之外，整理并公布了两批《异体字整理表》。1986年，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对原表中的个别字，作出了微调。
汉字的简化、汉语拼音的推行、字典工具的使用，迅速地让许多普通民众掌握了汉字汉语，极大地推动了扫盲工作，使建国初期的文盲率大幅降低。也为后来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4、中国汉字使用的准确性
在网络普及前，我们都是靠报刊来阅读文章，从中获得知识和信息的。写文章的人靠手写，可以反复斟酌方能落笔。报刊编辑在审稿时，要对稿件反复研读，发现字词、语法、标点使用不当，随时予以改正。在排版印刷期间，还设有专人进行校对，发现不当及时处理。双层把关，就使得文章面世时很少有文字、语法上的错误出现。
现在，网络高度发达，普及率非常之高。几乎全民上网，都想发表自己的作品。因而使得公媒体稿件激增，自媒体作品飙升。发表作品之人，文字水平参差不齐；发表作品媒体依靠纠错软件，并不能解决错别字、语法上的全部问题；有限的编辑又不能担负众多文稿的校对责任。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就使得相当一些网络文章中错别字、语法错误经常出现，甚至人名、地名、数字、标点等常识性错误也时有发生。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只要大家细心观察和阅读，语言文字使用不当问题随处可见。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很容易造成误解。既有损于作者的信誉，也有损于媒体的声誉。
经过简化过的汉字还会经常出错，那么，没有经过简化的古文字，即便借助字典，许多普通民众仍然难以认读。即使汉语言专业毕业的人，也不能认全所有的古文字。他们需要接触、运用古文字时，也需要借助字典辞书才能予以准确解读。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在汉字汉语的使用上，难道现代中国民众还不如古代民众吗？有鉴于此，笔者倡议：首先，文稿的写作者要在汉字汉语使用的准确性上多下功夫，把写错别字、语法错误当作耻辱来对待，就会大大减少汉字汉语使用不当的状况发生，有力提高语言文字的使用水平。其次，媒体平台要在汉字汉语使用的准确性上采取足够措施，避免错别字、语法错误再度发生。搞一场语言文字的清洁活动正当其时，各位以为如何？（此文写于2021年8月27日～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