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龙杰:一个拉煤人的经历

无论走多远,家乡总是我们最温暖的牵挂

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一个拉煤人的经历

作者 |贾龙杰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收完秋种罢麦,就是一冬一春的农闲季节。走近许南公路放眼望去,公路两侧,南来北往拉煤的架子车,一辆接一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蚂蚁搬家一样,绵延数十里,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道特殊景观。
当时农村那么多人去北方拉煤,其主要原因有两条:
一是用于一日三餐的生活。当时的农村,不光是口粮欠缺,烧柴也很紧张。农民用的都是传统柴火灶,烧的都是庄稼秸秆。麦秸是要留下喂牲口的,不能烧锅,其它庄稼的秸秆如包谷杆、芝麻杆、花柴、豆杆等是远远不够烧的。小孩子放学和过星期日,背着箩头拾柴火是其主要工作。有时候家中的男劳力还要到拐河、四里店等深山区去买栎梢拉回来当柴烧。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矿区生产队的小煤窑多了起来,农村也渐渐改用烧煤做饭了。先是用风箱烧烟煤做饭,后又改用无烟煤(我们这里通称为“密煤”),打成蜂窝煤生炉子做饭。用烟煤要到平顶山去拉,用无烟煤要到禹县神垕、梁洼一带去拉。
当时县里设有煤建公司,但只供应县里的工业用煤和城镇居民的生活用煤。农村社员的生活用煤,不在国家计划,除了个别有门路的能开后门弄来一些平价煤外,大部分人还得拉着架子车远征几百里,到平顶山、禹县去拉煤。
二是农村盖房子要用煤来烧砖瓦。农村在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时期,毁坏了许多民房,农民居住条件很差。1962年后,经国家政策调整,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很多社员也都想把原来的草房换成砖瓦房。再者,当时农村结婚娶媳妇,女方提出的条件都是“三间瓦房过风脊,车子、手表、缝纫机”。盖三间瓦房需“万砖万瓦”。当时大家经济都很困难,为了省钱,有的社员就在工余时间自己做砖坯、做瓦坯,自己请窑匠烧制。没人手的干脆去平顶山拉煤,到窑上换砖瓦。
当时县煤建公司烟煤的牌价是每斤2分2厘5(约合今之2.5元)。每块砖的价格是4分,每块瓦的价格是1分。若用煤换砖瓦,1斤2两煤可换一块砖,1斤煤可换4块瓦。仔细算起来,用煤换砖瓦还是很合算的。
用架子车拉煤,每车至多只能装一千二三百斤。盖三间瓦房的砖瓦,若用煤换,估计得用万斤以上,没有十趟八趟是完不成任务的。
这便是一冬一春拉煤的架子车在许南公路形成规模景观的根本原因。

平顶山距我们这里200多里,禹县和神垕、梁洼都有300多里,来回得折腾十来天。当时的路况很不好,到矿山上装车也不顺利,每一趟都经过千辛万苦,他们所受的磨难,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得到的。

为了能反映当年拉煤人的原生态,我让我侄子贾岐山亲口叙述一下当年到禹县神垕拉煤的一段经历。

下面是我侄子贾岐山拉煤经历的口述:
那是一九七零年冬天,记得是在11月初,我们这几家柴火都不够烧,商量着上神垕拉车煤。我们一块去的共有4个人,增新、保堂、玉星和我。我们家距禹县神垕有300多里,来回得十来天,得做好充分准备。先蒸了几锅红薯面掺包谷面的窝窝头。怕时间长了出醭,把一部分馍切成片晒成馍干。再擀十来斤面条晒干。红薯、包谷糁都带一些,再拿一些咸菜和油盐什么的。做饭用的铁皮火圈、小铁锅,睡觉用的被子、二尺宽的麦草小苫子,以及修车用的全套工具,都得带上,一件都不能少。
那时家里十分困难,拉一车煤得十块钱,但我的父母七凑八凑只弄了五块钱。增新和我一样,也只带了五块钱。保堂和玉星拿的钱也不够,但人家都带了一些布票,能在矿山的黑市上变成钱。听说独树街北小顶山前有个庄叫暖泉,出产一种英石,是做陶瓷泥坯的原料。
我和增新的打算是,神垕有陶瓷厂,顺便捎去一车,可卖五六块钱,这样勉强可以凑够一车煤钱。但算处不打算处来。我们四个人一起从独树下路往北去暖泉,走了十来里,迎面过来两辆架子车,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去暖泉拉英石。那位老哥说:“你们也别去了!我们也是去拉英石的,那里的英石早没了。”我们一听这话,浑身稀软,象霜打的蛤蟆,路也走不动了。掉转车头,在路上歇了一会儿,等又回到独树天已经黑了。我们就在独树许南路南边,一个小村庄的高台牛铺上,停下来生火做饭。吃了饭,就在架子车下铺床睡觉。钱的问题解决不了,到了煤窑的地方怎么办?我们四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没有想出办法来。最后我说,天无绝人之路,有的是力气,明天再碰运气吧。
第二天天不明我们就上了路,走到郏县听一个老乡说,禹县、神垕矿上收购支巷道的坑木,最好是柳木的,论斤称,一般情况一个柳木树干能卖一二十块钱。我和增新一商量,这又是一个办法,就决定下路到村庄上去找柳树。保堂和玉星向梁洼方向走,我和增新向着神垕方向的农村寻找柳树轱辘(即柳树干)。跑了五六里,终于看到一个村子水坑边放倒了一棵柳树,两三把头,七八尺长,要十五块钱,但我们两个每人只有五元钱,好说歹说,人家看我俩真是没钱了,就算十块钱卖给了我们。
买下了柳树,心里踏实多了,我们就加快步伐往神垕赶。距矿山不远处,听一个老乡说,若抄近道从这个陡坡上去,可省五六里路。但这个坡实在太陡了,就是两人拉一辆车也上不去,我们只好把车子拆开,两人抬了上棚儿(车身),回头抬下盘儿(车轮和轴杠),再抬柳树桩,一直抬了五趟才抬完,虽然省些路,却不少费事,也没少费时间。到达矿上,已七八点了,估计是一家生产队办的小煤窑,我们只好住下。第二天上班时分,我们就去交树干,但人家已不论秤称了,每根树桩只给10元钱,我们费了这么大周折,白费了这么大力气,到头来却仍是圆扯圆。我们两个共有这10元钱,只能买一车煤,这可怎么办?
听工友们说,矿上有些临时活可以挣些钱。我俩就到矿上的办公室去问,人家说现下没什么活可干。我俩就蹲在门口不走,死缠活缠,一个负责人终于说:“门前这堆坑木有些碍路,您俩给它挪过去。挪完给你们一车煤。”我俩一听,十分高兴。放眼一看,这垛坑木有三间房子那么长,两米那么高,这得多长时间才能挪完!但仔细一看,碍路的只有两三米宽,其余的并不碍事,我俩就赶紧动手,把东头碍路的这一截搬到两头码好,不到半晌就完成了任务,到财务上交了差,开了票,就赶快排队装车。等排到跟前,不等人家装,我俩就用做饭的铁锅往车上挖。
等装满了车,急忙拉去过磅,过磅不排队,但每人得往十米外的沟里搬运五车煤矸石才能过磅。等运完五车煤矸石,天已黑了。从山上往下拉,坡很陡,据说一车煤得四五个人帮忙才能拉到山下的路上,我们只有两个人,肯定不行,只好先住下。幸亏遇到上蔡县的三个人,我们一商量,今晚先住下,明早5个人互相帮忙,好平安下山。
但第二天一觉醒来,上蔡的三个人早已走了。我们两个只得马马虎虎吃了早饭,就准备下山。坡真是太陡了,路又坑坑洼洼,满是石头和沙子,如果脚把不住滑,出溜下去,就有车毁人亡的危险。但找不到人帮忙,我们两个也只好硬着头皮冒险下去了。头一车是增新掌把,我坠着车,他将车把扬起来,后车落(lao)跐着地,我两手狠狠地抓着左边的外把,屁股向后坠,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足足下了四五十分钟,才算下到山坡下的土路上。
第二车是我掌把,增新坠着车。虽然比头一车有了些经验,但也差不多半个小时才下得山来。虽是三九寒冬,我俩连累带吓,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歇了不久,山风从衣领里钻了进来,顿觉脊背有些发凉,事不宜迟,得抓紧赶路了。
来时基本是空载车,虽受了一些周折,但还能顶得住。回来是一千多斤的重载车,山路崎岖坎坷,反复上坡下坡,得步步小心。上陡坡时,得两个人轮换着,一个人拉,一个人推。如果坡度不太大,就一个人伸着脖子拽着绊绳,握住车把,一步一步往上挪。每攀登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忍耐力。下坡虽然轻松些,但车子催人,两手必须用力提着车把,后落跐着地,身子竭力向后倾;屁股往下蹲,同样不省力。只有漫坡,才可放快脚步走,算是最大的享受。
经过几十里的山路,总算到了许南路上。许南路是东北西南方向,冬天又多东北风。我们就用预先带来的两根竹竿,分别竖着绑在车把的中间,把床单四个角绑在两根竹竿上,象船上的帆,借助风力,拉起来就轻松得多了。
到了独树的七里岗,听名字就蛮吓人的。凭我们两人之力,无论如何是拉不上去的。正好坡下就有帮车的。人家每人手拿一条带钩的绳子,帮你拉上坡,每人一毛钱。我们只好破费两毛钱,每人雇了两个帮车的,这算顺利地过了一道难关。上了坡,停下歇歇,翻开衣口袋看了看,还有最后两毛钱,正好路边有卖牛肉汤的,每人买了一碗,泡着干透了的黑窝窝,吃饱了肚子,好往家赶路。
过了七里岗和庙岗,再也没有难过的关口了,望着回家的路,心情格外激动。鼓足勇气,打了两三个钟头的黄昏,终于熬到了家。搬着指头算了算,拉这趟煤,来回行程700多里,历时九天半。吃尽了千辛万苦,累得精疲力尽,但看到这满满的一车密煤,一冬一春的烧锅、烤火用煤全都解决了,心里暗想:这趟辛苦还是值得的!
年轻的朋友们,这是当年千千万万个拉煤人的共同经历和感受,听了他拉煤的经历,你一定有恍若隔世之感吧!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的“厨房革命”中,农民扒掉了烧柴灶,毁弃了煤火炉,换上了电磁炉和燃气灶等清洁能源,农民再也不用愁吃愁烧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上矿山拉煤的那段经历,就作为一段艰苦奋斗史,永载史册吧!

作者简介

贾龙杰,1940年3月生,方城县赵河镇人。1957年方城二中初中毕业后,曾任民办教师24年。改革开放后,于1981年考入南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方城县第一高中工作,曾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副校长;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十一届副主任。退休后于2004年被任命为方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今。曾发表教研论文30余篇。编印《关爱之路》、《启迪心灵的金钥匙》、《岁月沧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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