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鲁迅与《大公报》

鲁迅与《大公报》

鲁人

鲁迅发表过作品的刊物，基本集中在京沪两地。两地之外刊登过鲁迅作品的报刊零星得屈指可数，且发表数量也很少。不过未发表鲁迅的作品，但与先生发生过关系的报刊却不少，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算之一了。只是从鲁迅日记中看，仅有三次。

第一次颇不愉快，便是那有名的“患脑炎”事件。1934年3月10日，天津《大公报》刊载了一则简讯，说据日本《盛京时报》上海通讯，鲁迅“忽患脑病，时时作痛，并感到一种不适。经延医证实确系脑病，为重性脑炎……”鲁迅大约是在15日得知此消息，他随即自嘲地写了一首无题七绝：“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先生将绝句寄给了台静农，并在绝句后注明：“三月十五日夜闻谣戏作，以博静农兄一粲”。他在16日的日记中道：“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戏作一绝寄静农”。《盛京时报》上通讯的具体内容，今日已无从可考。不过，当时北京确有人散播鲁迅在上海发了疯，患了“迫害症”之类的谣言。2月份时，就曾有学生给鲁迅去信关心、慰问，先生将绝句寄给台静农，也算是解除大家的猜测和忧虑了。

第二次，在鲁迅1935年8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以《大公报副刊》一纸寄懋庸。” 这一纸是指27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徐懋庸《打杂集》的短文。鲁迅将当日的报纸寄给了徐懋庸，还在报纸空白处写下了对短文的评语。《打杂集》1935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鲁迅为其作序。当年，3月26日，徐懋庸将文稿交给鲁迅请为其作序，先生认真审读之后，31日作就，于翌日寄给徐懋庸。7月19日，徐懋庸送给先生“成书一本”。

1935年10月15日，鲁迅日记记载了他与天津《大公报》的第三次关系，“上午得司徒乔信并单印《大公报·艺术周刊》一卷。”周刊的内容鲁迅未记录，猜测应该是刊登了司徒乔的绘画作品吧。鲁迅从小热爱美术，收藏有大量美术书籍和绘画原作，还翻译过《近代美术思潮论》，他还是中国现代木刻的开拓者和启蒙者。鲁迅很欣赏司徒乔批判社会的精神和勇气。1926年6月，先生在司徒乔的个人画展上，就曾购买过他的两幅绘画作品，其中，铅笔画《五个警察一个O》被先生一直悬挂在北京故居自己的卧室兼工作室内。鲁迅去世后送葬时，灵车前的巨幅画像便出自司徒乔之手。

这后两次与《大公报》有关的事，到是鲁迅关心支持青年的佐证了。对徐懋庸，不但帮他看稿写序，书出版后，还关注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并及时将这些评价反馈给作者本人。实在体现了先生对青年的苦心。司徒乔将周刊寄给鲁迅，即希望得到先生的指教，也是对先生多年来的关怀的感谢。

除了鲁迅日记记载的三次，他与内陆《大公报》有关的其它事，都发生在他去世以后了。先生去世一周年时，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了一部八、九百页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书中收录了大量先生去世后海内外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讣告、消息、纪念文章，及丧葬过程中的各类资料。其中，就收录了《天津益世报》在1936年10月21日专发的《悼鲁迅先生》的社论。但书中却未见天津《大公报》的任何记录。到是发刊仅半年的上海《大公报》，20日发布了“鲁迅昨在沪逝世”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先生的木刻头像、遗容照及生前与亲属的合影等。第二天，又刊登了“鲁迅遗体，今日入殓”的消息，并对前一天的祭吊情况做了报道。以后又发表了数篇怀念文章，其中，英、美人士各一篇。

1949年10月19日、21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访鲁迅先生北京故居》，以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1956年10月19日、21日，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大公报》又用两天的版面发表了陈朴编写的《鲁迅的故事》。此时的《大公报》已经定址北京。1966年9月14日，距鲁迅逝世30周年还有一个月零5 天，内陆的《大公报》彻底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