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即使没有阳光，影子仍然存在
“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1993年托尼·莫里森诺贝尔颁奖词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是在当代美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的非裔女作家，颁奖词中所表彰的“极其重要的方面”，指的是“种族主义与男权制度下的美国黑人女性与儿童”。托尼·莫里森一开始就以反抗的姿态闯入文坛,作为黑人女性，她将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贯穿于自己整个文学创作之中。《最蓝的眼睛》是她的处女作，这部发表了二十五年的小说一直沉寂，直到托尼莫里森获得诺贝尔奖才“终于赢回尊严”。
《最蓝的眼睛》是一部禁忌的悲剧。故事发生在1941年美国北方的秋天，布里德洛夫一家支离破碎，大儿子萨米离家出走，小女儿佩科拉被酗酒的父亲乔利强奸怀孕，最终婴儿早产，乔利死去，佩科拉精神失常，沉浸在拥有一双蓝眼睛的幻梦之中。悲剧的源头令人无奈——佩科拉的丑陋和对一双蓝眼睛的渴望。
美国艺术家克里·詹姆斯·马歇尔（Kerry James Marshall），1955年生
除了叙述者克劳迪亚，几乎所有黑人都生活双重审美标准的压迫之下，其一是以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为代表的白人审美：白皮肤、蓝眼睛、金头发、翘鼻子，干净、优雅、精致的生活。其二是以莫丽恩·皮尔为代表的有色人种审美：棕色、浅褐色、灰白色的皮肤，得体的打扮，她们不断通过“向上”走的婚姻使肤色和瞳色变浅，迫切地想要摆脱黑人的所有习性，使自己无限趋近于白人。由肤色划分出的等级标准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而在一层层的鄙视链之下，最底层的“丑陋”是黑人小女孩佩科拉。
“我们所有人——所有认识她的人——借助她涤荡了自己后感到无比健康。我们在与她的丑陋比邻时都感到自己无比美丽。……她允许我们这样做，因此她理应受到我们的鄙视。我们拿她来磨砺自我，用她的懦弱来衬托我们的品格，在自我强大的幻觉中心满意足。”
《最蓝的眼睛》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盛的黑人艺术运动（黑人美学运动）与黑人权利运动背景下，莫里森试图打破的正是这种被归为“常识”的审美标准，塑造出身兼双重歧视的黑人女孩。在白人审美标准之下，黑人女孩佩科拉把老师和同学的排挤、父母的争吵和伤害、贫穷的生活全部归因于自己的“丑陋”，而萌生出“想要拥有一双蓝眼睛”的想法。因为“蓝眼睛”是一种资格，它意味着被人肯定的美，意味着被人接受和爱的美。
“她经常对着镜子，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试图揭开丑陋的秘密——丑陋得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理睬她、看不起她。……她就这样陷在紧紧束缚着她的信念中，只有奇迹才能让她解脱，如此她将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美。她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东西：别人的眼睛。”
《最蓝的眼睛》
种族性自我歧视的毒气侵蚀着所有黑人，尤其是佩科拉的母亲布里德洛夫太太。她厌恶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只有白天在窗明几净的大房子里为白人家庭工作时候，她才觉得自己活着，她对女儿佩科拉的丑陋感到愤怒，把主人家的孩子当作宝贝，她感激白人家庭赐予了她绰号，感激大房子里的地毯不再让跛脚发出声响。当她作为“布里德洛夫太”的时候她抬不起头来，而当她成为“理想仆人”的时候却趾高气扬，她既卑微又高傲。
伴随十九世纪“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中心论”，黑人群体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白人文化的强势剥夺了黑人的话语权利，在“蓝眼睛”审美标准渗透到学校、家庭、文化、流言、衣着之中时，黑人群体的自我否定也在蔓延，继而加入到否定其他黑人的白人权利机制中。卷曲的头发、黑皮肤、曾经为奴方身份、种族的激情、自我意识，都被黑人群体一样样抛弃，剩下的只有自卑感和渗透在“他者”中的一具肉体。
但是，用“蓝眼睛”代替“黑眼睛”后，黑人得到救赎了吗？看看书中的其他有色人种。杰拉尔丁和她的儿子朱尼尔小心翼翼地、努力地学着摆脱本性，“有色人种与黑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特别分明。个别细微却可能透露真相的标志会威胁着抹去这种界限，因此必须始终保持警觉。”混血姑娘莫丽恩通过讥讽克劳迪亚与弗里达姐妹俩来获得肯定：“我就是漂亮！你们就是难看！又黑又丑。我就是漂亮！”。
然而正如黑人的丑陋不是自己的，莫丽恩的漂亮也不是自己的，“我们可以毁坏娃娃，可我们无法摧毁遇到这世上的莫丽恩·皮尔们时父母与阿姨甜美的嗓音、同伴顺从的眼神、老师熠熠生辉的目光。秘密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究竟缺少什么？为什么那一点如此重要？如果缺少了它又将如何？我们当时天真烂漫，毫不虚荣，仍然喜爱我们自己的模样。……真正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是那些让她而不是我们显得美丽的东西。”
“目光”，佩科拉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在整个故事中，她是沉默的。被黑人男孩围攻的时候她是沉默的，被母亲打倒在地的时候她是沉默的，被杰拉尔丁叱责为“小黑婊子”的时候她是沉默的，甚至被亲生父亲强奸的时候也是沉默的。在拼接式的非线性叙述模式里，多种声音和多重角度相互交织，怨恨的、恶毒的、随意猜测的、软弱无力的声音，都在莫里森诗歌般绚烂的叙述技巧中流淌，但佩科拉只剩下沉默和自言自语。 “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直到她幻想出一个自己。”她不知道自己的美，她不认为自己值得被爱。面对白人嫌恶而虚无的目光，面对有色人种的嘲弄，面对黑人社群对“蓝眼睛”审美的归顺，佩科拉只能蜷缩和躲避。
克里·詹姆斯·马歇尔的非裔身份强烈得影响了他的创作，他的作品大多聚焦于美籍非洲裔人的社会存在和身份认同。
“丑陋”只存在在他者的目光之中，应该打破的不是黑皮肤，而是既定审美标准下的目光，莫里森道出了丑陋的真谛：
“你看着他们，心里好奇他们为何如此丑陋；你仔细观察，却找不出根源。然后你意识到这丑陋来自信念，他们的信念。感觉就像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给了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让他们穿上，而他们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主人说：'你们是丑陋的人。’他们打量自己，找不出任何证据来反驳这个判决；事实上，迎面而来的所有广告牌、电影以及目光都提供了支持这一判决的证据。……他们把丑陋接过来，像一件斗篷一样披在身上，穿着它在世上招摇。”
莫里森在后记中说到：“对种族美的维护不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有害的内化。”她通过《最蓝的眼睛》点明了黑人审美的独立不是简单的黑白置换，不是对一双“蓝眼睛”的病态渴望。她超越了六十年代黑人美学运动中提出的'以黑人为美’的口号，看到了它背后与白人审美标准的相同逻辑。
莫里森以福柯权利话语理论为引导，在小说中展现出：“美丑”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标准，而是规训权力运作的产物。“审美标准不过是规训权力控制个体的一种手段。所谓审美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压迫机制，它通过鼓吹外貌的重要性来贬低不合乎标准的个体。建立新的标准只是对'以外貌决定论’这种逻辑的翻版。”
早在两千年前，柏拉图就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说过：“美是难的。”无数美学家为美折腰，苦苦思索着“美是什么？”在对外貌追捧至极，乃至发出“颜值即正义”口号的当今世界，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或许能为那些因外貌惶恐不安、审美模式化、不懂得欣赏美、不知何为美的人一些启迪。
“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是我的过错，我把种子埋得太深。我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
在四季轮回的世界里，在贫瘠的土地上，金盏花拒绝发芽。在种族性自我歧视之下，在主流文化的排斥之下，在他者的注视之下，《最蓝的眼睛》中那些被目光压碎的黑人、女性、儿童身边，即使没有阳光，影子仍无所不在。
自黑人解放运动开始，经过哈莱姆文艺复兴，美国黑人文学传统一直延绵不绝，从让哈珀·李一书成名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到最近甚嚣尘上的电影《绿皮书》，这是一份为全人类关注的命题。
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赖特的《土生子》和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被并列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黑人文学的典范。鲍德温的作品聚焦父子关系，在种族主义和黑人解放问题上极具开拓意义。赖特的《土生子》则用冷酷血腥的笔调，表现出黑人青年对白人社会的恐惧和仇恨。《看不见的人》从书名开始就展现出黑人被漠视和忽略的深深无奈，历史的缺失，身份、地位、艺术、名声这些都是黑人不配拥有的，埃利森想要找寻的正是一份空白多年的社会认同感。
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托尼·莫里森继承了五十年代的黑人文学传统，为了种族问题奋斗，为黑人作家发声，她不仅熟悉黑人民间传说、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而且也受益于西方古典文学的熏陶。在攻读硕士期间，她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伍尔夫和福克纳，伍尔夫启迪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比起前者，不论是从写作内容还是写作形式，抑或现代主义技巧，福克纳都对莫里森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结构布局的高度自由，叙述顺序的前后组合，情节上刻意营造出支离破碎，时空的跳跃和人物意识流动，用细腻的隐喻展现神秘灰暗感，对自然界意象的格外亲近……
福克纳以白人的视角构建起恢弘却暗淡的南方世界，其一系列“约克纳帕塔法”小说奠定了他 “南方文学代表”之基。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比《最蓝的眼睛》更残酷，仅仅因为传言的黑人血统，白皮肤的青年就必须背负种族主义沉重的枷锁，与社会隔离。
福克纳是回望过去的作家，作品中更多的是昔日荣耀不可挽回的哀叹。莫里森则是看向未来，她着力于黑人自我意识和身份的重建，自觉追寻黑人文化；福克纳以白人眼光观照庄园、黑奴、解放运动，莫里森则以黑人女性身份探索隐秘心理，揭示双重弱势的黑人女性心中潜藏的自卑感。
福克纳的悲悯为莫里森所继承，但莫里森不愿止步于此，她冲出了福克纳小说晦涩的迷雾，为世界文学打开了一扇黑人女性奥秘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