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衰道微，尤用硬着脊梁｜嚼白句
（“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与我们。”——瓦尔特·本雅明 摄影：刘巍
51岁生日，自寿自励，乃是自家特权。）
“况当世衰道微之时，尤用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方得。”
——《朱子语类》卷五二
1，
“挺直了，别趴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一句话耳熟能详。
挺直什么？无非是腰板脊梁。
脊梁即人们俗称的脊柱骨，人和脊柱动物的中轴骨骼。《辞源》解释说，脊梁有支持躯干、保护内脏器官的作用。从生理学上说，在正常情况下，脊柱有向前、后方的四个弯曲，这种弯曲往往因长期姿势不正或疾病影响而过度后凸，引起畸形，成为驼背。
生理上的脊梁的弯曲，难以避免。生理上脊梁弯曲，成为驼背，在人的心理精神上虽然未必一定但却也容易产生自卑或极度自尊的扭曲。而一个人，如果精神的脊梁发生弯曲，这个人将从此或变得癫狂，或从此精神不再，生活由正常的积极追求，变成了要么疯狂掠夺人人恐惧的怪物，要么成为得过且过的行尸走肉。
所以，日常生活中，友人间“挺直了”的呼吁背后，不只是对尊严，也有一种对坚持不屈的期许。
日常生活中，一般人生理上的脊梁弯曲虽然也常见，但严重的并不多见。但是，精神脊梁的弯曲，却常常被有意无意的忽视，无视。
无意的忽视，是因为自我意识权利意识被抑制——抑制是漫长的苦难生活造成的——他们认为受苦受难天然就是自己的命运，必得跟着命运走，比如我在农村生活的父辈祖辈们过去就是这样认为。
而有意的忽视，大多数是因为最初的担惊受怕，到最后渐渐地也由有意的忽视最终走向习以为常漠视，混同为一种无意忽视。
当然，也还有一种，是自视——他们同样认为这理所应当，因为自己参与了一个“伟大的进程”，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应该自豪的，而不是羞愧——即便智慧如海德格尔。
纳粹上台后，雅斯贝尔斯问海德格尔：“希特勒这种没有教养的人怎么能统治德国？”海德格尔回答：“教养有什么重要？你只要看一看他那不可思议的双手就足够了！”。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注）
最终，他们都会认为，脊梁弯曲是常态，挺直的脊梁，才是病态变异。
2，
“一个人将会一步步被推得越来越远，直至他跨过某一界限，然而却没有注意到脊梁正在以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弯曲了。”（Victoria Barnett，《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tant Protest Against Hitter》，转引自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
是的，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脊梁的弯曲速度。
哈维尔讲过一个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的故事。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 经理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哈维尔文集》）
这样的故事背后，其实是一个脊梁已经弯曲了的人。
哈维尔的故事，并不是杜撰的。这样的故事，我们都曾是主人公——当然，不仅仅是蔬菜店挂标语，也包括我自己在职业生涯中被迫参加的与业务毫无关系的各种“学习”，尽管我后来以肖斯塔科维奇的“会议缪斯”来自我安慰——这个时候通常在抄诗，但是，本质上，我们是与当年捷克的这个国营蔬菜店老板完全一样的。
当然，我们可能还有比蔬菜店经理“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更高尚一点的理由——为了做一份有影响的严肃的媒体的长远考虑，我们可以妥协，甚至可以敷衍应付一些与我们追求相左的东西。但是，一个担心的阴影，其实一直笼罩着我们，妥协是为了更远的目标，会不会妥协到最后，只剩下了不断突破自己的妥协，而忘了原来内心深处的长远目标？这不是不可能，我们耳闻目睹了许多这样的故事。
3，
蔬菜店经理关切的是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再也当不了蔬菜店经理，甚至，可能平安的日子也不可能获得，所以，他这样做，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这样做是为了向某些力量表示自己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
我们又有多大区别呢？我们一样乖。
为什么会这么乖？
杀鸡儆猴，以儆效尤。这是古老的智慧。 因为不乖的命运已经展示。这个就叫“不服从的恐怖”。
奥尔德斯·赫胥黎1957年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总结巴甫洛夫的发现：当巴甫洛夫的狗达到或接近其大脑承受力的极限时，新的行为模式就能够轻易建立。于是，疲劳、伤痛和任何形式的疾病都会让狗变得听话，而“强烈的负面情感会让人变得听话”，这在巴甫洛夫之前就已经被观察到并加以运用了。“命运就是这么讽刺，他（巴甫洛夫在政治立场上似乎是一个旧式自由主义者）的研究和理论促成了一支遍布世界各地的狂热的全情投入的心灵和反射神经系统，誓要摧毁旧式自由主义的大军。”
“通过无所不包的措施体系，同时运用胡萝卜与大棒，脊梁弯曲了。”
“大多数明白异议后果的人，任由自己的脊梁被弯曲，并以各种心理上未感觉不适的方式为自己的默然同意辩护。”（《弯曲的脊梁》）
当然，态度不会马上改变，而是一步步的。这一步使下一步更容易，而且很难再扭转过来。
甚至，不是扭转过来的问题，而是某种意义上主动参与甚至开始享受这样的弯曲。就像扎米亚京的《我们》里边的绝大多数代码们，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里波卡诺夫斯基流程生产出来的不同等级的一模一样的“人”。
当然，《我们》里的代码和《美丽新世界》里的人毕竟还是科幻杰作，而活生生的人的改变，除了胡萝卜与大棒，还有彼特沃克说的另外的一点：
“让数量庞大的普通公民参与鼓动，不仅完成各项工作，为更大的组织赢得了尊严，而且它还把普通公民整合进了这一体系。除非他们愿意承认自己虚伪，而这是大多数人都不情愿做的事，那么参与这一体系的构建让他们成为了它的同谋者。参与巩固了他们的态度，迫使他们至少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向其他公益同胞展示其热情外表的舞台上。”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质。社会生活让一般人无法摆脱周边的影响，害怕被孤立被另眼相看，于是别人的活法有了极大的参照意义，这个时候，脊梁弯曲或许就开始加速。
于是个体消失了，都成了“我们”。
当然，对待成年人要难一些。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如果一直沿着从小就受的教育继续下去，脊梁的弯曲是不用担心的，我们长大后会跟我的父辈和祖辈一样，认为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天堂，别人生活在地狱。但是，经过了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开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全球化、世贸以及技术进步，让我们有机会彻底熔断从小受的教育。尽管不是所有人，甚至只是少数人。但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
4，
脊梁的弯曲，其实是一种顺服。
顺服的心理和行为选择，或许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并不只有在现代极权社会才存在。
指鹿为马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秦朝。而皇帝的新衣，虽然是童话，却也颇能说明问题。这些古老的故事，与蔬菜店的经理和厨房里的耳语者（《耳语者》），以及我们自己的故事，除了人性的弱点，还是建立在切身利益基础上的一种理性选择——无论这种理性选择有多怯懦。
所以，脊梁的弯曲，本质上是人性弱点基础上的一种理性选择，这是一种生存技巧。当然，这种技巧，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更多是被动的，保持距离的，多少有些勉强冷冰冰的，如同我们一些人喜欢说的普通人习以为常意义上而非古典意义上的“犬儒”。
理性的选择会留下记忆的印记，选择一旦开始，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即使扭转之后，也容易重蹈旧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旧伤复发死灰复燃。
“那个脊椎已经受伤的他，
别人很难让他相信，
还能笔直地站立。
受伤脊椎的记忆，
让他恐惧。
纵然治愈后，
休息已足够长，
并且不再有任何危险，
会再次折断其脊椎。”
这首名为《烧伤的孩子》的诗，写于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但直到2000年——40多年后——作者贝希尔才将它公开出版。而贝希尔，曾经是民主德国国家赞美诗的作者兼文化部部长。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的书名，即来自这首诗。（《弯曲的脊梁》）。相信贝希尔的内心深处，对于脊梁弯曲的滋味，会比许多人感受更深更痛楚。
5，
并不是所有人的脊梁都会弯曲。也有人宁折不弯。
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这些古老的故事，讲述了人性的另一面，同样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当然，这种理性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是顺服臣服可以理解的。其实不只是生命。
杨万里是许多人熟知的一位宋朝诗人，但杨万里还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名臣。宋人葛天民有诗云：“我与诚斋略相识，亦不知他好官职。但知拚得忍饥七十年，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不把文章做出诗。”（《寄杨诚斋》）
国民政府要求西南联大必须实行“使用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的行政条令时，联大公推冯友兰写下《抗辩书》，“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这是又一种面对权势时挺直了不肯弯曲脊梁的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才有西南联大的学术辉煌。
前面提到与海德格尔通信的雅斯贝尔斯，夫人是犹太人。纳粹上台后，雅斯贝尔斯因夫人的犹太身份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他的夫人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要求丈夫放弃自己，雅斯贝尔斯回答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没有任何意义。”
在纳粹的全面诱惑和压力面前，雅斯贝尔斯选择了与他曾经的学术密友海德格尔完全不同的道路。
“您应当理解和允许我保持沉默。我的灵魂沉默了；因为正如您所描述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能和哲学一起‘没有尊严’地存在，而是应当……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不过在沉默的效果下，只要您允许的话，我们还会走到一起来的。”（1936年5月16日，雅斯贝尔斯致海德格尔，未寄出的信。《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
战后，也只有在雅斯贝尔斯面前，海德格尔才为自己曾被卷入纳粹政治而感到“羞愧”。
这才是真正的“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李白，《赠孟浩然》）
6，
我得承认，我是个怯懦的人，从来就没有这样坚硬的骨头，怕死，怕给自己爱的人惹来麻烦。同样，我也爱享乐，美色肉体，口腹之欲，谁人不爱？
但是，无论在簌簌颤抖时还是在意兴飞扬际，我都会不自觉地想到一个词，尊严。这是伴随成长的记忆，尤其是自我精神成长的记忆。
如果一直生活在短缺时代（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时代），我一定跟大多数人一样，时时弯下脊梁而不自觉，被成功学牢牢统率，把物质成功视为唯一的“尊严”，而且，即使不择手段，只要成功，脊梁断了也不会有羞耻感——成功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金科玉律——但不是我的——唯一的羞耻感，可能只会来自为什么人家这样做了做成了而自己却失败了？
但是，幸运的是，我们走出短缺时代，因为中国被迫进行的改革开放，因为不完全市场经济，因为全球化和世贸，因为技术的进步，因为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我们生活的世界颠覆了，我们知道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无论未来如何，我相信也永远回不到从前。我们再也无须恐惧饥饿，不被“盗泉”诱惑，不弯曲人高贵的脊梁，也能有一个相对体面尊严的生活，无论从物质到精神。
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尤其是从做《传媒》杂志开始，我个人的精神世界已经与过去发生了真正的质变——那是市场的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与体制的割袍断义后对世界的理解——在媒体业服务，我一直渴望做有尊严的严肃的媒体，为推动社会前行尽一分心力，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受过教育的公民的责任，也是作为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兄弟，尤其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我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有责任为她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这个更美好的世界，不只是金钱构建，更需要公平正义法治这样的价值。
所以，即使是在面对政治、技术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多重压力下，我依然在我的职业生涯坚持做一件事：“维文”，维持自己认可的普世价值和文化调性，虽然时时必须妥协，弯一下脊梁。但这种“维文”，在即期功利主义时代，本质上还算是对政治正确的一种不妥协，不合作，甚至是一种进取型建设性的反抗。这也是我最后的职业生涯中，我共事的年轻朋友一直用安·兰德的那句“不要把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鼓励我的。
但是，个体的力量终究有限。我们被迫承认罪恶、暴力和我们个人在历史中的无助。
“（黑暗）引渡它
渴望每一个波动。”（济慈）
“与世界的疏离造成一种精神的个性，而沉入（向历史性沉入）则在个体自我中唤醒一切属人的东西。前者要求的是自我修炼，后者是爱。”（雅斯贝尔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雅斯贝尔斯强调的个人存在的独特性和自由性，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成为选择，而不再只是画饼充饥。当然，选择是个人自己的事。
当我们无法看守住我们曾经拥有的外在的世界的时候，又不想把自己的脊梁弯得那么难看，放手，不合作也是一种方式。“退出大合唱真是轻松”，我的一位老友这样写道。我非常庆幸自己毫不犹豫地熔断职业生涯，给自己保留了最后的颜面。挺直脊梁后的舒心——如生理解剖所言，脊梁不仅支撑躯干，也保护内在脏器——我在2017年上半年四次严重的“胃疼”（未作检查，症状是胃疼），疼得死去活来，但我自熔断职业生涯后，纵使放纵宴饮，那种疼至今也再未出现过。
当外在的世界和价值颠覆秩序扭曲的时候，在这个无力无助的世界，既无力反抗，也无望逃离，如果能够退守某个角落，保持内在的流亡形式，尽力维住自己的“文”，斯文体面，为自己创造一种秩序，并赋予其意义，合乎道德地活下去，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即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每一个独立的个人身上，都意味着整个世界，哪怕整个世界不再努力，你的努力，就代表了所有的意义。这是另一层面上的建设自己，就是改造社会，就是建设新中国。
“近市偏逢食有鱼，闭门不问出无车。
牛衣聊自对妻子，蜡酒时将洽里闾。
世网幸疏如野马，微名犹在愧山樗。
亦知农圃真吾事，春至频翻种树书。”（唐荆川：《陈渡草堂二首》之二）
农圃春种树，时候快到了。
（作者系网易新闻 网易号 “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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