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与夏君璐：爱是唯一信仰

相遇充满惊喜

1945 年 10 月的一天，夏君璐打开位于重庆黄桷垭小镇的家门迎接三姐的归来，一向豪爽的三姐女扮男装，对此，她一点也不意外，只把惊奇的目光锁在三姐身旁的男子身上。

他是三姐的同学殷海光，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赶赴印度训练，日本投降后退伍，忧国之心让他无心返回校园，想尽快在舆论界谋一个职位，因当时的国民政府设在重庆，他便暂时来夏家落脚。

他不高大，也算不得英俊，可她竟莫名地热切起来。白天，不顾自己是路痴，自告奋勇带他同游黄桷垭，纵览山川风貌；晚上，向他请教铅笔画，和他一起吟诵李白的诗句。

他才气过人，中学时对逻辑和哲学产生兴趣，17 岁就出版了 40 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考入西南联大后，是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在她眼里，他翩翩尔雅，俯仰之间尽是风流。

一周后，他搬去重庆，在独立出版社开始政论写作，只知“读书、思想、辩论”的书生此时并不知道，这个灵秀淡雅的高中女生，已对他一见钟情。

她使他向往，使他崇敬

全家最宠爱的小妹恋爱了，然而这段感情遭到父亲的反对。为了阻止他们见面，父亲把她安排到武昌学风最好的圣希理达女子中学就读，随着国民政府南迁，殷海光也去了南京。

谁知，距离让爱情更加热烈，她一边答应父亲不再交往，一边偷偷给他写信，且越来越炙热动人，称呼也从“殷先生”到“海光先生”再到“海光”。这样的情书攻势，他完全招架不住，她纯洁、勇敢的爱让他感动。被情感的藤条纠葛，他们的通信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周都写，有时甚至一周几封。

那时，因文笔犀利，他年纪轻轻就被《中央日报》聘为主笔，时代的洪流把他推上政治舞台。1947 年 11 月，金陵大学文学院聘请殷海光任课，因为很受学生欢迎，不到两个月就升为副教授。

不久，淮海战役打响，他以主笔身份亲临前线，面对“赤野千里，庐舍为墟”，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绝望，煎熬中写出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文章对国民党政权给予无情批判，发表后，赞扬声不断。

局势越来越乱，通信变得艰难，收不到她的信，他心中十分惦念：“在平时，我还不太怎么样；在危难来临的时分，我特别挂念着和我最有关系的人……”

她像阳光，照着他心头的冬天

1949 年 6 月 3 日，在殷海光的安排下，夏君璐抵达台湾。为了纪念重逢，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从此，只过两个节日，“五四”和“六三”。

因对当局的陈腐之气不满，殷海光退出报界，到台湾大学执教。夏君璐也考入台湾大学农化系，她的志向是毕业之后，做他合格的妻子，让他过梦想中读书、种花的生活。可是，他终是放不下那份家国责任，台大授课之余，和胡适、雷震一起创办了《自由中国》，在这块阵地上传播自由、民主理念。

1953 年，夏君璐毕业，他们正式结婚，3 年后，女儿出生。在温州街的家，她尽情地种植、烹饪、饲养，让他享受家庭的温暖。

因为《自由中国》推出的一系列社论戳到了国民党的痛处，殷海光被特务日夜监视。书不能教，文章不能发表，海外研究机构请他也被禁足。没有收入，只得靠她给人做衣服艰难度日。即使这样，她的爱仍然坚如磐石，在被软禁的小院，他们挖池子、造假山，种杨柳、栽睡莲，狭小的空间里，她为他开辟出无限乐土。院外，疾风暴雨；院内，恬静幸福。

在“梦想的大庄园”，他坚持读书写作，并完成多部著作，其中《中国文化的展望》成为现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

自由被剥夺，思想无法传承，他因此长年心情郁结，不幸罹患胃癌。在学生们资助下，他做了手术。术后只能喝流质，她在院里种了一小片麦子，每天早上给他打青汁；他瘦成皮包骨，无法走动，太阳挪到哪儿，她就把他抱到哪儿。她像阳光一样，照着他心头的冬天。

1969 年 9 月 6 日，被禁锢 11 年之后，他在她怀中含冤去世，年仅 50 岁，临终遗言是：“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

他的著作几乎全部被查禁，当局试图彻底抹去他的痕迹，她被迫带着 13 岁的女儿远走美国，随身带着的，是他们在战乱年代中的两百多封书信。在美国，她当佣人、做大厨，搬家十几次，但那些信件，全都保存完整。

2011 年，《 殷 海 光 全 集》18 册由“台湾大学”出版社整理问世，《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编入其中，重新翻开那些泛黄的信件，记忆灿如花开，忆起初相遇的一刻，耄耋之年的她羞涩地说：“我是配不上他的，但我爱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女儿殷文丽也说：“假如有诺贝尔爱情奖，我觉得应该颁给我的父母。”

2013 年，夏君璐去世，此生，她只为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