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帝国时代，为什么流行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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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的内容是与现实对立的回忆，对这种回忆的建构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对同一文化身份群体的寻找和认同。通过这种回忆和重构，人们跨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将再造的传统变成未来的动力。
唐纳德A.的《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的插图。麦肯齐，1915。
“救赎的秘密就是记忆。遗忘会延长放逐。”
——贝什特（Ba’al Shem Tov，18世纪东欧犹太教哈西德派创始人）
《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人类历史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史诗歌颂的英雄吉尔伽美什是“三分之二神、三分之一人”的完美结合。他起初是一个欺男霸女的无道昏君，得到好友恩启都后，两人开始实施旨在留名后世的种种冒险壮举。痛失挚友后，吉尔伽美什放弃王权，独自踏上寻求永生之路，历经千难万险，见到获得永生的远古先王。
这位远古智者娓娓道来的“洪水故事”，使充满幻想的吉尔伽美什回归现实，重振王道，成为古代君王典范。史诗情节连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更有现世与冥世通联，人与神直接面对，想象丰富，说理深刻，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语言朴实、形象、优美。今之读者，读之恍若现代杰作，一种古今兴感、若合一契的感慨油然而生。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流传数千年，对后世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众多的抄本，也传播到小亚的赫梯和地中海东岸，开创以经典文本凝聚和传承文化的先河。
《吉尔伽美什史诗》与《荷马史诗》一样，是古代地中海地区超越国家和政治的文化纽带。以公元前2900年的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为原型的故事有着悠久的口传历史，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形成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古巴比伦时期有了史诗形式的版本，最终在公元前1300年发展为写在12块泥板上的标准版本的长篇史诗。在这个几千年的流传、发展过程中，大洪水的故事、追求永生等母题凝聚了人类最早的文化记忆，各个时代的不同版本也反映了在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为留存传统而做的努力、顺应时势再造传统的尝试。
一百多年来，随着古文字解读的成功、亚述学的创立，学者们对《吉尔伽美什史诗》不同抄本的寻找、考证、解读，是又一段传承和再造经典的历史。目前已经有二十多种现代语言的译本。2021年最新中文版本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国内首次从楔形文字原文译出，并集中体现欧美学者一个多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成果的力作。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起步不到半个世纪，就不断出现前沿的研究成果，这是古代经典的现代回响，更是古老文明之间的对话。
《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的版本出现于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800年），标准版（即拱玉书译本所依据的版本）出现于公元前1300年，早于西方经典《荷马史诗》六七百年。作为人类文明的源头，两河流域文明与埃及文明是同步发展的，为何这种经典出现在两河流域？这并非偶然。下面我们从早期高级文化的不同特色、帝国时代的文化政策、英雄史诗的特定历史背景三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伊利亚特》
[古希腊]荷马著，陈中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8月版。
▌早期国家的高级文化：坟墓是文学的摇篮
早期国家的起源伴随着高级文化的出现，其主体打造者是服务于王室的贵族阶层，主要过程是在整合地方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的艺术法则和经典主体，以文字、艺术品、建筑等多种形式表达。这类作品是意识形态的浓缩和符号化表达，它们是功能性、仪式性的，基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化的世界，而不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它们所展现的历史就象许多人共同参与的宗教戏剧，历史事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宗教活动的强化，人物有固定的角色，事件也像宗教仪式那样有着固定的作用。
高级文化是青铜时代文明的主要特色，它的标志是为贵族阶层和宗教信仰的目的而生产和消费特定的奢侈品、举办以王权为核心的各种仪式活动，服务政治，凝聚人心，起到社会稳定剂的作用。高级文化的辨识度非常高，垄断高级知识、有特定的文学形式和艺术建筑风格。与后世精英文化的区别在于，古代的高级文化具备绝对权威，在横向扩展到其他地区，纵向收编民间文化。古埃及的金字塔、神庙，两河流域的法典、城市等，都是高级文化的形态。
作为青铜时代的主要文明，由于地理环境和早期发展途径的不同，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高级文化性质相同，却有着不同的特色，埃及的高级文化主要是纵向发展的，社会财富按照政治程序而集中和分配，美索不达米亚则是以生产技术和贸易的发展、战争来聚集社会财富从而获得政治权力。因此，将社会财富用于表达秩序及合法性的方式也不同。
从高级文化的表现形式上，埃及有一种等级序列，即视觉艺术高于解释性的文字，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补充。视觉艺术本身就是礼法制度的重要部分，只有国王有资格建造金字塔，因此自古王国金字塔时代以后，国王和贵族在墓制上就有了严格的等级分化，甚至法老及神的形象都不能出现在贵族墓室壁画中，贵族只能用国王赐予自己的头衔和“自传”铭文来彰显自己与法老的关系，叙述体的文学由此产生。在埃及，坟墓是文学的摇篮。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高级文化中，文字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艺术与建筑并不是主要的表现方式。从产生之时起，文字就不仅仅是经济管理的工具，同时也是把传统文化再造和标准化、编订一系列百科辞书过程中的关键手段，如早在公元前4千年代末乌鲁克IV出土的“人表”，已经列出乌鲁克的居民百余种职业。苏美尔城邦时代的“城邦印”，刻写着各个城市的名称，它们可能是政治或者经济同盟，但也反映了分裂的政治格局中文化的融合一体化。
苏美尔城邦时代之后，闪米特各游牧民族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但苏美尔文化一直是融合后来文化的核心，苏美尔语也一直被学习和传承。到古巴比伦王国时期，融合了苏美尔文化的阿卡德文化成为新的核心。在政权和民族的频繁更迭中，超越政治的文化纽带一直以文字为核心发生着融合。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着发达的学校教育，除了传承知识之外，也承载着整理保存文化传统的职责，核心文献常被抄写和背诵，最后成为经典之作，拥有了规范和定型的价值。在此发展过程中，书吏学校扮演了重要角色，为这些文献的抄写、传播和保存提供了机构性的保障。
把文本的传承视为有法律和合同的效应，这是巴比伦文化的首创，这里有着历史悠久的法律传统，法律领域的原则扩展到书写文化中，并成为核心原则。而一系列法律、医学、天文、数学文献的不断正典化，也使得这里成为科学、理性最早的摇篮，并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希腊罗马文化。
提尔蒙，《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永生之地。
▌帝国时代的文化政策：寻书、搜书、抄书与典范的形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铁器时代帝国的发展，使得地中海地区在经济和文化流域都进入了一个世界体系。帝国的出现，使得文字及文化机构成为凝聚文化记忆的新载体。公元前一千纪，亚述帝国最早开始建立接近现代意义的图书馆，不同于以前的王室档案或者文献收藏，这种新型图书馆收藏被征服的巴比伦地区各种传统文献。亚述人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从文化上讲，那里处于边缘地区。
当亚述人最终征服了巴比伦地区之后，面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亚述人将政治野心转化为发展文化的动力，他们创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图书馆，收集、储存和保藏他们能够得到的所有文献，之前的图书馆更类似档案馆和资料馆，亚述图书馆则是集大成式的，不仅有专门知识方面的文献，还囊括了巴比伦各地区方方面面的文化典籍。亚述巴尼帕（Assurbanipal）的王宫图书馆收藏了5000至10000块泥板，总共有约1500篇文献（“书”）。这些泥板是有计划地收集、编辑、注释和校订的，标准版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就是此时编订的。而且亚述图书馆是王宫中一个独立的建筑，有专门的存放泥板的木架。
波斯帝国也采取同样的文化政策，最典型的例子是大流士一世任命埃及祭司乌扎霍瑞斯奈特恢复和重建埃及的藏书机构。亚历山大图书馆更是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经典进行收集、编纂、分类和正典化。代理人游历整个地中海世界来寻找新书，进入亚历山大港的每一艘船都被搜查，有纸草卷轴必须交出，送到图书馆抄写，有时交了高额押金就不再归还。此外还有专人翻译，最著名的是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七十位学者将希伯来语圣经译成希腊文，即“七十士译本”。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书籍，总数在约70万份卷轴。同时期的帕伽马图书馆藏书，也多达20万卷。
在亚述图书馆，还出现了最早的标注作者身份的文学目录，罗列了几十个阿卡德语文学作品的名称。在这个目录中，《吉尔伽美什史诗》被称作“吉尔伽美什系列”。早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图书馆中就有了叫做“文学目录”的文献，取文学作品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单词或者第一个词组作为该作品的标题，再将这些标题按照泥板的实际排列顺序书写在泥板上。按照这个惯例，古巴比伦版本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古代名称是“超越万王”，标准版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古代名称是“见过深海之人”。
源起于亚述图书馆的目录学，为亚历山大图书馆所继承。著名诗人、语法学家的目录就有120本书。目录中除了作者名字和作品标题，还包括作者生平、文学史的信息和作品的开头。作者又被细分为不同类型：诗人（史诗诗人、抒情诗人和悲剧家）；散文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修辞学家），专业作家（医生、数学家、地理学家、厨师，等等）。各个种类中的作家按字母顺序列出。在这一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是亚述帝国创建的图书馆类型的延续，它们不仅是系统收集能够得到的全部手稿，进行分类、编目和语言学研究，而且还以此来彰显帝国的荣耀，在融合帝国境内各地文化的基础上塑造自己的伟大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不再是封闭和垄断的，而是以精心打造的典范之作昭示天下。在这个打造传统的过程中，以往的典籍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即有标准的形式，逐渐朝经典化发展。
《吉尔伽美什史诗》是最早的英雄史诗。
▌英雄及其史诗：将再造的传统变成未来的动力
从内容上看，《吉尔伽美什史诗》是最早的英雄史诗。在公元前1500后城邦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英雄史诗成为凝聚文化记忆、塑造文化身份的经典。除《吉尔伽美什史诗》之外，希腊的《荷马史诗》及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是典型的代表。史诗多出现于城邦类型的国家，有悠久的口传历史，是游牧民族迁徙后过渡到城市文明过程中的产物。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故事原型是乌鲁克的国王吉尔伽美什，史诗讲述他与好友恩奇都一起历险，在好友去世后历经艰险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苏美尔语诸版本始于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阿卡德语诸版本始于古巴比伦时期，到公元前1000年的新巴比伦时期形成标准版，故事情节巧妙地安排在12块泥板上，每块泥板的最后几行在下一块泥板上都重复出现。如奥德赛一样，史诗的开头是一段概括全篇的综述。之后讲述吉尔伽美什史诗与恩奇都的相识，两英雄一起打败雪松林怪兽洪巴巴，杀死天牛、触怒众神，恩奇都之死，寻找长生草等传奇。除了英雄的高贵血统所决定的优秀、勇敢、尚武、重视友情等特质外，故事以主人公的视角展开人与神的矛盾、人与命运的关系、对死亡的认识，其中对死后世界的描述，以及吉尔伽美什与恩奇都灵魂的对话，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死亡的理性觉知。主人公最终将战胜死亡的希望寄托在建功立业、名垂千古，在社会记忆中求得永存。
荷马史诗中强调英雄的优秀和个人主义的荣誉。英雄被称作aristos，有“最好的”之意。英雄一词用在人名前显示其尊贵，如英雄帕特罗克洛斯、英雄马卡昂、英雄赫克托耳等。优秀是荣誉的根基，与优秀分不开的是英雄对荣誉的追求，荣誉就是英雄的身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英雄为了荣誉可以不计得失、不顾公义、不惜代价，更不管是否犯了众怒。即使死亡与命运不可战胜，个人荣誉也可以在抗争中彰显。荷马笔下的英雄性格迥异，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和维护自己的荣誉，生命有目的才有意义，这种贵族式的英雄理想贯穿始终，流芳百世是荷马英雄们实现永恒之路。
《罗摩衍那》据传是蚁蛭所做，目前统一的版本为一万九千颂。讲述罗摩与悉多的爱情故事，罗摩让出王位后，妻子悉多又被魔王抢走，在猴王哈奴曼的帮助下，战胜魔王，与悉多团聚。《摩诃婆罗多》共八万余颂，讲述俱卢族与般度族争斗的故事，持国有一百个儿子，其兄弟般度有五个儿子，各持一半国土，但持国长子难敌以掷筛子的方式赢得了般度族的所有国土，而且将五王子流放森林十二年。归来后的般度王子与俱卢族血战，虽然最终获胜，但双方两败俱伤。史诗以般度王子阿周那的视角，用大量的篇幅描述同族相残的残酷，以及经历者的矛盾和痛苦心理。婆罗门劝说阿周那，战争是刹帝利的责任，生命有限，灵魂不灭，为了法和达摩，每人都要尽自己的义务。
克莱默曾提出，《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早期历史，正如《荷马史诗》反映的是迈锡尼时代，《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反映了雅利安人迁徙并形成种姓制度的过程。那些是所谓的历史上的英雄时代。
英雄时代崇尚的优秀品质有高贵的出身、尚武的特质、勇敢的性格，对荣誉的追求贯穿英雄的历险故事中。在《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开篇，就描述他“三分之一是人，三分之二是神”、“身材魁梧，完美无瑕”。史诗中吉尔伽美什对荣誉的追求处处可见。冒险前往雪松林的目的是要青史留名，当恩奇都劝阻他时，吉尔伽美什表示：能让人成名的地方，定要前往；不能让人成名的地方，要像神一样出名。史诗的最后，仙草丢失，永生无望，吉尔伽美什回到乌鲁克，把乌鲁克建造得固若金汤，用乌鲁克的城墙让后世人记住他的名字，公元前18世纪的一个国王就把乌鲁克城墙称作“吉尔伽美什之作”。史诗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登上乌鲁克城墙，绕墙转一转。仔细看看那台基，好好看看那些砖，瞧瞧其砖是否炉火所炼，看看其基石是否七贤所奠”。
《奥德赛》
[古希腊]荷马著，陈中梅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8月版
英雄史诗的另一个主旋律，是明知命运不可战胜却仍然抗争到底。恩奇都之死让吉尔伽美什体会到死亡不可抗拒的震撼，他历尽艰难寻找长生草，是不甘心命运的安排。而最终失去长生草之后，又回到乌鲁克建功立业，以留名在人们记忆中的方式实现永生。阿喀琉斯也是在好友帕托克鲁斯之死时直面死亡和命运，他本可以重返故乡直至终老，但他最终选择回到战场，消灭了赫克托和特洛伊，作为复仇的代价，阿喀琉斯接受了自己死亡的命运。不管是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还是为荣誉而死，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都是实现了对命运的超越。
作为数代人口口相传的经典，这些史诗承载的是遥远过去的文化记忆，而非是历史现实。史诗的内容是与现实对立的回忆，对这种回忆的建构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对同一文化身份群体的寻找和认同。这些史诗都完成于城邦形成时期，游牧民族从广阔空间逐水草而生的状态，过渡到狭小密集的城市生活，松散的社会成为紧密的社会，松散社会中那种骑士贵族的个人英雄主义、争强好胜、追求荣誉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成为了过去，人们分散在各地新的城邦家园中，以诗歌给那个时代的尾声立下纪念碑。行吟诗人浪迹四方，到处还可看见当年英雄们出没之处的断壁残垣，夕阳下的废墟，给诗人的创作增添了生动的细节。通过这种回忆和重构，人们跨越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将再造的传统变成未来的动力。史诗一旦成为经典，人们通过各种节日、仪式、竞赛等活动演绎它们，融合了各种促进一体化的力量，最终形成了一个有着固定根基的文化大传统。
在沉寂千年之后，现代学者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寻找、解读、整理和研究，成就了一段新的传奇。1872年首次发现洪水泥板的史密斯（G. Smith）三次前往伊拉克，购买和发掘了数千块泥板，在第三次前往伊拉克时，病故途中。其后，英国学者乔治（A. George）、德国学者毛尔（S. Maul）数十年来搜集各种版本，潜心研究，发表了已知所有泥板的摹本、音译和翻译。而拱玉书的中文版译注，则吸收了两位权威的所有成果，从古文字直接译出。更值得一提的是，拱玉书的这个译本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字斟句酌，不仅力求信达雅，而且以押韵的文体译出，这是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深刻理解。
作为流传数千年、有着悠久口头流传历史的经典，这部史诗在古代极有可能是听众多于读者的，其中的韵味和内涵，一定是在诵读中体会的。正如史诗开篇所说：“请开启秘密之门，请拿起青金石版，高声朗读，吉尔伽美什经历的所有困难。”吉尔伽美什在人们的记忆中实现了永生，而在同样是古老文明的中国，亚述学家拱玉书也用他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实现了与古老文明的对话。