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在《大公报》学做翻译
黄灿然
1990年10月中旬，我带着一本残旧不堪的《新英汉词典》来到《大公报》编辑部考国际新闻翻译，接见我的是当时的要闻课主任陈杰文先生。陈先生看上去约四十来岁，一脸清秀。他只跟我闲聊了一会儿，问了一下我的情况，便让我译一篇稿。几天后，我接到陈先生的电话，通知录用我。
说起来我跟《大公报》还有一点缘分。有一个时期，《大公报》连载萧乾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和《一本褪色的相册》，我看得特别入迷。我上大学时，读新闻系，是受了萧乾这两本书的影响。我的毕业论文不用说跟萧乾有关，是论他为《大公报》写的欧战通讯，得了个优。
新闻翻译非常新鲜，我做得非常投入，同事和上司也都很爱护我。我进入另一个如饥似渴地学习的时期。我主要向4个人学习英文和翻译。第一个是陈杰文先生，译文是由他校对错误，我都是通过第二天看报纸，细看他做了哪些改动。第二个是李若梅小姐，李小姐负责挑选英文电讯给我们译，有什么难懂的地方，我就问她。她有个优势就是各家通讯社的电讯她都看过，如果某一条电讯有不好理解的地方，由于她巳看过其他通讯社的同类报道，对我来说是难懂的地方，对她来说早巳了如指掌，所以她总能给我满意的解答。第三个是副主任赖清萍小姐，赖小姐经常主动给我指出错误或给我指点。譬如说，她告诉我，last July通常不是指去年7月，而是今年7月，例如我们现在是10月，那么last July就是已过去的那个7月；再如，新闻报道中常有amid，指的是“在 ……之际”或“在……背景下”。同样地，当我译得比较出色的时候，赖小姐也会主动走过来赞我一句。第四个是章万才先生，章先生就坐在我的对面，是我的活字典。他非常热心，我问他一句，他除了解答之外，还会顺便给我解释一些背景知识。
我一方面满怀兴致地学习英文和翻译，一方面感到特别紧张——怕出错。我既是在工作——做翻译，又是在学习——学英文。为了学英文，为了增加理解力，我遇到难点时，不轻易问人，尽量自己解决，真的想不通了，才问，这样，得到了解答就会恍然大悟，学起来才会印象特别深刻。可是，有时候想得脑筋都累了，感到神经都会崩溃，尤其是翻译除了确保质之外，还需要一定的量。陈先生很满意我的译文，他说遇到赶时间，我的译文他都不必校对。过了3个月的试用期，陈先生跟我说，新闻翻译不必像文学翻译那么完美，但可在速度上加快。记得刚进来的时候，他曾叮嘱我，不要讲究量，要讲究质，他说以前有一位同事，量很多，但错漏百出，他必须花大量时间校对，简直是灾难。这样看来，我的质，他是放心了；我的量，他希望我再加把劲。
不久，海湾战争爆发，这场危机给了我转机，我的翻译速度获得一次飞跃。原来一晚才译两千字左右，现在能译三四千字了。原因是我们翻译的电讯大部分都跟海湾战争有关，有时长达数月的连续报道，非常集中，加上海湾战争是我进《大公报》之后爆发的，故背景知识我比较熟悉。连续报道这个因素，对我尤其重要。我看出记者为了不沉闷，同一个事件、同一个概念会每天换一种不同的说法，使我很快掌握了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加深了理解力。我还发现，记者在一篇报道里也不是采用同样的写作方式，譬如第一段提到联合国，第三段提到the world body便知道是同一个意思。这个定冠词the是非常关键的，初学者以为它仅仅是“世界组织”，好像是另外一个机构似的，事实上应该是“该世界组织”，指的仍是联合国。再如第一段提到“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小孩”，第三段可能提到the New York-born toddler，指的仍是同一个小孩。当然，有些类似的替代词并不这么简单明了，而是用得非常隐蔽，哪怕老手也有可能会搞错。后来，我带一个女徒弟，发现她也频频在这个定冠词上出错，尽管我已多次提醒她注意。
除了请教上司和同事外，我还把同事译的原电讯稿复印下来，拿回宿舍，留待第二天跟译文对照，揣摩别人的翻译技巧。我还把自己的译文全部剪存下来，贴满了好几本大开本笔记薄。
大公报工资不高，但上班时间也短,每晚工作约5小时。当时，我太太和女儿还没来香港，我住在宿舍，空闲时间很多，于是我进入学习英文的一个重要时期，利用这些空闲，到附近的湾仔公共图书馆借英文长篇小说来看。记得最清楚的是，读陀斯妥耶夫斯基那些大部头小说的英译本，每隔两三天读一部。此外,专卖英文书的曙光书店也在附近，我两三天就去光顾一趟。我渐渐习惯于读英文书，而少看中文和中译本，浸淫数年之后，阅读速度便越来越快，虽然阅读英文原著或英译本不会快过阅读中文原著，但已快过阅读中译本。除了阅读速度外，鉴赏力也大大提高，渐渐具备了像阅读中文那样的鉴赏力。过了试用期后，陈先生经常让我译特稿，每周约两三篇。我特别喜欢译特稿，因为它经常是全文翻译的，文章一般也写得比较好，我译得更加谨小慎微，把它当成一篇“作品”而不是一般新闻报道，这就像记者写例行报道之余写特稿一样，还可赚一点儿稿费。
大约一年后，陈先生又给我新任务，每周写一篇“环球特写”，半个版，3千多字，逢周末刊出。“环球特写”是新闻综述，有时是写某个重要事件，有时是写被忽略但有意义的事件，有时则是写较少为人知的新闻故事。写一篇特写，通常都要参考众多外国报刊的文章，很好地锻炼了我的阅读速度和综述能力。写特写，难度较高，回过头来译新闻，就觉得比较容易了。约写了一年，我生病了，便停写。
经过两年的学习和实践，我的新闻翻译便差不多称得上“毕业”了，翻译技巧、速度皆有显著提高，各个领域的背景知识也基本上熟悉，没有工作压力，加上我们翻译组人事简单，我便把大量业余时间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新闻翻译是我的职业，文学创作则是我的事业，两者没有冲突，而是互相促进。
文学翻译与新闻翻译是非常不同的。首先，翻译文学作品难度较高，句法较复杂，文字表达更精练，还要求尽量保留原作的语'调和风格。碰巧我的文学翻译，又是特别高难度的诗歌和文学评论。大约从我进大公报到1997年，我译了20余万字的文学评论，尤其是诗论，后来整理成《见证与愉悦一一当代外国作家文选》，交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另有5本诗歌翻译集，现刚整理了3本交给内陆一家出版社，尚有两本未整理。
由高难度的文学翻译，回头来做新闻翻译，也相对比较容易。最初两年，我 经常获章先生的指点和帮助，后来，章先生倒转过来问我。他要“请教”我的，通常是一些新概念、新说法，这些新概念、新说法往往需要直译，而章先生不是很有把握。另外，我的英文基本上是靠查词典自学的，我筒直是一个查词典专家。有时遇到陌生的短语、习语或成语，章先生查词典没有查出来，问我，我一查就查到了。
说到词典，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它们是“我的衣食父母”，一点不假。公司的词典不说，我自己就在家中翻烂了几本词典：一本我开头提到的《新英汉词典》，两本《英华大词典》，3本《英汉大词典》。在公司，我主要使用《英汉大词典》，这是迄今最好的英汉词典。在家中做文学翻译，我还配以《英华大词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英汉大词典》虽然是一部伟大的词典，但并非尽善尽美，尚有不少习语和成语，它没有收进去，反而《英华》有。《英汉高阶》虽然规模不如《英华》，更远远不如《英汉》，但它是外国人编的，一些习语和成语，《英华》、《英汉》查不到，《牛津高阶》却有。我已弃用多年的《新英汉词典》最近又出了一个“全新世纪版”，全面更新修订，并增加了两万余个词条，我刚买来，它的好处，尚待“验证”。
公司最早的一部《英汉大词典》已于两年前退役。词典后面的Y和Z条目已全部掉了，B条目也剩下没几页。没有掉页的部分，也全部起皱。我很后悔没有把它保存下来，如果保存下来，它完全可以进博物馆，或者在《大公报》百年纪念时拿出来展览。我家中退役的一部《英汉》，也是前后掉页，但是，由于不是被很多双手摸过，其“历尽沧桑”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公司退役的那部《英汉》。互联网则是一部更庞杂却更容易查阅的词典，无论是对我的新闻翻译或文学翻译，帮助都很大，简直太大了。大公报的新闻翻译，在涉及电影片名、演员姓名、运动员姓名和公司企业名时，一般都要跟从香港本地的译法。以前没有互联网，遇到这些译名，便十分棘手。李若梅小姐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译名，但不消说还是不够用的。黎小燕小姐任娱乐版编辑时，认识电影界的人，有时我得烦劳她打电话去问。遇到中国人的姓名，要“回译”，就更困难了。现在，有了互联网，上香港“雅虎”，常常一查就到。
大约在1997年前后，国际经济版并入要闻课，这就是说，我们要译经济稿了。我对经济一窍不通不过，如果你以为我引以为苦，那就错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曾对新来的同事说，遇到不懂的一定要自己查词典，设法自己解决，真的不懂了，就要不耻下问。想想，我们用的是公司的时间，拿的是公司的工资，即使花半个小时查一个字、解决一个难题，也是取之公司用之公司，又可以增加自己的学识和丰富自己的经验，何乐而不为呢。译经济稿，我也是抱着这种态度。我向两个人学习，一位是林俊略先生，一位是陈满莲小姐。林先生是经济翻译老手，我不懂就问他，并记在我自己的一本经济词典上。陈小姐负责选稿给我们译，又是编辑，不懂的问她，她也都能给我满意的解答。我译经济稿，最初也是很慢，一年半载后，也赶上译国际新闻的速度了。
一晃，我在《大公报》工作已经12年了。对此，有些朋友感到吃惊。我向他们解释说，我们要闻课翻译组是一个安静的小角落，大家都比较内向，人际关 系十分简单，同事与同事，同事与上司之间，沟通不多，但胜在有默契，很适合我。当然，对《大公报》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比起那些待了一辈子或差不多一辈子的资深员工，我还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