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 中西治理的文明基因比较
✪ 潘岳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导读】今天的中国与西方，都面临百年变局的历史窗口。一个依然需要审思的问题是：中西文明分野，究竟始于何处，二者为什么会选择不同道路，又如何形成不同类型的政治文明？
潘岳先生从秦汉与罗马文明比较的历史视野出发，探讨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他认为，秦汉与罗马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都面临国家建构、意识形态、基层治理、政教关系、军政关系等重大挑战。但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因为独特的文明根性与社会条件，东西方形成了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出不同的政治核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知识分子为解决其自身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以遥远的“东方”为靶子，展开了崇华与贬华的辩论。这一辩论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形成的过程。经由孟德斯鸠到黑格尔，一个笼统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成为近代西方指称中国的“标准答案”，而“西方自由”与“东方专制”，也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逃不脱的叙述框架。
潘岳认为，今天，不宜再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我们自身。我们之所以要回到文明源头，理解不同文明如何面对挑战选择自己的道路，就是要看到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在此意义上，现代中国如能与西方推动文明对话，将为所有古老文明的互融互鉴开辟一条新路。
秦汉与罗马：
中西治理的文明基因比较
(本文即将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10月刊)
《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年来撰文指出，中国制度长于“强大的国家能力”。如果把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作为“现代”的标准，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国家”。
与秦汉同期的罗马，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西方历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秦汉与罗马具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都面临国家建构、意识形态、基层治理、政教关系、军政关系等重大挑战。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封建列国；而秦汉之后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基础相似，挑战相似，路径不同，结果不同。
▍ 两种国家治理体系
01 基层治理体系不同
通常认为，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不下县。但是近几十年发现的秦简和汉简却显示，秦汉政治重基层治理，建立起了县乡两级的基层行政系统。“里耶秦简”反映出，秦的县乡机构除了税收外，还要勘探国土、促进生产，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不光有法条，还有判例，还有上诉制度。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法条互相抵梧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干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两汉更进一步创造了与法吏并行的基层文官体系。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严格考核后再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文教。在“居延汉简”中，连在西域屯田的基层小吏，都被要求“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罗马政治重上层架构，始终没有建立基层行政体系。中央政权与行省建立联系，但行省之下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以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一概不管，收税也要依靠地方实力派。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作决断。如罗马总督彼拉多并不想处死耶稣，然而在犹太领袖们的强烈坚持下，还是不情愿地将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总督不管事，也不承担公共经费。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钱。中央政权衰落之后，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如英国学者芬纳所言，罗马帝国是“由众多自治市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
02 文官体系不同
两汉的文官体系规模庞大，囊括了基层官吏。西汉的“举孝廉”，为基层寒士打开进入上层政治的通道，白衣起而为卿相。两汉文官体系的制衡结构也比较精巧。对基层，创设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六条问事”不定期巡查郡县，专查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和地方文官的职业操守。出土汉简可见，连最基层的百石小吏也有资格考核和劳绩升迁制度。
对上层，建立了君一相分立的文官系统，内朝和外朝相互制衡。外朝官吏由于规模庞大而产生了“自主性”，皇权固然能够对少数官僚生杀予夺，但官僚集团整体从产生到运行，都是高度体制化和理性化的。西汉还强化了史官制度以约束皇权，司马迁批评国政的《史记》从昭宣两朝开始成为国史，官方正式认可了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这些制度共同造就了一个贯通上层与基层的文官体系，塑造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平民精神”的王朝（钱穆）。当然察举制也有很多弊端，到东汉还发展出了“四世三公”经学门阀，但毕竟开了先河，为后来的科举制铺平了道路。
相比之下，罗马帝国的文官体系规模很小，主要集中在上层，行省之下无官僚。罗马的文官制是贵族与财产者的结合。贵族竞争元老院；财产者（骑士）进入税吏和财务官系统，最终实现“贵族与财阀共天下”，西塞罗称为“等级和谐”。罗马帝国的文官系统从上到下都公私不分，皇帝先将最富有的埃及税收纳为“私人财库”（fiscus），再用“家计”来支付大臣和军队的薪水，把朝臣变成家臣，把军队变成私兵。由于没有基层官僚，行省总督使用家人和密友处理公事，连家中奴隶也能公开执掌政务，行政严重依赖血缘和私人关系。
03 国家意识形态不同
汉武帝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确立了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核心是大一统。
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说，是三纲五常。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中国的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一套意识形态既塑造权力，又约束权力。
因为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这一套意识形态也不断塑造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拥有对“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对“大一统”秩序的强烈认同，士农工商莫不如此。
汉朝有完整的基层政权并深耕基层的文教事业。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春秋，用儒家文化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法度，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罗马帝国也很注重建立稳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罗马民族认同”。例如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后，号召以罗马的传统美德，即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来凝聚人心。维吉尔创作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罗马民族”认同；李维写《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作《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
然而，罗马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只有行省的贵族和官僚才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不会说，更谈不上融合相通。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罗马苦心建构的“民族认同”，由于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因此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04 军政关系不同
“让刀剑听命于长袍”是西塞罗的理想，但罗马始终没有驯服军权。不仅共和国因军事巨头的内战而变为帝制，而且帝制也没有能约束军权。军队直接参与帝位争夺，甚至发展到拍卖皇位，谈不拢价位就杀人的地步。从屋大维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发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卫军和军队之手，占总数70%。罗马最后也亡于蛮族雇佣军的手中。塔西佗说：“罗马帝国的秘密，就在于皇帝的命运实际上把握在军队手中。”
罗马无法约束军权的根本原因是罗马没有基层政权，军队代行政权职能。行省总督们要仰仗军队的威势来维持治安与收税，收上来的税又变成了军饷。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变成了代表地方的军阀。
两汉由于拥有完善的基层政权，军队既不能收税，更不能管理民政。军士来自小农，战时征召为兵，战后复耕为农。边疆部队屯田，亦是兵农一体，没有固化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利益群体。
除了体制问题，罗马军人的“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孟德斯鸠说，因为军团距离罗马太遥远，战士和将军们便忘记了罗马，只为自己利益奋斗。还有人说，罗马皇权“相对专制”，而中国皇权“绝对专制”，所以军人才不敢叛乱。并非如此。东汉班超苦心经营西域30年，天高皇帝远，完全可以割据，但他功成后却只求归葬故土，不带走一兵一卒。在东汉末年皇权衰微时，名将皇甫嵩完全可以拥兵自重，却仍“夙夜在公，心不忘忠”，回到长安，放下兵权。军人之所以遵守规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这就是大一统精神之下的“儒将”之道。中国古代在法家体制与儒家精神的双重保障下，逐步实现了“文官控制军队”。
05 经济调节方式不同
有人说，希腊罗马是蓝色商贸文明，中国是黄色农业文明，因而发展道路不同。这是误解。
一方面，西方古史学界认为，希腊罗马主体是农业社会，商贸只是补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社会结构中家庭占据首位，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贸易规模狭小，即便商人因贸易发财，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从不曾超过总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存在。”
另一方面，两汉的商品经济也很繁荣。秦灭六国，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了实际上的统一市场。文景两朝四十年的“无为而治”，用商业将各大经济区域联系起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推动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农业生产率飞速提升。
秦汉罗马所不同的，乃是国家在经济体系中的调节能力。罗马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是“奴隶制大庄园”（西罗马），其财经体系也是简单的。例如，罗马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制度。共和后期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大批小农破产。虽有法律要求土地应在贵族与平民间公正分配，但该法从未执行。罗马也有过公地制度，但仍挡不住权贵者大量侵占，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让平民战士依附于军头，开启内战，走向帝制。
再例如，罗马共和国没有税吏，用商人征税。包税商从罗马总督处竞价购买征税的权力，再自行向行省百姓收税，完税后的余额成为利润，导致了巨大的腐败。在共和变成帝制后，罗马皇帝才第一次派遣中央控制的省级财务官以替代包税人，但只限正税且不下行省。基层依然没有税吏，要靠地方领袖摊派。面对物价波动，罗马皇帝经常以“限价教令”应对，从商品到工资都规定最高价格，结果遭到失败。罗马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但日常交易的铜钱仍由各城市独自铸造，钱币始终未曾统一。当然，罗马虽然没有国家强力调控，却依靠发达的私法体系来规范并调节个体间的经济关系，商品经济日渐发达，交易信贷迅速发展，出现了西方早期的市民社会。
秦汉则走了中央调控的路线。从秦朝开始即设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和财务系统。从西汉武帝开始创制了“宏观调控”中央财经体系。实行盐铁官营，在不增加农税的情况加强了国家财力；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以官营商业网络解决价格波动；实行“假民公田”，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实行统一币制“五铢钱”，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靠着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西汉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汉匈战争。汉朝大一统制度的所有成就，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财经体系作支撑，根本无法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汉朝的中央财经体系不是政府发明，而是商人发明的。均输平准制度的设计者桑弘羊是商人之子，盐铁官营的创制者东郭咸阳与孔仅本身就是民间大盐铁商。汉朝商人主动为国家创建宏观调控体系，为贫民分土地，为开边而筹策，正是因为儒家政治中的大一统精神。汉代的商业精神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正。正如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提出，“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这些思想非常现代。有人说，中华商道从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使得中国产生不了西方式企业家。然而，自利是否能自动达成社会共利、自由经济是否能脱离国家主权，也是今天西方企业家必须回答的问题。
06 政教关系不同
罗马帝国晚期，本土多神教没有严肃的道德规范，无法约制富裕社会之堕落；各地宗教祭司们各自为政，也无法弥合广阔领土之分歧。与此相反，基督教收纳底层贫民，施行人道关怀，建立基层组织，在军队与宫廷发展大批信徒，成为日益壮大的“隐形国家”。罗马先是压迫屠杀，转而怀柔接纳，甚至给予主教司法权，最终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最终，罗马皇帝不得不从基督教那里寻求合法性，政教相互依赖是西罗马的选择，政教合一则成了东罗马的传统。
然而，基督教徒忠诚于教会而非国家，没有起到挽救危亡的作用。当罗马被蛮族攻陷之时，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罗马国家从未实现过正义，因而不是共和国，而是“放大的匪帮”。罗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而基督徒最终的期许是上帝之城，教会才是上帝之城的代表。归根结底，基督教虽是罗马国教，但从未与罗马血肉相连。
与罗马相比，儒家政治的道德伦理严格于罗马多神教，“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从政者的天然责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层治理远胜于“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还是人民，从不认为“国家是非正义的匪帮”。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以人文理性立国，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必须退去非此即彼的一神教狂热，在国家秩序之下多种宗教和谐共处。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官方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要么居杀镇压，要么全盘接受；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与中华文化融合，在后世产生出“禅宗”。
在儒家精神浸润下，中国化宗教都对国家有着深刻认同。道教一直有着致天下太平之蓝图，佛教也认为当政者治理好国家的功德绝不亚于当一个高僧。
▍ 两种政治核心价值
第一，罗马定型了西方政治“多元制衡”传统。秦汉定型了中国“多元一体”的传统。
罗马建立了融合王权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混合政体，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三种力量互相制衡。罗马政治精英相信，各方利益冲突是保证自由强大的“必要罪恶”，而“冲突”最终必能达成“团结”。罗马早期的“中等冲突”证明了这一信念。但是，当罗马晚期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当内部分化没有“一体”框架加以调节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从共和到帝制，从东西罗马分裂到最后整个帝国的分崩离析，都说明了这一点。
汉朝的大一统，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多元一体。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不但有儒家，还有法家、道家和“经济家”。民间则是墨家、刑名家、阴阳家四处开花。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就是因为汉能够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一体多元，正是汉的精神。
第二，罗马强化了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传统；秦汉形成了“大一统”和“仁政”合一的政治传统。
西方文明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传统，“自由”是西方政治的“元规则”。
在罗马编年史中，“自由”和“共和国”使用的是同一个词。然而，“自由”也存在另外一面：贵族雄辩家们的“自由”，无法回应现实的政治危机。导致共和国覆亡的几大因素，如巨大的贫富差距的问题，如士兵们分不到土地被迫依附军头的问题；如行省总督与包税商把持地方勾结腐败得不到监督的问题……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
罗马“共和之父”西塞罗的现存著作中，全是关于共和国原则、法律、正义的宏篇大论，但却从未讨论过解决其中任何一项。试图解决问题的反倒是军阀们。例如屋大维设立军事财库，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金，把士兵从多头依附中解脱出来；他还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制的行省级财务官替代包税人。凯撒也曾计划排干罗马附近的庞普廷沼泽，为数以万计的贫农提供耕种的土地；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整合起来。如果真能完成，会延缓日后的东西罗马分裂。但这些都被西塞罗滔滔不绝地批判道：这类工程与维护“自由”相比微不足道。这是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当奴隶”的明显标志。
雄辩家们滥用了“自由”，军头们也滥用了“自由”。在军头们眼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当某个派系在元老院稍占上风，反对派就宣称其“压迫自由”，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庞培宣布马略派是暴政，于是招募了一支私军，而私人招募公民兵是违法的；凯撒宣称庞培党迫害了自由，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跨过了卢比肯河，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屋大维自己造反，成功后却在铸币铭文中刻上了“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
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半个世纪的内战后，罗马人民为获和平，最终投票选择屋大维将共和转化为帝制（公元前27年）。他们并非不爱自由，而是自由没有带来平等、富足和安全。保卫自由的，从来不只是“自由”本身。
汉朝系统化了中国古典文明的政治价值观，并将“大一统”与“仁政”在政治实践上统一起来。“大一统”强调文明不可离散，“仁政”强调“大一统”必须讲道义。一方面，文明体量越大，离心力就越大，其长治久安无法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拥有各群体各阶层对道义的内心认同。另一方面，“仁政”涵育广大，可以且应当包含各种美好价值，如冯友兰所言，以全德之名“统摄众德”，但任何导致文明分崩离析的绝对化“价值”，都难以长久成为主流的“道义”。这种“双保险结构”，是理解中华文明精神之关键。
中华道统，最终体现为“中道、包容、和谐”。它是各群体各阶层内心认同的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在古代中国的伦理传统中，圣贤有圣贤之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是有道还是无道、是维护大一统还是搞分裂，士民心里如同明镜。春秋大义，深埋于文明血脉之中。
然而，正如“自由”在罗马的实践中产生了矛盾，以仁政为基础的“大一统”，在汉朝的实践中也产生了矛盾。比如，封建与郡县的矛盾。汉初郡县与封建并存，在中央集权的框架下实行无为而治。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繁荣，却造成新的问题：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最终汉武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推恩令，重新实现了郡县化。
比如，中央调控与官僚执行的矛盾。盐铁官营中，公营器物的规格经常不合私用；均输平准中，官吏经常乱征收物产；告缗制度中，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搞出了全民告密运动。政策在执行层面被扭曲，成了中央调控防不胜防的天然缺陷。然而，西汉元帝以后抛弃中央调控体系，民间重新放任自由，仅仅三十多年即出现土地兼并狂潮与大量人口的奴婢化。末期王莽用儒家教条改革，企图重回周代井田制，天下大乱，加速灭亡。
再比如，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东汉晚期，上下层同时大分裂。中央集权瓦解，上层清流宦官外戚轮番权斗。基层郡县散架，曾经约束文官的监察刺史变成了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曾经代表平民的寒门之儒也变成了“四世三公”的经学门阀。权力高度分散，民生却无人负责，百万黄巾军大起义，最终一乱三百年。
第三，罗马被基督教塑造为西方文明“国家之恶”的观念原型。两汉在人文理性下成为中华文明“国家之善”的观念原型。
西方现代政治中的“把国家当成恶”的“消极自由”精神，与基督教对罗马的否定直接相关。罗马国家对外血腥的征服殖民，上层精英对底层人民的抛弃，被基督教神学家批评为“匪帮”。模仿罗马国家制度的天主教会也被宗教改革者视为“恶”而遭到攻击。因为除了上帝之外，在“众生皆罪人”的尘世间，没有任何由“人”组成的机构有资格领导其他人。从洛克的保护私有产权的“有限政府”，到卢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政府”，再到亚当·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为了防范“国家之恶”。
而中华文明对“人之所能”抱有高度信心，即使遭遇治理失败国家离乱，仍然相信“国家之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恶，只要见贤思齐，化性起伪，总能够通过自我改造，建设成一个更好的国家。法家认为，即便人性本恶，只要拥有好的法令制度，也能实现好的政治。在理论上，儒法都强调“国家之善”是通过人的理性和道德可以达到的；在实践上，儒法合流的“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强化了古代中国“好国家乃人力所及”的信念。
▍ 东方专制主义之辩
吕思勉说，“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
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戴靶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
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大师们，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人去过中国，没人看得懂中文，没人研究过中国历史，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
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体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体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不是为了当包税人，而是追求家国天下的“士大夫”精神。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与军队、与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倾听过中国。
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我们工业化的成功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与“东方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檬》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童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也有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扩充海军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他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几年后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说中国古代的“专制”也有“开明”之处，儒家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