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我的学术生涯（上）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吴岩 ▲
1978年5月2日，我以《别具一格——读叶永烈的科学文艺作品》为题，在《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了自己平生第一篇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成了我后来长期介入科幻批评和科幻研究的一个先兆。
我是在小学阶段开始对科普和科幻作品感兴趣的。那个年代能找到的科普书不多，有小朋友拿着的也都被翻得很烂。如果他们能借给你，通常也约定一个很短的时间，因为其他人还等着看。我姑姑当时是北京117中学的教师，她能去被封闭的图书馆偷偷借点书出来。我等她儿子、我的表哥读完了，借来读读。这里最让我喜欢的是苏联作家伊·尼查叶夫的《元素的故事》。那真是故事，科学史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叙事故事，我发现我更喜欢纯粹跟物质世界打交道的科学探索，而不是道德人伦这样的人际关系故事。我一生都在读这类读物。当时我在北京灯市口小学读书，教授常识课的教师叫宝习珍，是个带着厚厚眼镜、有白色眉毛的老人。宝老师那时候跟太太和孩子合不来，常常被赶出来住在办公室。我呢，就借故去他办公室请教，一来二去，成了他那里的常客。他那里的几个柜子里面，有各种常识课使用的仪器，发电机、电动机、一些昆虫标本、一些书。我替他擦拭和打扫柜子，这样就能触碰这些东西。找他借书，是每一次离开时候必须要做的。在这些书中，有《一颗小水滴的旅行》，还有《燃烧以后》。跟着小水滴上天入地，给我一种脱离了自身，行走在自然中的感觉。而《燃烧以后》让我认识了叶永烈。
叶永烈 ▲
叶永烈在那个年代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科普作家。“文革”前我读到的书中，属他的名字最响亮。《燃烧以后》是关于化学史的，跟《元素的故事》异曲同工，当然我觉得它还没有能写过《元素的故事》。即便如此，我也已经很满意。为了让这本书永远在我这里保存，我决定进行抄写。我一生里只抄写过这本书。
多年之后我在课堂上还会常常跟学生说，写作最重要的是独立的感情和自主的判断。还有，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或者研究者，需要的是无畏的勇敢。无知者无畏，我根本不知道投稿意味着什么，就把自己的读后感放入信封投到了《光明日报》。而这个投稿遇到了拨乱反正，国家希望大力发展科学文艺的时候。我的文章很快便被编发在一个呼吁繁荣科学文艺和儿童科普的专版上。如果没有这次不知深浅的冲动，今天我跟科幻理论和批评的关系可能完全是另一副样子。
那个年代，我是科普和科幻作家的狂热追星族。是高士其引荐我认识了叶永烈，郭以实引荐我认识了郑文光。有关这一段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回忆过。总之，在一个科普科幻繁荣的大潮中，我有机会把过去曾经见过的科幻大家一个一个地熟悉起来。我自己的两个科学小品和第一篇科幻小说也在1979年得到发表。
郑文光 ▲
在郭以实的提名下，我参加了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和“少儿科普”两个专业委员会的年会。在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试论本格派科幻小说的分类》的论文。写这篇论文是因为我刚刚读到日本推理小说有本格派和变征派两种，觉得可以很容易地将科幻小说也这么进行区分。我所谓的本格派科幻小说，跟后来王晋康提出的核心科幻有点类似。
在阅读上，我们这些科幻迷当然是认准核心，对外周都是看不起的。但我的本格派覆盖特别广泛，反乌托邦、纯粹的哲学推演故事都算在内。我一共提出了六个类型，什么探险类、社会类，等等。我用汉语拼音字母对这些作品进行缩写标识，然后在自己的每一本科幻作品集中给每一个作品做标志，发现没有一个能逃出我的分类。
这篇文章没能在会议上安排发言，但郑文光说可以在分组会上谈谈。他还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名称跟日本推理小说分类有关。从此时我开始知道，把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放入我自己的领域进行横移，可能获得有意义的效果。我后来指导研究生做论文的时候也常常引导他们这样试试，我觉得对于硕士论文来讲，这个方法既能保证应达到的理论深度，也能保证在撰写的时候有大量的前期工作可以参照。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的人生目标是当一个跟叶永烈一样的优秀科普作家，但科幻是我的重点。因为在所有科学文艺作品中，这种类型让我读起来心潮澎湃。我四处寻找科幻，新书旧书一概收入，有科幻的期刊，更是不能逃出我的法眼。我开始追随科普方面的会议，从会上认识我敬仰的作家。很快，包括郑延慧、余俊雄、冷兆和、叶至善、赵世洲、石工、等早期科普科幻作者，以及赵之、黄伊、《科幻世界》《智慧树》《科幻海洋》等报刊杂志的编辑，都成了我的熟人。那个年代各省市都会编辑自己的科普杂志，而且无一例外都会发表科幻小说。而我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冰山奇遇》已经在一年前的1979年9月于《少年科学》杂志发表。因此，在某些时候，我也会产生自己已经是一个作家的幻觉。
《少年科学》▲
我常常会骑自行车去北京和平里十四区郑文光家去拜望他，跟他谈科幻的近况，听他对科幻的观点，谈科幻界的趣闻。我也会到住在演乐胡同的北京出版社编辑郭以实或住在史家胡同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公盾家，找他们聊天和借书。我还会到正义路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知识读物编辑室、《我们爱科学》杂志社，或者北京兴隆街的北京出版社《少年科学画报》编辑部。叶永烈每次到北京的时候，也会告知我住在哪里，我会放下其他的一切立刻赶到那里。北极阁的公安招待所、东四十条大街上的一个招待所、国务院的几个招待所我都去过。跟叶永烈见面的时候，我还遇到过叶冰如，那时候他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由于我太热衷科普科幻，忽视了高中课程，结果本来初中毕业时候在灯市口中学的理科第一名的我，到1981年高考时竟然差13分没有考上大学。此时，科幻已经开始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和海洋出版社的《魔鬼三角与UFO》、地质出版社的一套萧建亨主编的探险和科幻丛书，已经创造了破纪录的销量，科幻小说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全社会都在议论的话题。
《小灵通漫游未来》▲
对叶永烈和几家出版社跨越科普边界、不断形成销售记录的状况，对他们横扫千军不断成为社会话题的现象，有人开始感到不满。通过各种渠道对出头者进行打压的行动很快就开始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人就聚焦到科幻小说这种文类的所谓知识错误和政治倾向问题上。同时，由于叶永烈曾经在不同场合推荐过我，鼓励过中学生从事科普科幻创作，这样我的高考失利就成了诟病叶永烈的又一个把柄。此前，他们已经在《中国青年报》开设的“科普小议”栏目对作家尤异赞扬我的小说《引力的深渊》大加指责。到了我落榜，他们的所谓担忧被坐实，据说有人还曾经在某个科普作家的会议上告诫叶永烈以后要少鼓励年轻人走入歧途。
《引力的深渊》▲
考试失败使我面临选择。继续升学还是放弃高考？我确实动摇过自己的信念，想着也许我可以自学成才。毕竟许多优秀的作家根本没有上过大学。我的这个想法在叶永烈那里被明确地否决。他明确地对我说，想从事科普创作这样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受高等教育。他还说，应该选择那些文理交叉的专业才对成才有所帮助。于是我从灯市口中学办理了毕业手续，转到北京27中学，因为那里的复读班特别有声望。
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把不及格的化学课认真补了起来，最终在第二年的考试中，化学考到81分。经过各种有趣的过程，我最终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完成了进入叶永烈所说的文理交叉的学科的努力。
进入高等学校读书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写科学普及作品或者科学幻想的作家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因为这些人必须站在科技发展的潮头，并且需要亲身体验科学创造到底是怎样的过程。这种体验在高校之外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上大学的第一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探险。记得那时候我们的人体解剖生理学课要去北师大的生物园去上。北师大在那个年代还有大片的植物种植区，就是农田。上课之前我们就迎着朝阳走过田间小道，绿色植物用叶子跟我们相互拍手。我们的教室是一个农田中间的简易房，给我们上课的教师是生物系的康宝娥和张之同。人们都说康老师是康有为的孙女，她和蔼可亲，但透着一种威严。康老师的解剖生理课讲起来形象生动，我至今还能记得她说肠子怎样蠕动形成排泄反应，用手势和声音配合得惟妙惟肖。张之同讲课比较死板，他主要讲研究心理过程必须时常引用的神经系统。背诵那些上下行的神经通路和脑内的各种核的名字是有点难过的经验。看来科学过程常常也有令人生厌的一面。我跟同学们都还记得张老师对讲课这个事情有过一次陈述，说人在高校“光做科研也不行！”我们听了之后都心中暗笑。要知道科研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些刚刚被神圣的事业熏陶过好几年的人脑子里，是如此的神圣和伟大，导致我们对这种看似很嘚瑟的言论都有一种诙谐的不适应。后来我当了大学老师才知道，科研跟讲课、监考一样，就是这个职位的正常工作。
在高校里，一方面给我们这些中学来的孩子进行了科研的“去神圣化”，另一方面又带着我们获取了基本的方法，让我们能单枪匹马进入各种辽阔知识天地。大二是我一生中学到东西最多的时段。课程那么充实，课后去图书馆的次数那么多。老师说到什么书，就找来看。空闲里，我还喜欢钻进期刊阅览室，一晚上翻阅三四十种杂志。这些刊物中有的是学术的，有的是文学的。那些年代，每年的获奖小说名单出炉的时候，我都发现其中一半左右的作品我已经在期刊阅览中读过。
我至今仍然能记得普通心理学课程的几位老师，高玉祥、程正方和彭聃龄。这其中特别是彭老师，他那时候刚刚从美国进修回来，带着全新的东西，想要彻底改造以学习苏联心理学为基础的中国课堂。苏联的心理学还停留在搅弄马克思主义哲学阶段，而西方心理学则早已经把许多实证实验资料填充在课程之内。彭老师带来的，就是这样满满的新东西。我很赞叹彭老师的教学态度。每次上课之前他会早早到，然后开始在黑板上画图。他能细致地绘制许多图像，从神经细胞到脑电曲线，从梦的阶段特征到光的侧抑制回路。他的这些图像后来都像刀刻一样被我们记在心中，影响了我们的后半生工作和生活。至今为止，我的教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仍然在用普通心理学课堂上给出的知情意三分结构、个体与群体的交互关系、遗传与环境孰是孰非去解释。
在大学就读期间，我的科幻创作严重地停滞。外部环境充满对科幻的质疑，使这个领域遭受重创只是外部原因，我自己是因为进入高校，受到了科技现实的强烈冲击，不再从外部观看科学之后，反而进入了创作的困境。这些年我只给《中国青年报》写了几篇心理学科普文章，科幻小说也只在《智慧树》和《科幻海洋》上发表了《八号无菌室》和《飞向虚无》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在今天都很少有人关注，但在那个年代，我确实得到过很有意思的反馈。我生活的部队大院的一个发小，他看了《八号无菌室》之后，认定我是想给改革开放的提倡者“歌功颂德”。《飞向虚无》被某位大评论家纳入了一份“黑名单”，成为科幻小说中包含“对人类失去希望”信息的一大罪状。
《智慧树》▲
到1985年，《科幻海洋》《科学文艺译丛》和《智慧树》都停刊了。《科幻海洋》是海洋出版社一本高质量的科幻丛刊，以刊登外国科幻小说为主，还有一些国际科幻活动的动态。刊物一共出版过六期，走过了艰辛的旅程。《科幻海洋》的主要编辑人员，我在郑文光家里或者在他们编辑部都见过，我甚至还跟他们一起过吃饭。那次是我第一次在郑文光家吃他太太陈淑芬阿姨烧的菜，席间还上了茅台酒，到场的人有金涛、王逢振、《科学画报》主编饶忠华，海洋出版社的孙少伯和李夫珍。
《科学文艺译丛》是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丛刊，我手中买到过四本。因为不是单独针对科幻的刊物，所以覆盖面比较广。这个刊物背后的主要工作人员是江苏科技出版社社长张崇高。这本书中选择的科幻也没得说，非常优秀。此外，科学散文特别好看。我一直记得他们连载过讲述一本苏联宇宙飞行的散文，文中写道加加林起飞的前一个晚上遇到了总设计师科罗廖夫，两个人说起宇宙空间和苏联辽阔的土地。我后来看许多美国人写的宇宙飞行故事，但恕我直言，里面缺乏这种给人壮阔感的诗意。
《科学文艺译丛》▲
《智慧树》是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也是1979年创办的，主编人是郑文光。那时候，郑文光的好友鲍昌的太太亚芳女士在新蕾出版社当总编辑，为迎接科普大潮开办了这个刊物。我直言，这本刊物没有做好。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主编人的约稿方针不是面向读者的。郑文光当时主要活动在北京的文学界，他身边聚焦的都是文学领域的精英。他觉得这个想法也是非常好的，要从这些人中发现一个新的科普状态，本来作家就应该对科学有独特的看法。但后来，结果不如集中在邀请科普作家来写更能营养读者。但反过来，因为不太注重读者反应，刊物反而可以发表一些试探性的作品。我的两篇重要的短篇小说《引力的深渊》和《八号无菌室》都是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
在这些被停刊的刊物中，有一个后来给我很多支持的人，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逢振。我最早认识王老师，是刚才说的在郑文光家中那次吃饭。那时候王老师没有分到房子，就住在社科院建国门的楼里。我于是去他办公室找他借书。这其中有两本书给我很深的印象，是李芃（杜渐）翻译的《威犸山探险记》和《鲸坟岛历险记》。两本书都不是科幻，但都比科幻还好看。后来，在我从事科幻教学之后，他更是给了我许多资料支持。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E.F.Bleiler（布莱勒）的Science Fiction Writers: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Major Author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科幻作家：十九世纪初至今主要作家的批判研究），几乎把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科幻作家的情况都写了一遍。我后来得到了一套杜渐的《世界科幻文坛大观》，其中许多资料应该得自这里。我认为王逢振是外国文学领域中最早把注意力转向科幻的人之一。他对当时我们选择怎样的读物进行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因为他跟其他一系列人的努力，我们在那个转折的时代不但知道了英美科幻的黄金时代，更知道了新浪潮科幻的兴起。是王逢振在1979年7月到8月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三次的那篇《西方科学小说浅说》，让我们获知了西方科幻的发展概况。
除了王逢振，在外国文学领域较早跟科幻打交道的还有陈渊、吴定柏、郭建中、陈珏、孟庆枢和宋宜昌。我跟陈渊的接触是跟他一车同去哈尔滨开会。我印象中，他一直在火车上工作，一边放着英文书，一边放着稿纸，看了就翻，很少查字典。陈渊后来没有继续介入这个领域是个很大的遗憾，他也没有写过什么针对外国科幻的文章。
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科幻作家组团访问上海的时候我恰好也在上海，收到叶老师信息就赶去参加了这个对话，还被叶老师介绍为当时最小的作家。在这个活动中我认识了吴定柏。后来看到的文献说，吴老师当时已经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跟PHILIP SMITH（菲利普·史密斯）一起开设起了科幻课程，是在英文专业。吴老师写过一些对外介绍中国科幻的文章。他还跟墨菲（Patrick Dennis Murphy）共同主编过一本《来自中国的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该书于1989年出版。吴老师是个学者，很严谨。但我跟他的联系不多。
《来自中国的科幻小说》▲
此后，郭建中教授也参加进科幻翻译的团队，单独或跟叶老师一起写过一些外国科幻理论文章。郭老师还在杭州大学建立了科幻研究中心。我去参观过，有很多书，但仍然是在外语系。
陈珏，我大概是在郑老师那里见的。或者我根本没有见过他，只是跟他通讯联系过。宋宜昌是我的老朋友，因为更多牵涉到创作，所以这里不写他的事情。只是说在当时，他主编了一本《科幻译林》，大量译介了各种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但因为科幻受到批判，稿子全部丢失了，根本没有出来。
那个年代叶老师多次接受国外采访，文章也多次在海外发表,一时间中国科幻在海外形成了一个热点话题，颇有点像今天的《三体》走向世界的感觉。但跟《三体》的成功不同，这个热点后来被一些人利用，诋毁科幻文学，把原本大好的发展中国新文学的局面彻底捣毁了。
《三体》▲
回忆这段发生的事情，不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我只能说在那个时段，伴随着地对科幻的质疑和批判，原本红遍大江南北的科幻小说，竟被纳入“不健康的读物”范畴。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一片大好的文学田渐次荒芜。
此时的自己，则经历着另一种心灵的煎熬。我的写作遭受了很大挫折。我发现我失去了对这种文学的把握，也失去了想象力，什么也不会写了。我怀疑自己，本来我也不是个作家，只是科幻迷，兴趣把我推到了这个地方。我没有生活积累，对人更是缺乏观察。我喜欢的是科学过程中的那些形而上学，我记得当时我最喜欢的科幻短篇，是阿西莫夫写的《超中子星》，一个纯粹的推理，非常哲学，也非常物理。我当然对此刻童恩正、郑文光、叶永烈、金涛、魏雅华等作家推崇的社会派科幻小说也非常支持，新观点我总是很支持的。但我也能感觉到，一旦作者放弃了对幻想未来的那种神奇感的追求，作品看起来就没那么激动人心了。我写了两篇反思和批判的作品，除了上“黑名单”，也没有引发什么读者的关注。我就在这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地位尴尬地踟蹰。
自己能不能写是一回事，而把科幻当成一生的事业则是另一回事。对我来讲，喜欢科幻，一生都要为这种有意思的文学呐喊和辩护，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情。无论宇宙中发生些什么，我永远会站在科幻的一边。
面对科幻受到的打击，我开始收集各种用于反抗的资料。外国科幻作家的生平、作品简介、科幻的历史、科幻跟科技创新的关系等，都是我收集的对象。这些为我后来在北师大开设科幻课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1986年夏天我从北师大心理学系毕业。当时已经举办了五年的高教管理干部培训班希望升级，顾明远教授和学校于是把这个培训班提升为教育管理学院。在当时，对这个学院的建设方针存在一些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学院主要是负责干部培训，不用自己保留教师，直接到北师大各院系请即可。但顾教授认为，既然是一个学院，就应该把学科发展起来。因此，我、电子系毕业的郑笑飞成为这个学院第一批教师。跟我一起入职的还有图书馆专业的姚迎伟，负责资料室建设。在随后的几年里，小小的管理学院给我提供了走入工作人生的第一个独立空间。因为新建单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虽然是教师，但还是被分配到教务处打杂。这段时期的开始，我心情很不好，觉得被大材小用了。我的工作主要是接送教师、整理他们讲课的录音、拍课程表等。这些工作都很无聊。幸好业余时间很多，我们自己又有床位，所以，我常常就住在学校，进了自己的楼就有吃有喝。我的外文是那几年补上的。
管理学院教务处的这段工作后来给我很多教益。如果没有这一年宝贵的经历，我对整个教育过程的运作、对各层次人员的心理就无法把握。听课也是一种学习。我跟教务处的人关系都非常好。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计划恢复已经中断的科幻写作。试笔之后，发现自己仍然处于文学的衰竭期，写不出什么来。此时，管理心理学的教学和教材编写任务下达到我跟第二年入职的贾雷霞那里。贾雷霞是我心理系的师姐，但因为读过研究生，所以比我晚开始工作。我们需要在这个学院开设给领导干部学习的管理心理学。十分幸运的是，我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教室中聆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徐联仓所长和凌文铨教授课程的，我们都记了大量笔记。那个年代，管理心理学对中国人来讲是全新的东西，而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502室是这个领域中第一个开展工作的。在徐老师和凌老师的扎实讲授之下，我们已经把行为科学的那一套东西纳入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很快，我们就把自己的课程开设得非常得体。我跟贾雷霞老师共同编写内部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之后，我自己还把讲稿系统化后编写成一本独立的《管理心理学》。但在开会讨论的时候，我发现贾老师也写了一本同名著作并准备出版。为了不撞车，我决定修改我的教材，以《领导心理学》为名于1996年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校友谭洁当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此书前后重版了五次，累计发行了十几万册。画家喻京川答应让我用他的太空画作为第一版封面，徐联仓教授替我写了第二版的推荐语。
《领导心理学》▲
1988年10月，时任文化部少儿司司长的刘厚明决定召开一次儿童文学研讨会，会址放在安徽屯溪。据说，在会议主题确定过程中，刘厚明大胆地一锤定音，要聚焦已经衰微的科学文艺。
此时，因为科幻受到批评和限制，作家们备受压力，多数决定不再沾这个文学的边。叶永烈、郑文光、童恩正等都已经不在或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
会议只有萧建亨一个重量级作家大胆前来参加。此外，叶至善先生的小女儿、时任《中国少年报》科技版主编的叶小沫代替父亲前来支持。她父亲曾经在五十年代写过脍炙人口的科幻小说《失踪的哥哥》。
在屯溪会议上，我开始把心理学用在科幻研究方面，应对主题写出了一篇题为《论儿童科幻小说的功能》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我致力于从科学理论上把科幻小说跟知识科普读物分开的一次尝试。此前，童恩正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由于过分拘泥于文学内的话语，无法说服文学之外的读者。而那些将科幻等同于伪科学的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对教育工作者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于用简单的说理进行纠正，此时，动用正统的科学对他们的错误言论进行驳斥，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屯溪会议的代表对包含着科幻小说的科学文艺没有任何不同意见，所有人都认为，至少对少年儿童来说，科学文艺是一个优秀的文类，中国的科幻小说事业必须重启。
童恩正 ▲
屯溪会议之后，文化部社会教育司会同十四个当时参加会议的儿童教育和出版单位，主要是广播电台少儿部和一些科普报刊，共同发起了“中国科幻星座杯”征文。这个征文到1991年才结束，结束后出版了作品集，并颁发了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届）“白羊座”奖杯。
有意思的是，在生活变得越来越真实，我明白少年时代的许多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当口，想象力逐渐地回到了我的身上。我开始知道，科幻作品对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来说主要是一种对未来的惊奇，对科技的惊奇。而这种惊奇，不用背负沉重的现实包袱，更不用被那些咬文嚼字四处找错的人所吓倒。科幻本来就是天马行空的东西，创造新空间、新惊奇才是它的最终意义。
正好在此时，我在屯溪遇到的叫钟制宪的女士刚从北京市委调入《少年科学画报》担任编辑，她很快就约我为征文写稿。我自此写了一系列以退休老警察马思协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作品很受孩子的欢迎，也获了奖。这时候我更自信地懂得，不能人云亦云，别人的理论必须要经过自己的思索和消化。对我这个涉世未深、一直在学校中工作的青年，与其装腔作势地让自己肤浅地“反映社会生活”，不如还是拾起孩童最让我激动的那些话题：外星人、预测师、神秘的古代典籍、超越时空的秘密之路！
《少年科学画报》▲
1989年春天，当时很有前卫思想的《北京青年报》看到电视中的进口外国卡通《变形金刚》大受孩子欢迎，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科幻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意义，他们决定开一个讨论会，然后在报纸上好好宣传一下科幻。没想到，这个会议开始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被更大的社会事件所牵动，科幻失去了又一次在社会舆论中复兴的机会。
大概在1990年前后，四川《科学文艺》（后来改名《奇谈》）编辑部的杨潇和谭楷来北京找我和郑老师。这些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来北京会跟我和郑老师见面，述说刊物的进展和未来的发展思路。此时的《科学文艺》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科幻被批判之后，《智慧树》《科幻海洋》都停刊了，广东科技出版社、江苏科技出版社的外国科幻译丛也停止了，只有他们还在苦苦支撑。为了适应当时文学界的变化，在小说衰落的时代追随报告文学的兴起，他们把《科学文艺》改名为《奇谈》，做成一个科学报告文学为主的刊物。虽然发表了像《毒酒惨案》这样揭露产品造假的报告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读者反应，但扭转刊物衰落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在那个年代，我也是期待《科学文艺》专业化的人中的一个。例如，当时大家都在谈一本《枪》的杂志。说这个杂志本来是做各种武器的杂烩，但专门做枪这个主题之后，反而成长迅速。我记得我也把这个例子跟他们说过，我相信这类建议不在少数。在刊物编者们认真的思考之下，他们这次来直截了当地说，要把刊物变成科幻刊物。我听了心中特别高兴，答应全力支持他们，邀请我担任特邀副主编大概就是这个时段。
《科学文艺》的改名，是这个刊物走向成功的重要一步。此后，每年我们都在北京跟杨潇、谭楷或他们的编辑见面。我会把身边那批青年作者都邀请到一起，他们也会选择北师大附近的小旅馆住下来，这样聚会方便。谭楷老师至今都记得他开始跟我们这些小作者们聚会的时候那种亲切的感觉。我们到北师大东门外面一个叫江城的餐厅吃饭。因为他口袋里只有五百元，所以很怕结账的时候超标。好在没有。此后，他们来了就马上报告刊物的增长量，先是从几千上升到一万，然后不停地飙涨，三万、五万、十万、十五万、二十万。谭楷老师再来北京请客，口气也不那么怯生生的了。在二十万之前，每次我都说，一定还会增长。但到三十万后我就拿不准了。我们这种铁杆科幻迷在全中国到底有多少？我真的不知道。谁能想到最终最高发行量达到了四十万册。但后来的这个特殊飙升，跟他们宣传的高考押题宣传有关。这是另外的故事，这里不再赘述。
《科学文艺》▲
我在《科幻世界》担当特邀副主编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这其中主要是组织青年作家更多投稿和替刊物的成长献计献策。我记得我提出应该学习《知音》杂志那样，在各种页眉页脚刊登带着读者姓名和单位的短语。理由很简单，这种短语会刺激读者在同侪中或自己所在地区更多传播。一旦你发现同学的名字上了刊物，你也想上。这样一方面扩大了订户，一方面获取了更多读者反应。这个事情他们果然做了起来，而且非常成功。在协助《科幻世界》组稿过程中，星河、杨鹏等课堂上听课后转化的作者脱颖而出，后来所谓的新生代北京青年作家群就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虽然他们说我给他们一些支持，但我觉得主要是他们之间共同探讨获得的进步。我还协助编辑部落地一些高校内的活动。《科幻世界》在那么早就懂得线下活动对刊物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点很令人赞叹。做活动需要名人支持。刊物特别加强了跟郑老师联系。此前他们可能应该更加依赖本土的童恩正、刘兴诗、王晓达以及叶永烈等南方作者，但现在他们更多依靠的是郑老师。我们会一同去看郑老师，听他用断断续续我们听不懂的话表达对我们的支持。活动中最成功的两次，一次就在北师大，起名科幻节。另一次在清华，当时赶上文光七十寿辰，在我建议下编辑部给郑老师做了一个牌子，叫“终身成就奖”。他们细致地给郑文光制作了一个大蛋糕。我们的这种大家庭的气氛让每一个人非常感动。郑文光的太太陈淑芬阿姨还上台深情朗诵了郑文光最早的文章，那时候他十一岁。她还能背诵出这篇文章让我们都很惊奇。
那个年代我在《科幻世界》写过一些文章，主要是我1994年在海外的见闻。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为这个机会我等了很久。我在俄亥俄州的莱特州立大学教“中国管理实践”的课程，业余时间听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商业伦理”“战略管理”等课程。我参加的第一个国外的科幻聚会就是在我生活的俄亥俄州的戴顿（Dayton）召开的当地科幻聚会米兰妮科幻会（Millennicon）。我去的时候身上就带了一些《科幻世界》杂志和姚海军自己编的同仁杂志《星云》，展示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星云》这种同仁刊物，他们原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我见到有名的作家，就让他们拿着我的刊物照相。我还写了一些参会记或者访问记发给《科幻世界》。被我访问的作家包括简尼·沃尔夫（Gene Wolfe）、路易斯·比约德（Lois McMaster Bujold）、拉里·尼文（Larry Niven）、安妮·麦卡芙瑞（Anne McCaffrey）和旅美华人作家张劲松等。因为之前跟美国科幻研究会（SFRA）的会长贝蒂（Elizabeth Anne Hull）教授联系较多，这个协会是研究和教学方面专家的组织，我还去参加过他们的会议。
《科幻世界》▲
美国科幻研究会的年会，我一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94年，在伊利诺伊州的阿灵顿高地（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第二次是2001年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N.Y.）。美国科幻理论界对我们很友好，我记得我跟张劲松、日本的巽孝之和他太太小谷真理、荷兰研究安徒生的教授何洁（Heje）共同做过一个对话会。我讲完之后有个加拿大的学者走过来说，我很喜欢你的讲演。这位女学者名字叫维罗妮卡·霍灵杰（Veronica Hollinger），她是很有成就的年轻学者，得过最早的先锋奖（Pioneer Award）。霍灵杰后来在特伦特（Trent）大学任教，还当了《科幻研究》杂志的编审。我于2013年跟她共同组织了新世纪的中国科幻专号，一共有10位中外研究者和作家在专号上发表文章，包括刘慈欣、韩松、那谭蔼孙（Nathaniel Isaacson）、马邵玲、瑞丽（Lisa Raphals）、宋明炜、贾立元、姜倩、杨薇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刘慈欣两年后获奖的一个先期理论准备。
我在《科幻世界》担任特邀副主编的过程中，差不多每年夏天都为科幻作家笔会做一次小的报告，报告一下当前科幻的情况。后来，受刊物的邀请，我替他们去外部邀一些科学家、科学哲学家来讲演。朱进、刘华杰、田松等都被邀请过。还有一些国外作家，例如以色列的拉维·提德哈也在我的联系下受邀参加了笔会。提德哈在新世纪之后创作突飞猛进，他的《中央星站》发表之后备受好评。
与《科幻世界》改名并行着的，还有我在1991年春天于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的科幻选修课程“科幻小说评论与研究”。这是中国大学里第一个用中文教的科幻通识课。开课第一讲，我邀请了北师大中文系王富仁教授去面授。那时候王富仁老师跟我并不熟悉，但他妻子赵玉兰是我同事。我请求赵老师设法让王先生跟我共同申报这个课程，以便缓解可能的阻力。这样做果然有效。我们很快获得了批准。此时我找到王先生，问他能否去讲课。他说可以。于是，我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了王富仁教授的科幻课。第一次上课是在靠近女生宿舍的新一教室，教室至少有200-300人的席位，我进去之后发现里面挤满了人。王先生从先秦哲学谈，气氛轻松，他分析了所有哲学流派，说这些流派中都孕育不出科幻文学，而中国文化中需要科幻。这个开场白给我后来的课程做好了铺垫。
王富仁 ▲
科幻课程的开设，应该说展现了向来保守的北京师范大学开放的一面。我的领域是管理心理学，但却被允许可以去教文学。我所工作的教育管理学院领导，特别是当时的办公室主任邸明杰老师给我全力支持，他协助我自费编辑了一本《科幻小说教学研究资料》，这本资料后来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科幻理论读本。
我是参照叶老师在八十年代编辑《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的方法编辑这本学术资料的。考虑到叶老师的资料有点像杂志，所以，我也瞄准了大学教学用的读本。最终印刷的资料一共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为科幻正名用的，收集了孟庆枢、周达宝、郑公盾、王富仁、吕应钟和卡尔·萨根的文章，主要阐述列宁、杨振宁、李约瑟、萨根等人对科幻的支持。第二部分作者有董鼎山、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勒内和我。这一部分是真的科幻理论文章，从概念到功能到重要主题都有。第三部分收入鲍昌、黄海、郭建中和我的文章，主要谈科幻在不同文化下的境遇。第四部分是科幻史和各语种科幻的发展情况，包括东西方的，作者有杜渐、李伟才、吴定柏和我两个学生编译的材料。第五部分是一些名作家的讲演、发言或感悟，包括弗雷德里克·波尔、克利福德·西马克、雷·布拉德伯里、布里安·奥尔蒂斯、威廉·吉布森、布鲁斯·斯特灵、苏塞·米奇·恰纳斯和郑文光。第六部分是名作家的介绍，作者有郑文光、林品祥、卞毓麟、吴定柏、陶布斯等，被介绍的作家包括罗伯特·海因莱因、亚瑟·克拉克、艾萨克·阿西莫夫、詹姆斯·冈恩、格雷高利·本福德等。第七部分文章阐述科幻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存在，收入了王逢振等人参加科幻会议回来写的札记。在这一部分中，我自己专门写了一篇国外科幻教学发展状况的文章。资料的最后一部分是从我第一轮结业作业中挑选出来的一些学生谈论科幻的精彩片段，大概有二十多段，段段透着智慧的闪光。
本文收入《中国科幻文学沉思录》（接力出版社，2020年7月），感谢吴岩老师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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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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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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